为人母难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年轻女性的母职实践、困境与调适

编者按

《当代青年研究》编辑部于2023年上半年开展了2022年度好文章评选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朋友的积极响应。经过指标初选、专家复审和读者投票环节，最终评选出了五篇获奖论文。现将获奖论文进行全文推送。今天推送的是一等奖论文《为人母难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年轻女性的母职实践、困境与调适》，作者班涛、张茸。

╱ 摘要 ╱

作为近年来的热点议题，母职研究将视线转向较少被关注的普通农村劳动家庭。基于对下一代照料与教养的重视，选择回归家庭当个好妈妈的农村年轻女性增多。研究发现，农村年轻女性形成“拟中产化”的母职实践，体现在养育物质投入增加、情感陪伴增多与教养方式转变上。农村年轻女性母职认同的形塑逻辑在于 ：现代中产的科学育儿理念借助信息网络媒介的渗入，加上孩子中心主义的养育伦理、就业市场中的文凭竞争与熟人社会中的面子比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家庭面临家庭资本与结构的多重劣势，年轻女性在母职认同与实践上存在张力，导致陷入个体依附性增强、自我实现受阻和家庭关系紧张等母职风险。对此，农村年轻女性通过参与非正式就业机会、建构朋友圈和推动男性参与等策略来应对，从而实现对个体自我与家庭整体利益得以兼顾的母职调适与再造。

╱关键词 ╱

农村年轻女性 ；母职实践 ；母职认同 ；“拟中产化”；母职调适

一、研究的缘起

近来大火的电视剧《小舍得》很形象地展示了城市中产家庭家长对养育孩子的密集投入和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所产生的心理焦虑。“鸡娃”“牛娃”“教育内卷”成为当下的热词，这反映出中国家长对下一代养育愈益重视。事实上，这不仅体现在城市中产家庭上，农村家庭同样如此，后者的重视表现为农村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在生育下一代后，选择在家照料与养育孩子的比例不断增多，传统的隔代养育模式越来越被舍弃。对农村年轻女性而言，她们很在意如何做好母亲这一角色，希望成为成功母亲，对母亲角色的定位与期待颇高，由此，母职实践构成她们生活的关键与重心。这些初为人母的农村年轻女性焦虑怎样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抚育和照料条件，教养好下一代。因而，探讨农村年轻女性的母职问题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分析机制与框架亦具有理论意义。

母职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概念与理论视角对国内的母职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既有的母职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探讨何为母职。母职的内涵可分为生养与教养两个层面，前者关注的是母职中女性的怀孕过程、母乳喂养等本能性的生养方面内容，后者更多关注的是女性在教养与教育下一代中的主体实践。国内有研究者探讨了城市女性在产前检查与母乳喂养中的母职体验，指出了现代科学育儿话语、健康话语与医疗技术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干预，进而对女性主体性产生影响。然而，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教养与教育层面的母职实践，这构成了母职研究内容的焦点，由此发展出一系列概念，如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拼妈、全能妈妈与超级妈妈等。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教养与教育层面的母职成为焦点有其现实意义，本文所考察的母职实践主要也是这一层面。

其次，分析特定群体的母职及其运作逻辑。这是母职研究的主体内容。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中产家庭，美国学者莎朗·海斯提出密集母职概念，内涵是主张母职实践必须是在时间和劳动上高度密集、情感上高度投入、以孩子为中心、花费昂贵并听从专家指导的过程。密集母职的概念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应用，陶艳兰提出，城市女性的母亲角色与形象被塑造为儿童首要且最佳的养育者，并要求全身心投入照顾孩子，以及在专业的育儿指导下让自己成为真正的育儿专家；与此同时，她们还被塑造成能够平衡工作与家庭的超级妈妈，通过高效的时间管理让自己成为能够从容应对工作与育儿双重压力的完美母亲。有学者将城市中产家庭的母职概括为集“科学的妈妈”“懂得孩子的妈妈”“超级妈妈”于一身的多面手，这表明，在“孩子至上主义”的文化氛围下，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育儿方式对母职提出了高期待，女性只得使出浑身解数。金一虹指出，当前城市中产家庭的教育拼妈现象折射出教育在母职权重中的增强，母亲角色向孩子的学业延伸，由此全能妈妈的色彩进一步凸显。杨可将城市家庭的母职实践称为母职的经纪人化，即以“教育经纪人”式的职业化标准来追求子女在教育市场中的经营业绩，从而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

再次，关注母职的困境与再造。西方学者将承担母职所造成的女性职业地位与工资率损失称之为母职惩罚。国内研究者通过数据统计分析证实，生育对女性工资率具有负向影响且强度不断加大。李芳英提出，母职困境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表现在女性在家庭中扮演“操心者”的角色而形成的精神负载。由于社会对母职规范提出的要求很高，导致女性易陷入母职焦虑，从而心理处于紧张状态。项飚将母职困境概括为母职内卷，即陷入一个高度消耗精力的陀螺式的死循环，其背后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机制。除此之外，女性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在自我与家庭之间有张力时而不得不作出牺牲。在母职运作中所遭遇的困境，女性并非完全被动地承载，而是能动地调适与再造，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扩展母职和集体养育的概念，即借助市场或家庭其他成员力量来共同完成母职的新模式。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家人母职或团队母职的概念，这就要求男性与老人参与进来，一方面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有助于更好地养育下一代，另一方面还能让女性达到自我与家庭的平衡，为自我实现提供条件。

