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8•回家务农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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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份，在学校内进行完毕业考试，发毕业证时，学校领导叫我们回家去自己复习，待暑假结束之前，再听通知时间，统一到县城里去参加升学考试。
即使是毕业考试后，立即接着升学考试，我也不会参加了。这次毕业考试，是校内自己出的考题，即使是门门不及格的学生，也发了毕业证。
这样的成绩，再去参加升学考试，未免太不自量了；即使我的成绩好，也不会去参加升学考试了，家庭环境只允许我回家务农去。
1961年的下半年，饿饭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回家后，就投入到左港生产队紧张的“双抢”（抢收抢种）季节劳动中。我每天的出工活路很单一，不是扁担就是冲担。虽说只17岁，但干起活来觉得还挑得动：挑粪、挑秧、挑草头。
干了一个月之后，队长和社员都觉得我比妇女强，就给了我8分的底分。白天干了，晚上如果有照夜，我也是抢着去，一晚上可赚2分。到了队里放工回家，我就一头钻进菜园里种菜。
回家的这半年，出工，在队里做；回家，在菜园里做。到了年终决算社员全年的工分，队委会的人又将我的8分底分加为9分；在家中，我的底分比幺幺还高，在队里，我只是农活还陌生，不够最高级别10分的底分，但已算得上一个正劳动力了。
回家务农，多赚工分，让家中能多分点粮食，这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1962年，饿饭情况就好多了，除青黄不接的季节之外，基本上一日三餐能吃饱了。
这年的春节过后，队里又要完成黄龙教分配下来的土方任务，男劳力全部要上水利。即使离家这么近，也不准早去晚归，要全部吃睡都在水利工地，于是，我和幺幺同时上了水利工地。
活只说是紧张，但没有我读书时做黄龙教那么累，因为坡度不高，也没有大干部督阵，只是小队的干部自己管自己。生活也还可以，干几天还可以加一次餐。
晚上没事，我就去逛书店。那天晚上，我看中了一本《红岩》，每晚跑去看书怕人家讨厌，我就向队里第一次开口借钱，把这本书买下了。此后的晚上，我就看《红岩》。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生平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小说书。
看过书再白天挑土的时候，人也精神了许多。每天都有个看书的希望，生活也觉得充实。
有天下午，正是工地休息时间，大家坐在工地的土塘子里要我讲《红岩》中的故事。突然，我们住的地方起火了，于是，大家都奋不顾身，赶到联社楼前准备往上冲，但有人阻拦我们不让上楼。
楼上的窗户外，烈火伴随浓烟向上猛窜，楼梯口也被火封死了，楼板烧断的时候，火砣子直往下掉，墙柱处发出啪啪响的炸裂声，我们只能站在街对面的文具店门口干着急。楼塌下来之后，在地面燃烧，这时，救火的人才真的发挥了作用：泼水，扑打。
火很快被众人熄灭了，但我们在楼上的被子等物，已被烧得一干二净。起火的原因，是隔壁的一家弹棉花作坊的电线走火，烧着了弹好的净花，火苗从上面窜到了手工业联社的楼上。
这一烧，我们整个左港队的社员都犯愁了，就去找大队求助。冯书记就带着村干部去找公社。吵闹了三天，公社才按损失发给大家布票和钱，让各人自己去买被子床垫等。
