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14• 去汉阳做砖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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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后，也就是1967年，铁面无私的红卫兵小将死守着岱家山关口。任何形式的交通运输工具都不准运大粪出城，一律由卫生管理部门用粪船通过长江水路运送出境。
从此，汉口积肥结束。
队里还是可以在滠口水码头买起船的大粪，也可以买汉口烟厂的烟灰、肉联厂的下脚水等，但这都需要钱。
队里有的是富余劳力，就决定派一部分人到汉阳三砖瓦厂去搞副业，工分和补助等与去年积肥一样。
这可不比积肥，虽不臭，不丑，不熬夜，但它是体力活，每天硬干8小时，要棒劳动力。
这是大队里接的关系，各小队都派人去，姜清芬以大队队长兼会计的身份在三砖瓦厂带班。
队长又要将我留在队里，我说这又不是收粮季节，留在家里浪费劳力，干脆多上些人，农忙再回。
其时，春环怀个大肚子，几个月后，家中就要添丁了，春环也不能再顶着出工赚那么多的工分了，我就要趁这几个月出去多赚点，力争以后的日子多些保证。
与积肥一样，小队里又是冯书记带班。我舅舅要去，但他个子是小了点，怕把一个当家人为赚几个小补助把人累垮了，我舅母就没让他去，他只一心为队里找门路，叫汽车，买各种肥料。
我们到了汉阳三砖瓦厂，一看，嘿，都来了。他们也互相取笑，说我们这些“四不清”的牛鬼蛇神想不到在这里大团圆。
小徐张塆的徐德发书记也来了，他笑呵呵地说，管它这里几累人，累死拉倒，总比在屋里挨霉受气强一些，连曾经是“四清”工作队的红人、大队团支部书记，后被巡视组整下去，他今天也来了。
一百多号人，厂里给我们腾出几排宿舍，有的睡上下铺床，有的睡竹板床，一人一铺位，大门大窗，通风透气，水泥地面，凭票进餐。把这个环境一看，跟去年积肥一比，天壤之别，真不知那段日子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一个有桌子凳子可容上千人的大食堂，上十个窗口卖饭菜。饭后，厂生产科的王调度跟清芬说，叫我们从农村来的社员下午休息，各人可自便到各个车间去看一下工人的操作，熟悉一下环境。
他说，只要你们有力气，注意安全就行了。我们的宿舍和小徐张队是隔壁到隔壁，又像回到做水利时的工棚睡觉一样，睡前，总想到别的队宿舍串串门，聊聊天。
第二天清晨，听到厂部的高音喇叭唱着《东方红》的歌曲，我们就起床了。繁星点点，食堂里已是灯火通明，像热闹的大商场。我们排队买了馒头稀饭早点，辣萝卜咸菜是不要钱的，随便拈。
我们一边过早，一边听姜清芬安排我们干活。过晚早稍坐片刻，高音喇叭又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我们就走出食堂，奔向各自的生产车间，开始上班了。
刚来的生手，往往是拖水坯。一人一乘铁架子板车，一人紧跟一人，将板车送到出水坯的机子口，只半分钟，八十四块砖就上到了板车上，人拖车就走。
拖到了晒场的巷道内，板车歇在巷道中间，板车两边一边一人，他们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将砖花着码到晒砖的货位上去了，八十四块砖，又是水泥路面，拖起来是不费力的，但比拖粪要些技巧和小心。
拖砖要将腰向前躬着，车把手掌平，不然很容易翘车，出现砖滑脱落地，砖受损要扣钱不说，车因重力后移产生的推力常有追尾的风险。空车返回机口等待上砖的间隙，可以休息两三分钟。
因为机子像放水一样，安排拖水坯的车就多些，歇车不歇机。