最后，在研究视角上主要从女性主义与性别主义角度展开分析。在生物性母职上，女性主义认为，现代医疗技术的过度干预使孕妇自身的身体经验被不断贬低，屈从于医学话语的建构，怀孕的身体被医学凝视为客体化并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这体现出女性丧失对身体与生育的控制权。西方学者里奇指出，男性试图通过分娩的医疗化及在如何“正确地”养育孩子方面充当权威来控制在孩子生养问题上的话语权，正是男性专家的接管使得女性对这一过程越来越疏离，从而削弱了她们在母职方面的权威。在社会性母职实践上，女性主义认为，在母职意识形态与母职规范的塑造背后，都有着男权与父权制的印记，女性异化为被动的无主体性的主体。性别主义认为，在父职缺位的情况下却对母职提出高要求，这是典型的性别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还体现在女性在此过程中面临母职惩罚，但男性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此外，女性所承载的精神负载与心理压力也要明显大于男性。与早期女性主义将女性个体置于与家庭相对立的位置不同，后期女性主义提出女性有着能动性，女性在投入母职实践中能够以获得成就感作为辛勤付出的反馈，同时她们还会积极将男性拉入进来并借助其他力量对母职予以再造。

既有的母职研究提出的分析逻辑、框架与视角对本文有着很大启发，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不足。首先，关注的主要是城市中产家庭，忽略了对广大农村家庭的母职问题探讨。零星的研究注意到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及困境，形成了养娃又养家的陀螺模式，她们处于要兼顾“做工人”“做妻子”“做家长”三重角色的结构中。肖索未考察了进城的家政女工的母职实践指出，通过现代通信手段进行“远程照料”，而且通过“阶段性迁移”来弥合母职认知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总体上，既有研究对占据多数的农村普通劳动家庭的母职问题关注不多，这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因为农村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对如何照料与教养好下一代越来越关注。本文所要拓展的地方即在于转向对农村劳动家庭的母职问题进行探讨。然而，城市与农村两类家庭并不是无关联的，既有的关于城市中产家庭母职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农村劳动家庭母职问题很有助益。其次，理解中国农村家庭的母职问题需要嵌入我们的文化伦理体系中，农村年轻女性与西方现代女性有着很大不同，直接引用个体化的女性主义与性别主义视角无法很好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现在农村女性与传统女性又有着很大不同，她们明显受到现代化观念的影响，生成了一定的自我意识。本文研究视角的拓展在于：将农村劳动家庭年轻女性母职问题置于新家庭主义的视角下，一方面理解女性回归家庭承担母职的动力，另一方面揭示出女性所具有的能动性。新家庭主义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区别于一味强调家庭高于个人的传统家庭主义，它具有将个体权利和家庭责任相结合的独特性，尽力达成家庭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新家庭主义属于整体主义的研究视角，其中个体与家庭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相反是互相嵌入的关系，个体在秉持家庭本位的同时，力争实现自我。在此基础上，本文的分析思路是：指出在“好妈妈”的认同下，农村劳动家庭年轻女性形成了“拟中产化”的母职实践；在家庭处于多重劣势下，农村劳动家庭实现高标准的母职认同与母职实践存在困难；分析在这一类型家庭母职认同与实践遭遇风险的情况下，女性如何能动地应对以实现母职的重构与再造。

本文所指的农村劳动家庭指的是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普通劳动家庭，这一类型家庭占据了农村大多数的家庭。从职业结构来看，农村劳动家庭所从事的职业区别于城市中产家庭的脑力型职业，前者获取收入的方式主要依靠的是体力，要想获得更高收入，对劳动家庭而言，就需要延长劳动时间或者从事劳动强度更强与风险更高的职业。与之相应的是，农村劳动家庭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进而使得这一类型家庭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二、“拟中产化”母职实践与认同形塑机制

在乡村社会趋于流动与务工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家庭能够接触现代观念，农村年轻女性在结婚前多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加上网络信息传播的快捷便利，现代城市文化观念向农村家庭的渗入不断增强，这对农村劳动家庭女性的母职认同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一）“拟中产化”母职实践

从下一代抚育与照料的密集投入、注重陪伴、教养方式的沟通协商化维度，可将农村劳动家庭女性的母职认同与实践逻辑概括为“拟中产化”，即趋近城市中产家庭的母职模式。

1. 抚育与照料上的物质投入增加

传统时期的农村家庭在务工经济尚未兴起的情况下主要以务农维持生活，资源不足使得在抚育与照料下一代上投入有限，父母给孩子提供的生活条件是底线水平，不少农村的“80后”“90后”父母在孩提时都经历过一段困窘期。由于农业生产机械化尚未普及，加上孩子数量较多，父母抚育与照料的精心与精细程度不高，父母对“80后”“90后”是放养的，这与美国学者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揭示的底层家庭由于无暇顾及而奉行自然成长模式相类似。