发生火灾后，我们再只能早去晚归地做黄龙教了。失火的第二天清早，我就跑到手工业联社火烧现场的废墟，用铁锹去挖，去翻，去找。
有的人说，你的被子即使没烧光，再找出来也只能当破布渣子了。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在找书。书终于被我花了半天力气找出来了，大字不识的幺幺埋怨我不去关心向上面要救济被子的事，说我把个书看得像命一样，工也不出。
自看《红岩》之后，我对中国战争年代的长篇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又买了《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平原枪声》《烈火金刚》《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书，这些随心所欲自我沉迷的爱好，竞起到了成就我后来的事业。
我开始慢慢觉得，一个人总是围绕着家庭圈子转，永远总有操不完的心。即使幺幺的成份不好，我也应大胆地走入社会。
本着这种最朴素的求上进思想，我决定不再封闭自己。由于我在队里爱看书已出了名，就有人说，看那些书有么用呢？还有的人说，把书都看在肚子里烂糟蹋了，生怕讲给人家听一下。
这话，我认为有道理，就尝试起来了：在夏夜乘凉的时候，在烈日下除秧棵草的时候，在雨天打要子（捆稻谷的草绳）的时候，尤其是在只有两个人照夜（稻场照看未归仓的谷物等）的时候，我就有求必应讲故事。
每当讲到队里快收工时，我就编一个扣人心弦的情节，卖个关子，来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时，特别是雨天打要子或锤饼，连队长都坐我身旁常生气地说：再莫臭夹生，要讲就讲完，么总在关键的时候停下来不讲。
有了社员们对我讲的故事感兴趣的这个条件，我开始懂得要珍惜和利用。别以为在单调的劳动中讲故事是个很容易的事，讲得不好，队长说你影响了生产，只有故事讲得好，才可说你调动了大家做事的积极性。
但要讲好故事，我不知花了多少暗功：即使是看了多次的小说，临到第二天可能要开讲的时候，今晚就必须将其再仔细地看一次；睡在床上，还要闭上眼睛慢慢地“重播”几次，否则，睡觉就不安神。
即使讲故事是为助兴，也不能瞎讲，因为这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革命小说，其中有的还改编成电影、戏剧。瞎讲乱吹，被别人今后看到了电影或听他人讲后揭穿了，就无脸面了。
如果第二天没有机会讲故事，头天晚上的“努力”就白费了。不过白费也不是坏事，它锻炼了我的记忆力，在讲故事时，也慢慢提高了我的口语表达能力。
在劳动中讲书，为我后来的从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我又决定去当兵，就去找我舅舅，说是要去当兵，他拒不同意。我一连去了三个晚上，最后一晚，他跟我把话说死了，说我说一百遍也没用。
舅母也在旁边劝我，意思是一大家人，没有一个是在队里“压台的”，你现在刚成人，能做一点事，就想走。你走了，那全家人怎么办？
话，说死了；路，封死了。这晚上，我失眠了：怎么办？走不出去，又如何能摆脱困境。
不说在队里死做，回家死做，连家中想把个铺搁宽点的地方都没有，用一扇门搁的个窄铺，铺板下面是用砖砌的“床脚”，为了防止人睡在床上滚下来，就把铺板的外边砌高一些，人睡着了就会往里边滚。今后弟妹们都大了，这个“家”再怎么住法？