出砖和码砖，熟练了之后，是砖厂里很舒服的活，很多工厂女职工也干做种活，所以厂里给我们出勤的补助也低，一人一天一角五分钱，也就是中午食堂里的一餐素菜钱。做了一个星期，我叫清芬给我换了一个工种：打大车。
打大车其实就是上土，一天有三角钱的补助，我就是冲着补助高才调换的。
那天上早班，我和姜才功跟带班的向上班的地方走去，我们正顺着小铁路往前走，后面有列电车开到我们身边停下来了，带班的叫我们上电车。
这列电车挂有十辆大铁斗车，斗车两边各站一人，看样子是两人共上一车土。来到土场，带班的给我俩一人发一把铁锹。锹像扬谷的掀蓬，锹把比掀蓬还长，整锹有七斤重。
斗车很慢地滑到土场的底部，每辆斗车相隔一定距离。我俩是新来的，乘的最后一辆斗车，为的是要我们学着怎么让斗车滑下土场的。
上土时，人都是站在高土坡上往下面斗车扔土。当我俩将斗车刚上平车斗，准备还堆高一点，以显得好看些的时候，见前面的九辆斗车的土已经上得不能再满了。
见我俩是新来的，也没人催我们，但我还是慌了起来，他们怎么上得那么快呢？这时，坡上开卷扬机的一位老头子高喊：第一个斗车不要上了，免得大家都等着你们。
我俩的车尾现在又变成车头，十乘车又被推往下坡，挂好勾子连在一起。那位老头在我俩的斗车上挂一个带钢丝绳的铁钩，闸门一推，十辆斗车就慢慢地上爬，上土的工人这时就坐下来休息。
我一看，真丢人！我俩的斗车几乎是平的，可人家都堆得像座山，用锹拍得又结实又好看。第二次上土轮到我俩装第二车，这是按轮流的规矩定的。
才功也觉难为情，叫我鼓劲上快些，这次土坡比前次还矮点，上土更舒服，一锹土，就势一顺就进了斗车，我俩动作很快，不敢怠慢。
当卷扬机拉斗车跟人一比时，我们的斗车上又比别人矮些。
我俩更不过意，才功掏出大公鸡的烟，那位挨着我们的师傅没接，但教了我们几招：土块要切大一点，越切大越好，装车的时候，不要慌着往车里甩，要一锹一锹稍慢一点往车里放，像放鸡蛋一样。
锹要侧着往下放，一块土一块土架起来，土的空间就大，到了尖子上，土块再才切小点，最后切成很薄的土片，像贴纸一样在土上面贴一层，用锹轻轻一拍，就好看了。
你们那样慌脚溜手的瞎甩，土散开了，没空隙，土就要得多，到了最上面，土一散开还掉在地上去了。
土之所以能随意切成块而不易散，是做砖要这个湿度，是每天晚上用水龙头湿了水的。
打了一天大车下来，人还没什么感觉，可几天之后，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睡在床上不好翻身，再过了几天，才一切恢复正常。
打大车打长了的人，如果春节玩龙灯举灯头，那真是举手之劳不费力的。活虽辛苦，干习惯了也没什么，但生活确实不错。
听工人讲，打大车的人以前是直接发补助钱，但钱发得再多，有人还是不够用。这个出勤高补助，是用来保障生产的，不是给你带回家的工资。
为了使大家有劲干活，厂部就将出勤补助全部用于改善生活。由于土场离食堂太远，午饭就由食堂工人随电车送来，统一伙食。不是鱼就是肉，五人共餐一大脸盆，有时还有剩下的菜咽不完。
打大车的补助每天是吃光了，但生产队里每天还给每人六角钱的补助。由于午餐吃得很好，晚餐，我最多只花一角钱买个小菜，有时只花五分钱买个小菜。
早上吃五个馍馍，给半斤饭票，也只要一角钱的菜票。饭票是我们带米来换的，也就是说，我一天只花两角钱的生活费。
小队一月补助我们十八元（左港小学的公办教师，月工资是三十四元五角），我一月只花六元钱的生活费，买牙膏、看电影，也花不了两块钱，一月下来，就可节约八九块钱了。
我每月又花三四块钱为自己买件衣服，因为我实在是没有穿戴了，连结婚都没置衣服。再将四五元钱在每月回去拿米的时候，交给家里零用。
由于我每晚在食堂里买的总是素菜，就“出名”了。冯书记等人总是笑我说：又出了个姜在恒。我就“反击”，你们知道我中午是过的什么生活吗？他们就说，我们中午还不是吃的肉。
有时，被大家“逼”得没治，也买一个粉蒸肉，有一满饭碗。我买了一个，他们也笑我，因为他们不但买了粉蒸肉，而且还在喝酒，有的人还买两个粉蒸肉，反正一个也只三角钱。