当农村的“80后”“90后”做了父母后，他们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希望能给孩子最好的条件。首先，这体现在他们像城市家庭一样推崇科学育儿理念和方法，例如，尽力给孩子进行母乳喂养，这样能让孩子少生病；尽量给孩子兜尿不湿，而不是很小的时候就把尿；不再嚼碎了喂给孩子吃而是鼓励孩子自己吃饭。农村女性之所以奉行现代科学育儿理念，是因为认为这有利于孩子健康。新的科学话语使原有的传统抚育观念遭到否定，而老人多秉持传统抚育观念，这是很多女性越来越倾向于自己带孩子的原因。其次，在育儿过程中现在农村家庭对孩子的经济投入大大增加，在孩子断奶后奶粉会尽量选好些的，孩子的吃穿用也会选择好一些的，这折射出年轻父母的补偿心理，由于他们在童年时很多想要的东西没能得到，因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像自己那样。因此，现在农村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家长普遍秉持“富养”的逻辑，这种养育逻辑在相互间的比较竞争下还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心理是“你能给孩子提供好条件，为什么我不可以”。在调研中，不少女性谈到会经常带孩子逛超市，给孩子买喜欢吃的，零食水果都会保证，在衣服鞋子上虽然做不到买很贵的品牌，但会给孩子买各种式样的新衣服新鞋子。据妈妈们统计，养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支出不低于每月1000元。此外，农村年轻父母还会带孩子到城里的游乐场玩和到周边好玩的地方旅游。待孩子上学后，一些家庭还会给孩子报兴趣班与课外辅导班，这些兴趣班与辅导班多在镇上，为此家庭不仅要投入经济，母亲还要负责接送。等到孩子再大些上了初中后，一部分家庭会选择将孩子送到县城上学或送到私立学校就读，无论是母亲在县城陪读所产生的生活开支还是交给私立学校的学费，都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例如，在H省M市，当地最好的私立中学一年的费用在3~4万元，而且还要通过各种考试选拔才有机会上。在一些地方，农民家庭为了能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条件，不少妈妈选择从孩子上幼儿园时就去县城陪读，这就进一步拉长了农村家庭对下一代教育投入的周期，相应的资源投入自然增加。

2. 注重亲子陪伴与亲密情感互动

农村的“80后”“90后”认为，他们的父母小时候对他们的陪伴是比较少的，因而感觉自己孩提时是缺爱的，他们很希望能得到父母的关爱，但父母一方面顾不上，另一方面传统教养观念对陪伴不重视。在年轻人成为父母后，他们想给孩子尽可能多的陪伴，陪伴意味着父母为子女投入更多的时间，这是女性选择在家而不是继续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此外，农村家庭女性对陪伴的重视还受到了现代观念的影响，现代科学育儿理念很注重家长对孩子的陪伴，这也为中产家庭所青睐。拉鲁指出，美国中产家庭是围着孩子转的，父母的空闲时间多用来陪着孩子参加各种活动。相关研究试图证实家长陪伴与孩子成长的紧密关联，这包括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展两个层面。农村女性对现代科学育儿观念表示认同，她们认为，对孩子的陪伴有助于增强孩子的安全感，在陪伴的过程中能让她们对自己的孩子更了解，从而拉近与孩子的距离，更好地与孩子互动。陪伴的形式多样，女性会给她们的孩子讲故事、唱儿歌和一起做游戏，此外女性还会带孩子到户外活动，在男性回家后女性还会拉着男性一起开展亲子活动。在调研中，不少母亲都谈到她们的孩子很粘着她们，无论她们做什么，孩子都是寸步不离地跟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注重陪伴所带来的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与亲子关系亲密。

3. 教养方式的沟通协商化

不少“80后”“90后”在孩提时都遭到过父母的体罚，这反映出奉行“棍棒底下出人才”的威权式教养方式。此外，在教养过程中，父母不会与孩子协商，不尊重他们的想法，而是径直下命令要求孩子服从，由此形成的亲子关系是不平等的，父母处于主导性的强势地位，孩子则是被动地服从。有研究者将传统农村教养方式称之为专制型，父母尤其是男性家长行使着专断权威，这种权威是凭借“先赋性”身份获得的，由此形成的家庭氛围是非民主的。传统的教养方式与现代科学育儿理念很不契合，这一教养方式会压制孩子的内心世界，导致孩子性格被动顺从，自主性与主体性不足。而“80后”“90后”普遍持现代教养理念，尊重孩子内心想法，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朋友，在遇到问题时通过沟通协商解决问题，即使孩子犯了错误，他们对孩子的惩戒也更多地采用柔性方式。拉鲁在分析美国中产家庭的教养方式时指出协商培养的重要性，孩子被当成与成年人平等的人与之进行交往互动，在此过程中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自信心与应对环境的能力，这对孩子以后进入就业市场有帮助。