第二天吃早饭，全家人眼光都不敢面对我，好像早已知道了我要去当兵的事。我是避着家中去找舅舅的，可能是母亲早与舅舅打过招呼，叫别把我放走了。
随着天气的寒冷，下了几次雨，晚上来参加读夜校的人，越来越少。当时的农村，即使说扫盲是政治任务也好，也是一阵风，最后一到下雪，夜校也关门了，大队也没说开春再办。
当然，小队年终决算时，我的夜校工分泡汤了。好在我并没有耽误白天出工的时间。每天劳动是吃了亏，但这种脑力劳动的“白白”付出，是不能用工分来计算回报的。
1964年，我20岁了。
当兵无望，更没做当工人的秋梦。“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惟一的出路，就是拼命的在队里出工，没有钱用就请假或偷跑到后湖去拚命的挖藕。
当个记工员，劳动是要轻松一点，每天放晚工前，可以提前一两个小时去记工。但是，很多抢大分的定额活，我却没空干，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每天多比我赚几分，心里就不舒服。
记工，几乎每天都是与人扯皮。对迟到社员的扣分，拼比说我扣多了的；说我把工分记漏了的；补上别人的工分而没补上他的；说我怕狠的；指我偏心的……如果你有哪个月的工分比别人高，就有七嘴八舌地议论你。
我想，年轻人确实不能干这个差事，本来我就是个犟得不轻易认输的人，为记工把人都得罪了怎么办呢？到了1964年新年初八出工，我就坚决不干这事了。
不当记工员了，我就可以在劳动中甩开膀子拼命地大干了。无论我一月赚多少工分，人们再不是猜疑，而是羡慕。人无病，不熬夜，不沾烟，不沾酒，真正的是“吃得、饿得、做得”。
挑草头，越远的越挑双担子。到横店送粮，用箩筐一满担可装一百三十多斤，我还嫌少了，就用麻袋装着挑。
栽秧割谷，我平时总喜欢一个人包大田干。
有个1.5亩名叫“凼坵”的田里的稻谷，全都倒伏在地，禾管浸在水里发臭，队长将工分提高了一倍，也还是没人愿意割，队长知我干活下神，也不婆婆妈妈记较些小事，就叫我把这个倒谷田包下来。
结果，吃了大亏，田里有水不说，泥巴又深。既然答应了队长，是堆狗屎也要吃掉。每天早上，到田里摸黑、摸泥巴地割了半天才天亮，中午，田畈里的人都走尽了，连牛也热得不想吃草，躺在水中，可我一人还在田里割谷。
母亲在队里扯秧，中午见我没回家吃饭，就将饭送到田边来，我吃饭的时候，母亲就接过镰刀，下田去帮我割，晚上我收工回家的时候，家家都吃完了饭在外面乘凉。
人累得要死，还比不上人家抢到好田的人玩玩耍耍赚的工分多，有的人就笑话我，被队委会的人听见了，就对笑话我的人发脾气。无疑，这也是对我拼命又吃亏的一种肯定。
农忙一过，队里决定搞副业做砖卖，好提高一下社员们的分值。不然，一年忙到头，工分赚得多的人家只保个口粮，工分赚得少的人家，连嘴都糊不住。
做砖，那可不比在队里出工，那个场面，无论你有多大的劲儿，多大的精力，都有你使尽的地方。
砖场就在我家的侧边，我也是在队里“贪”赚工分出了名的人，可一到砖场，“贪”的人大有人在。
做400块砖定额，社员就可记10分，队里纯收入则是7元。而当时的副业一天的工资价是“刀子一响，三块零两，供吃供喝，两块五角”。有的人由于家中来帮忙的人多，最高纪录一天可做两千块砖，也就是说一天可赚50分。
我没有人帮忙，清浩只十岁，清凤小清就不用说了，幺幺能把菜园管理一下就算是给我做砖帮忙了。
那时，清浩见母亲不让他去横店捡煤（怕出危险），星期天就去砍柴，砍的柴挑不起，就用绳子一捆一捆地往家中拖，两个妹妹放学后也是帮忙洗衣、做饭、弄猪草。
一家人忙到这个份上，我怎么能再苛求他们去帮我做砖，家庭条件各有不同，我就只好一人起早贪黑地干了。
开始几天，做砖的泥巴不是和清了就是和干了，泥巴和干了，就要很大的劲才能打进砖盒，且倒出的砖坯子常有缺角不饱满的次品。泥巴和稀了，往砖盒子里打的时候，泥巴还容易溅射到眼睛里。