吃菜方面，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也随人闹一次，但在喝酒和打牌方面，我一直没有破步。
有一次，彭显高的舅舅（也算是我拐弯磨角的一门亲戚），正自酌自饮。我见食堂坐满了人，他旁边还有空座位，就喊了声叔叔，坐在他旁边吃饭。
他非要拉我喝酒，我最后还是端着碗离开了。当着这么多人，他觉得难为情，以前见了我，他总要问彭显高的情况，问他为什么不出来做砖。可自从这次拒绝了他的好意后，他见了我总爱说我“臭夹生”。
因为这里不比积肥时，如果在积肥时不陪他们喝一点，四个人就显得四分五裂。打大车遇雨天休息时，虽也打打牌，但我是不打钱的玩一玩，等有了人来接替，就让给别人打钱，我也不在一旁看牌，就到厂俱乐看大字报，或者睡懒觉。
有天晚上，我被吵闹声惊醒了。原来，是王家院子的老王因打牌输了钱在哭，他说，我们左港队三人扎台子赢他的钱，如果不将钱退给他，他就去告诉杨队长。
杨队长是厂部工人战斗队的头头，他每天派人背着枪到各生产车间去巡逻（砖瓦厂因占地面积太大，没建围墙），也偶尔到宿舍区巡逻。反正我也被吵醒了，就起来相劝。
老王说，这是我家屋做的布叫我带出来卖的钱，她在坐月子，还没满月。明天我就要回家拿米，要将这个钱送回去，我袋里再一分钱都没有了……
他要往外走，我就跳下床一下子拉住他，然后调头又这样劝，那样劝姜才六他们三人：你们又不是前几天没看见，杨队长来抓赌，那个不可一世的样子，黄光华那么大的年纪，当他父亲还有多的，杨队长不也指着鼻子尖像吼小孩的吗？
饭票、菜票都收走了。要是赌钱，连人都带走了。才六等人才极不情愿地把钱退给了老王。看来，赌博，有时赢钱的好，有时输钱的好，还真交不了差。
抓了几次临时工赌餐票的行为后，杨华堂又亲自给我们上了一次特殊的班。头天晚上，他就通知我们明天不上班，过了早后到厂俱乐部门口集合。
我想，搞糟了，肯定是要赶我们回家，那天，杨华堂吼黄光华的时候就说过，再这样下去，迟早要你们滚蛋的。
第二天，杨队长弄了六辆大卡车开到俱乐部门口，叫我们全部上去，还有厂里的正式工。
每辆车上都有一面“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战斗队”的大旗，车辆两边都贴有“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支持新水运战斗队”等标语，车子开到正街上，杨队长领头喊口号，我们就跟着喊。
看这阵式，我感到担心，这一定是杨华堂带我们去声援他的＂同道的＂，该不会发生武斗吧？
果然，车子在水运学院门口停下了。杨华堂又带头高喊口号，将我们二百多号人带进了校园。
校园内，一遍狼藉：花坛践踏了、路灯打破了、电杆砍断了、玻璃粉碎了。
我们来到一间学生宿舍，明显地看到这是战斗后的现场，没有一张好床，有的床单上有大块的血迹，窗户连同砖块都垮塌在地上……
水运学院的造反派介绍说，他们这次受伤和牺牲的人不少……
回厂后的这天晚上，再没有人提打牌的事，都在谈国家形势。
上床后我也在想：有人为了关心国家大事而流血牺牲，有人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废寝忘食地写大字报；有人劳动累了就喝喝酒，打打牌。
而我，只顾上班，既无权“抓革命”，又不是真心的“促生产”，只不过是为了每月省几块钱带回家。
要是跟这些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一比，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但也觉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