中产化的教养方式对农村女性有着很大影响，她们普遍舍弃了教养中的打骂方式，而是与孩子讲道理。在她们看来，打骂一方面会损伤孩子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会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教养方式的沟通协商建立在父母与孩子是平等主体的基础上，父母的权威依托于所讲的道理能够为孩子接受，两者在日常生活中是平等的朋友关系，父与子近似亲密的兄弟、哥们，这样父母讲道理时才更容易走进孩子的心里，从而为孩子所认同。为了能与孩子做朋友，女性会经常与孩子谈心，在聊天时孩子不仅可以谈自己的困惑，还可以谈对彼此的评价，指出母亲的不足之处。此外，女性还会学习基本的儿童发展心理学知识，对孩子的几个重要的性格叛逆期提前作出应对，她们不会像传统父母那样，上来给孩子的叛逆简单贴上不懂事、不听话的负面标签，而是试着去理解、去倾听。女性学习科学育儿知识越来越依赖现代信息网络如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同时女性之间还会相互交流探讨。在孩子出现厌学等情绪时，现在家长对孩子的处理方式更多通过间接的柔性方式。例如，在A省H市，一位女性的小女儿上小学五年级，学习不认真，经常晚上看小说，看到很晚，该妇女在屡次劝说没有奏效的情况下，将孩子喊到自己家前面的服装厂，让她跟着自己在里面做了两个月的暑期工，实地体验打工的辛苦。自此之后，小女儿的学习态度有了明显好转，学习成绩也提高不少。

（二）母职认同的形塑机制

农村劳动家庭女性母职实践的“拟中产化”运作的生成在于受到高标准好妈妈的母职认同影响。当前，社会、家庭与女性自身都对农村母职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她们想做个好母亲、成功母亲，她们不再安于简单的底线照料，而是实现更高层次的抚育与教养。因此，与传统维持型的母职不同，现在母职属于发展型。然而好妈妈具体有哪些标准，由谁来制定标准，话语权掌握在不同主体手中，相应地，母职运作与发展方向就会出现差异，当前农村女性所追求的好妈妈认同是由资本、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力量共同形塑的。

1. 孩子中心主义的养育伦理

对下一代的精心照料和教养投入背后，都体现了“以孩子为中心”的孩子至上主义。对孩子好被简化为给予最好的条件与最多的陪伴，现代科学育儿理念对家庭的时间与经济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一套符合中产家庭需求的话语，然而这套话语日益占据主导，各种微信公众号和育儿App等媒介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话语的传播，由此不断向农村家庭渗入。这一套话语强化了父母的无限责任，成为新的家庭伦理，不关注是否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只要父母未能尽力对下一代进行照料与密集投入，就意味着对孩子是有亏。在现代科学育儿话语下，好妈妈认同要求农村女性作出很大的牺牲与妥协。在调研中，大部分女性希望继续到外面打工，然而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只能放弃外出务工。女性的牺牲不仅体现在不能外出务工上，还体现在自我实现上。年轻女性在婚前有外出务工经历，她们的自我意识在此过程中形成，而且她们与外界社会保持着紧密互动，回归家庭与农村后，她们的自我实现缺少了渠道，她们的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这与城市中产女性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差别。中产家庭的不少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后，她们会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保留自我层面，并积极与外界社会互动。农村女性回归家庭后，她们与外界的互动减少，与原来的朋友联系减少，生活趋于单一化，一些女性在孩子上学后会感到无事可做，无聊到只能通过看电视、玩手机来打发时间。

2. 育儿话语的资本渗入与助推

中产化的好妈妈标准向农村家庭女性的渗入，得益于现代信息媒介与资本的推波助澜，各种微信公众号与育儿App都会反复地向农村女性推送契合现代科学育儿理念的文章，这背后离不开资本力量的助推。资本之所以有动力，就在于能从中产阶层推崇的科学育儿中获取利益，各种媒介成为资本传播自己话语的工具。资本为了进一步增加利益空间，往往还会打着科学旗号，让家庭为了孩子所谓的各种能力发展买单，而不论是否真的对孩子有帮助，如各种兴趣班、心脑开发课程等。资本通过运用媒介，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等话语技术营造了家长的焦虑，同时还会借助专家的知识权威进一步向家长传递这一套话语，由此形塑出按照这一话语行事的母亲才是好妈妈的教养话语体系与舆论场，原来的放任与自由成长被打上不负责的标签，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农村女性接受资本力量传播的科学育儿观念，具有很大的信息便捷性与可及性，她们通过关注公众号就能了解到；同时，这套话语利用她们为了让下一代过上更好生活的心理，农村家庭愿意为子女尽可能多地付出与投入，这种付出与投入是非理性的，即不计算成本与收入，只要有一线成功机会，做父母的都愿意去尝试。