和泥巴需好几道工序，当我把和泥巴的“窍门”掌握了之后，一天可以做到七八百块砖了。如果说和泥巴靠的是出死力，做砖则既要出力，又要技术了。
做砖时先用细钢丝做的弓在泥堆上像刀切西瓜一样，切分一块泥巴，然后再用双手端起切分好的泥巴，举过头顶往砖盒子里打，打下去，砖盒的四格被泥巴填满了，再用钢丝弓在盒面上一刮，将面上多余的泥巴用手卷起来，4块砖坯子就在砖盒里成形了。
端着盒子倒砖坯子时，脚不是走，而是跑，不只是抢速度，也省力减少承重时间。砖盒翻转扑地时要快速，倒慢了，砖坯子早出砖盒后就被压变了形，砖坯就报废了。
和熟的泥巴都是当天做完，否则第二天泥巴干了就不能做了。到了下午，再将砖场上平摊着的砖坯子，侧立起来码成二十块砖一条，只有这个捡砖码砖，妇女小孩都可帮忙做，但速度也得快，不然砖坯晒干了，倒砖坯子触地的一面常有变形，不好再用接下来的大木板子将其拍平。
砖坏子拍平拍完了，再用托板一次装10块砖，端到砖场外的地脚上码起来，一直要码一人多高。
10块湿砖坯子端起来也是跑，要手劲、腰劲、腿劲。码砖时，要一块一块的砖间留点缝隙，便入通风照太阳。要是下雨来不及盖砖，砖墙被淋倒就等于一切都是白做。
砖坯子一直要保存到队里上窑时，记下你的砖数才算完事。有的人看见做砖赚的工分多，也来做，结果还没做几天，就不好意思地回队里出工去了。
在砖场里做砖，没有家里人来帮忙的，就只有我和小炎哥等少数的几个人。我由于瞌睡多，早上总没有别人起床早，有一次睡过了头去砖场，耀其和大鱼哥每人快做了一千砖，他们都是快到40岁的人，都这么玩命的干，我感到不过意。
于是，我开起了夜工，每天和的泥巴，总是按做一千块砖以上的份量备好，不做完不罢手，砖场的人都称我为“铁人”。
可“铁人”终于有一天累垮了，那天早上起床，腰伸不直，我没在意，哈着腰来到砖场，可腰再往下弯就弯不下来，人像吃了扁担一样。我咬紧牙关，慢慢地做了一整天，才将昨天做的砖坯子上了架。
第二天，由于我没有备泥巴，想到队里去出工，可一起床，腰没法伸直，就睡了一天。第三天起床后，腰稍微痛得强一点，可一走路，脚步下重了，腰就震得痛，勉强在队里做了两天轻松一点的事，可人还是吃不消。
这时，做砖的小炎哥也累得爬下了。队里有人说，汉口前进四路有一家小门诊医院，专治跌打损伤，腰肌劳损一类的病，用的是针灸，拔火罐并配以吃中药的方法，看病医疗费也不贵，小炎哥去汉口多，他一听就熟悉这个地方。硬撑下去是不行了，我只好邀着小炎哥一起去看病。
临去前一天，我向出纳姜海州预支了20元钱，这钱是队委会为鼓励做砖抢进度，让人吃下定心丸，之前定额做400块砖计10分的承诺不但不变，做400块砖还另加4角钱的补助。
我和小炎哥来到汉口，这虽是我生平第三次来武汉市，可在汉口来治病，还是第一次。
来到这家医院，果然墙上挂满了锦旗，我们讲了病因后，医生说不用扎灸针，但给我们拔了半天的火罐，再配上中药，叫我们回家与黄母鸡煨汤吃，汤里不能给盐。
医药费是不贵，我们每人花了还不到10元钱。可回家母亲给我煨的中药黄母鸡，却让我难以吞下了。
这苦得要命的鸡肉，又没有给盐，要嚼碎后才能往下咽。我不吃了，可母亲非要逼着我吃。又不能咽菜，因为菜里有盐，没法，只好用饭来压药。要是没有中药，给了盐，别说一只鸡，两只鸡也吃得完。
通过治疗、吃药，腰肌劳损是好多了。可从此后，常发腰痛，几乎一年要发一次。冯书记说腰痛不用治，休息几天自然就好。后来的腰痛也很少看了，这话还真有效。
在劳动中拼命，累病了，不治不看不吃药，休息两天又来拼命。这不仅仅是我一人，在生产队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