3. 市场机会的稀缺与文凭社会

农村女性对下一代积极教养与教育投入这一点，体现在有一些地方出现陪读向幼儿园与小学阶段延伸，同时，就业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也是强化农村家庭教育投入的关键因素。市场经济发展到当前，社会分工日益成熟，已不像市场经济早期留给个人不少淘金机会，就业愈益饱和，现代机器的运用对体力型劳动从业者进行了更替，没有一技之长愈加难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立足。当前优质的就业机会日益稀缺，要想获得体面就业机会，学历是基础条件，在文凭社会中教育竞争日趋增强是在所难免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能力的发展。为此，女性就要努力教养好下一代，提前陪读自然是合理的。农村家庭通过让女性回家照料与陪读，进行教育投入，以此让下一代能借助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他们对阶层固化与阶层地位再生产所带来的贫困代际传递很焦虑，教育给了他们走出这一困境的希望，他们知道现代社会竞争不仅需要文凭，还需要其他能力，只有具有综合能力才能确保占据优势，为此就不仅在教育上投入，还在教养下一代上用心，这些都对母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达到这些要求才意味着是个好妈妈。

4. 熟人社会中的比较与面子竞争

在参照城市中产家庭标准的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家庭好妈妈与成功妈妈认同，通过熟人社会中的竞争比较得以进一步向农村女性渗入，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与周边人相比是优秀的。熟人社会中的竞争比较渗入性强，关键是面对面的可视化与日常生活频繁互动，处于这一结构下的竞争比较使得个体无法逃脱。熟人社会的竞争比较对象不仅是同处于村庄社会中的同类群体，还有那些走出去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等。例如，在A省F市，一位女性受嫁到上海并定居的表妹邀请，在暑假带孩子到上海游玩，表妹将两家孩子带到科技馆玩，自己的孩子将八大行星误认为漂亮的彩球而闹了大笑话，表妹的孩子却对八大行星名称很清楚，这让该女性受到很大震动，她清晰地感受到下一代之间的差距。同样，一位村民谈到为何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城里私立学校就读时，就表示是受到本村考出去人的影响，这位考出去的成功人士提到自己的孩子在城市上各种辅导班、兴趣班，这让该村民觉得同样是父母，别人能做得到，为何我做不到。近年来，农村兴起的陪读与送孩子到城里学校读书，与熟人社会的竞争有很大关系。在父母看来，这关系到自己的面子，大家都拼命为了面子而争一口气，既然你能送得起，为什么我送不起，由此引发农村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竞争。

三、母职风险与生成逻辑

农村女性母职实践的“拟中产化”意味着对母职认同的标准偏高，农村劳动家庭女性母职实践的“拟中产化”运作，意味着所追求的母职认同是达到理想中城市中产家庭的好妈妈标准，然而，做个好妈妈要求家庭具有各种优势才有可能实现。与城市中产家庭具有优势不同，农村家庭面临多重劣势，女性普遍感受到好妈妈难当，母职实践只能处于“拟中产化”水平，达不到城市中产家庭高度，理想中的母职标准与现实实践有着不小的差距。

（一）母职风险

1. 女性回归家庭与自我实现的张力

农村女性在婚前务工经历过程中形成自我意识，她们对自我价值有着追求，当放弃外出务工、接受照料与教养下一代的家庭性别分工时，意味着重心放在孩子身上，生活开始围着孩子转，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小的牺牲。虽然女性愿意为了家庭作出牺牲和妥协，但不意味着她们要完全放弃自我，她们所秉持的理念是新家庭主义，即在家庭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达成有效平衡，她们在做好母职的同时，还希望能有自己的生活。然而，农村女性母职实践的“拟中产化”逻辑意味着她们要高度卷入孩子的照料与教养中，在此过程中她们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无力也无暇为自己留有一定空间。很多女性形容自己每天就像个陀螺一样，要一直不停歇地转，母职劳动完全不是男性所想象的只是带孩子那么简单。母职的精细化与科学化都对农村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们要不断学习和反复摸索，在此过程中她们要承担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她们很担心在照料与教养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精神处于紧张状态。与城市中产女性还能通过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来保持自我不同，农村家庭女性缺乏这样的渠道，她们的空闲时间更多是通过玩手机、看电视来打发，缺乏能进行自我实现的替代路径。

2. 女性陷入依附性地位

男女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与性别分工秩序紧密相关，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秩序中，女性承担着没有经济价值的照料与教养劳动，她们退出了职业市场，男性成为提供经济来源的主体。女性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这对她们家庭的话语权有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对经济劳动与照料劳动所赋予的价值不同，经济劳动的重要性明显强于照料劳动，很多男性认为女性照料与教育儿子是辛苦的，但并不难做，而自己在外挣钱更累，对家庭所作的贡献也更大，由此形成男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差异。虽然男性会将收入中的部分交给女性用于家庭生活，但女性知道这些钱的用途是既定的，称之为“死钱”，即女性不能自由支配。由于男性通过务工获取的收入有限，女性要省着花、算着花，一些女性面临着男性给的数额偏少、不够维持生活而陷入经济困窘的状态。对在家的农村女性而言，乡村社会的企业数量比较少，加上她们要照顾孩子，企业上下班时间固定的话，她们没办法接送孩子。因此，她们可选择的就业机会比较窄，难以兼顾工作与家庭，在“以孩子为中心”的原则下，只能优先考虑家庭。经济上的依附性对女性在家庭中的教养主导性造成影响，由于男性作为家庭经济的顶梁柱，使得他们在家庭中拥有话语权，在父职参与不足或丈夫行为对教育孩子起负面作用时，女性即使与男性沟通，男性也不怎么会听。

3. 教养失败风险与夫妻关系紧张

虽然农村女性为了孩子成人与成才做出很大的投入，但很有可能遭到失败，这是难以避免的，真正能成功的比例毕竟是低的，这会带来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的紧张。女性普遍提到，夫妻争吵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孩子。男性认为，既然女性承担了养育职责，那么就应对此负责。当孩子出现各种问题时，男性就会埋怨女性，将孩子教育的不成功归结于女性没尽到责，在他们看来，女性连孩子也带不好是不应该的。男性不会将孩子没教养成功归结为父职参与不足，他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女性，这让女性感觉很不公平、很委屈，由此就会引发争吵。在H省M市调研时，一位女性谈到大儿子因为沉溺于看电视、玩手机导致学习处于班级靠后水平，丈夫对她多次指责，双方最开始经常吵，吵到后来该妇女都懒得吵了。部分家庭因为孩子教育的不成功、夫妻争吵频繁引发了离婚，那些不离婚的家庭也有些陷入形式婚姻境地，夫妻彼此不交流，各做各的事情。女性对家庭关系的理想预期是家庭作为亲密的情感共同体，夫妻一起共担家庭责任，夫妻间的亲密与信任很重要。然而针对教养失败的问题，农村夫妻的互动导致的是反向的效果，夫妻间的亲密信任不断弱化，最后直接走向疏离或家庭解体。

4. 亲子互动的过密化与情感崩溃

农村女性在照料、陪伴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的情感，需要子代的正向情感回应，这是女性很看重的。在女性看来，她们愿意为了孩子辛苦自己，所期待的回报与反馈是对自己投入的认可。然而，在过于紧密的亲子互动中，孩子无形中的话语会让女性时不时地处于情感崩溃的境地。当孩子表示不喜欢妈妈、讨厌与厌烦妈妈时，女性感觉所付出的一切都白费了，她们虽然知道孩子可能只是随口说的，但还是会很伤心。女性之所以会陷入情感崩溃境地，就在于母职实践中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孩子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因而她们会对孩子的评价很在意，当孩子的反馈与她们的预期不相符时，她们就会很受伤。不少农村女性回归家庭后基本不去串门，没有自己的社交圈，她们的生活圈子仅仅是家；同时，由于男性在外务工，回家次数少，夫妻间的情感交流也比较少，因此女性会特别看重与自己孩子的亲密关系。女性对生活上的吃苦能够接受，她们期待的是下一代情感上的反馈，一些女性谈到，自己身体不舒服时孩子给自己做饭，吃完饭后有时帮自己洗碗和主动做下家务，这会让女性感到孩子对自己的体谅和分担，让自己感到很幸福。在女性过生日时，孩子用零花钱给她买个小礼物，通过生活的点点滴滴，女性能体会到孩子很在意自己。在亲子紧密互动中，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叛逆期时，亲子间的摩擦就会增多，当孩子面对妈妈的管教时，容易引发争吵，进而说出比较重的话，这时女性就时不时地陷入情感崩溃，这对女性构成了不小的考验。

（二）母职困境的生成逻辑

1. 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与密集养育投入的难以持续

当前农村家庭普遍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女性主要是照顾家庭，这使家庭劳动力配置不充分，意味着家庭收入主要依靠男性这一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男性为了获取更多收入来支撑对下一代的教养投入，不少都会选择去工地做架子工、钢筋工，这些工作虽然更辛苦，但收入要高于进工厂。在H省M市调研中，一个男性为了能让两个女儿上城市的私立小学，选择去武汉工地做钢筋工，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工地一直不开工，家庭没有了收入来源，导致他一段时间难以入睡，每天凌晨两三点就会醒来，一直在琢磨怎样找到与之前收入水平相当的工作。家庭收入的单一化对女性而言同样过的是捉襟见肘的生活，虽然她们为了孩子舍得花钱，但在自己身上则是尽力节省，很少买新衣服与化妆品，老公交给她们的钱，她们会省着花、算着花。家庭经济的紧张会使农村家庭对孩子的教养投入无法达到真正的高线水平，他们给孩子报的兴趣班与课外辅导班在水平与层次上都与城市中产家庭有着不小的差距。此外，中产家庭给孩子报的游学活动也是农村家庭无法消费得起的。从家庭经济上看，农村劳动家庭与城市中产家庭有着质的区别，后者拥有家庭经济优势，能保证密集化的教养投入。

2. 家庭文化资本不足与难以实现高层次的教养水平

对孩子的陪伴与教养方式的沟通协商化，不仅要求农村家庭家长特别是女性要有时间，更要有文化资本，由此才能实现高质量陪伴与有效教养。农村家庭女性所推崇的现代科学养育与教养知识是由专家系统主导的，对儿童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的掌握等，都需要女性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将科学知识内化并操作以付诸实践。然而，农村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虽然她们能看各种文章，但很难真正理解和消化吸收，她们所掌握的多是浮于表面的东西，这使得在实践中想达到与子女的有效沟通就比较难。农村家庭女性缺乏对这些信息的筛选和识别能力，她们无从分辨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对自己是不合适的，只能被动地听从这套话语知识的安排。然而，现在的下一代通过网络媒介能够习得各种与家长博弈的策略，如玩手机、打游戏，孩子会以软磨硬缠与要挟为策略达到自己目的，妈妈们虽然知道玩手机不好，但在打骂方式不能用、讲道理又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她们想不出更有效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教养失败的风险让农村女性承担着很大的精神压力，陷入苦恼与焦虑。

3. 家庭社会资本劣势与家校互动少

拉鲁在《家庭优势》这本书中指出，在美国中产家庭中，中产家长很懂得与学校的互动，他们在与学校互动时充满信心，由此家长与学校协作配合来更好地服务于孩子的成长。中产家庭之所以能与学校充分互动，与家长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优势紧密相关，他们凭借职业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通过工作经历擅长与人打交道，熟悉社交技巧与策略，这些都能在与学校互动中派上用场。中产家长会积极利用各种活动与老师熟悉，通过投入时间与金钱，在学校开展活动时积极捐赠，以此获取老师对自己孩子的注意，这也是城市学校家委会竞争比较激烈的原因。中产家庭的女性除了规定的家长会之外，会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志愿者活动，以及经常在微信上与老师互动，交流孩子的日常情况。然而，农村家庭在社会资本上与中产家庭相比存在劣势，在家的女性不擅长与老师交流互动，她们多半是开家长会才到学校，平时在微信上和老师交流少，不少女性坦言不知道怎么与老师交流，不知道说些什么。虽然她们也希望老师能更多关注自己的孩子，但她们因缺乏社交技能而难以拉近与老师的距离，她们只能在开家长会时口头拜托下老师多留意下自己孩子。农村女性不像中产女性那样与学校老师互动时充满自信，而是比较内敛局促，这种被动性不利于与学校的互动，从而家校关系不像城市中产那样紧密。农村家庭也缺乏通过资助学校的文体活动来强化与学校关系的资本，他们无力承担，同时农村学校不像城市学校会比较多地举行亲子校园活动来拉近家校关系。因此，在缺少互动媒介的情况下，农村家庭与学校的互动处于低度状态。

4. 家庭结构的劣势与父职参与不足

现代科学育儿观念特别重视父职在孩子教养过程中的作用，一些研究揭示出父职参与对下一代性格养成与成长的重要性。虽然城市中产家庭也存在父职缺席与参与不足的问题，但父职在下一代教养中的关键事务上会参与并拥有话语权，日常照料则由女性承担，同时父亲的身体在场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陪伴。此外，现代科学育儿观念对男性的改造在逐步增强，他们也在进行自我调适，父职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表现在他们会规划好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到户外旅游或去游乐场玩。与城市中产家庭相比，农村家庭在结构上存在明显劣势，男性外出务工使父职参与有限，男性与孩子的场域分离导致陪伴孩子的时间比较少，同时农村男性对父职的重视程度不高，不少人还秉持着照料与教养孩子是女性事情的传统观念。因此，即使在家中，父职参与的动力也不足，不会像城市中产男性那样积极调适以增加父职参与。在调研中，一些女性谈到，她们的丈夫回家后大多打牌、玩手机与看电视，孩子的事情基本不怎么管，“丧偶式”育儿在农村表现得很明显。缺少了男性的支持和配合，农村家庭女性的照料与教养责任增强，她们没有可与之分担的力量。有女性指出，男性回家后的行为还会对教养孩子起负面作用，当孩子看到父亲一直在玩手机时，女性管教孩子玩手机就会变难，由此导致女性教养孩子不仅身体累，而且心更累。

四、母职调适与再造

农村年轻女性母职实践的“拟中产化”意味着对母职认同趋近于城市中产家庭，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参照标准与理想类型。在此基础上，农村年轻女性的母职实践运作不仅关系到下一代的照料与教养，而且对家庭内部的个体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对农村年轻女性而言，好妈妈难当，中产的母职标准与家庭资本及结构条件不相匹配，从而在此过程中会遭遇一定的母职风险。对此，女性会对既有的母职实践进行调适与再造，以此弥合母职实践中的张力，从而实现自我与家庭的平衡。

（一）积极捕获半正式就业机会

农村女性通过积极捕获各种就业机会，走出经济依附性，达成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这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相契合。在笔者调研的多个村庄，在家妇女会进入扶贫车间、电子厂、服装厂工作，这些单位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工厂，用工量大，优势在于工作时间自由。这些企业招工的主体就是在家带小孩的女性，企业会考虑女性的需求，一方面上下班时间较为灵活，另一方面还会腾出场所给孩子学习与玩耍。在经济报酬上，主要是按件计酬，多劳多得，一个月在2000元左右，加班多的话收入能够达到4000元。虽然比外出务工收入低，但这笔收入对女性很重要，与男性给的钱性质不同，女性自己挣的钱是“活钱”，她们用起来要自由的多，这让她们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性。女性就近打工不仅能挣点钱，工作还是重要的社会交往媒介，打工的多是与自己相仿的同龄人，能够找到与自己性格脾气相契合的朋友，这就让女性不至于完全陷入在家庭中。虽然务工身体上很辛苦，但女性收获到的是精神上的充实，她们能够将空闲时间有效利用，产生价值，因而在家女性会积极参与到这些工资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中。女性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不仅对缓解家庭资源紧张有帮助，而且有助于提升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进而有助于对下一代的照料与教养，工作与家庭形成正向促进关系，同时女性还借此达成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认可增强。

（二）建构朋友圈

农村劳动家庭女性在照料与教养下一代上需要承担着不小的精神压力与焦虑情绪，她们需要拓展社会交往以宣泄情绪，否则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女性的承受能力。在夫妻大部分时间处于分离的情况下，建构女性自己的朋友圈就很重要。传统女性通过归属于夫家与夫家所在的村落而获得意义价值，这种“先赋性”的血缘、地缘关系是既定的，女性是被动地遵从既有的规范伦理。当前，妇女愈益通过后天建构关系以获得社会支持，她们会积极建构姐妹圈，这些好姐妹可以相互说知心话，可以彼此敞开心扉倾诉。女性所建构的姐妹圈不是依附男性，即不是以男性间的互动为媒介建立起来的，而是自主建构的。同时，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原有的“先赋性”血缘关系的竞争意涵在凸显，因而女性很不愿意将自己家里情况讲给夫家的亲戚听，女性更愿意自己建构社会支持网络。女性建构朋友圈常用的媒介是趣缘活动，如通过跳广场舞相互熟悉了解，能够谈得来、性格脾气相投的关系就会拉近，从而演变为朋友。对女性而言，小圈子很重要，她们在育儿过程中所积攒的焦虑压力往往在聊天中实现情绪的宣泄，从而不至于让负面情绪进一步累积，小圈子扮演着给女性释放压力的减压阀作用，特别是对夫妻分离的农村劳动家庭女性尤为重要。

（三）推动男性的父职参与

现代科学育儿理念认为，对下一代的教养与教育需要母职与父职的配合协作。农村女性会通过分享各种科学育儿文章向男性传播这种观念，女性在与男性互动中也会让男性意识到对下一代的培养很重要，男性也应有很大的责任。女性所秉持的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一方面内外事务价值相近，另一方面内外分工并不意味着男性回家后做个甩手掌柜，什么事情都推给女性，而是也要积极参与进来，由此夫妻在育儿上形成合力。女性推动男性进行观念调适，一方面借助于现代信息媒介，另一方面在日常互动中，女性通过形塑出不顾家的男性是不负责的社区舆论，以此向男性施加压力，好丈夫的标准变成内外兼修，既能努力挣钱又很顾家，才是好丈夫，同时也是好爸爸。在这一舆论中塑造的理想父职是男性不仅能挣钱养家，还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孩子的照料与陪伴中，缺席孩子成长历程的父亲被认为是不称职的父亲。通过正向引导与反向施压，现在不少农村男性也在积极调适，他们同样很注重与孩子的亲密情感，父职参与体现在：在外务工时他们会经常与家里视频聊天，了解孩子的情况，给孩子寄玩具和学习用品，回到家后他们会陪伴孩子，进行亲子活动。除了对下一代教养与教育有积极作用之外，男性在父职参与上的增强，使他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更能体会与理解妻子的不易，从而在妻子陷入焦虑时提供情感支持，进而有助于增进夫妻间的亲密关系。

五、结语

母职研究作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不仅要关注城市中产家庭，更需要关注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农村劳动家庭，他们是构成社会的多数主体，然而他们的声音很少引起关注。本文揭示出在现代中产化的科学育儿观念向农村家庭的渗入中，这一部分家庭的母职运作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与风险，女性在能动地调适。农村家庭在以下一代的抚育教养为核心的现代家庭转型中呈现出韧性，这对我们进一步思考与理解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实现路径很有助益，在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分析中国家庭的机制、框架与概念，以此构建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本土化的家庭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的拓展在于：并非从女性个体角度分析所遭遇的母职风险，而是嵌入于家庭与社会结构中进行理解。对农村年轻女性而言，一方面，不是将个体利益放在中心地位，她所要追求的是家庭利益与自我利益的平衡，特别是在受到现代化观念的影响后对自我实现的看重；另一方面，在遭遇母职风险时也会进行能动的调适，从而展示出韧性。

本文主要从微观的家庭内部层面分析农村劳动家庭年轻女性的能动调适与母职再造，离不开宏观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在家农村年轻女性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机会，虽然她们难以因此致富，但就业本身就很重要。因而，发展乡村产业的方向应放在为在村的主体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的资本服务。此外，乡村振兴中的人居环境整治与乡风文明建设应重视动员在村女性的力量，一些地方形成了有特色的铁姑娘队与娘子军等实践，这不仅有助于乡村的整体振兴，更是为在村女性实现自我提供了重要的媒介。

责任编辑：李友权

《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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