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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一生17•分家

赵原野 鹰眼观新 2023-05-01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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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下半年,眼看又到了水冷草枯的季节。像我这样的家庭,在外面白混是不行了。到三砖瓦厂去,又怕开刀后适应不了,干脆,还不如回家,还是到大队油厂去。

回队后,大队油厂因是打油的淡季而关门了。我就在队里出工。

一天,我见有人从后湖挑回不少藕,也想去试试。春环说开刀后再不比以前,那个出力的事你还能干吗?

我说,你莫说得吓死人,不能干出力的事,那不我一生完了?反正我明天就去试一试,不下水,就只找干地方挖,开刀的地方如果痛我就回,我知道招乎自己的。

这一天,我居然还挖了二三十斤藕,卖了两三块钱,比在青山做事家中一分钱没看见强多了,幸亏没有在那里玩下去。

从此,我也打消了顾虑,证明医生的话是对的,阑尾炎开刀不会留下后遗症。冬播之后,队里又越来越闲,有工,就出点工;没工,就下湖挖点藕。

过了年,即1969年,正月里没什么大事,队里又研究今年一年的生产计划。说是要为队里积累一点钱,再不能队里赚多少,就给社员分多少。

队里一定要在今年做一个仓库,因为上级要队里执行按月分粮的政策,再不能粮食一收过了,将公余粮一还,就全部分光。按月分粮,是对劳动力的强制管理。

粮食集中在队里保管,就肯定要建一个像样的仓库。队里又研究了其它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又要我“出山”,将保管员和除纳员两“职”由我一人担任,这也是由于形势和政策变化的原因。

我回队后,听他们说,“四清”运动是正确的,后来的巡视组是狐假虎威地搞乱套了。

鉴于冯超雄等人能上能下,群众信任,冯超雄仍回大队当书记,冯浩也好了,虽说在三砖瓦厂吃了苦,不但女朋友谈好了,准备结婚,还调他去左港小学当了校长。

冯书记从三砖瓦厂回来,第二次上任后,因他本人是左港队,对左港队的事也更关心了。

他见我已是娶妻生子的人,又开过刀,外面的饭也不是那么好吃,就叫又回来当队长的姜石头派我的“双职”。

他“落难”时,不怕降低身份,做世界上最“下贱”的事情。如今,他才是真正的出山了,叫我干这两份差事,我拿不下面皮说不干。

当上了既是经济又是实物的保管后,我心里暗自焦躁,这辈子,只能跟生产队打交道了,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高级社员。

队委会也作了调整:姜石头的正队长,姜才云的副队长,姜大生的贫协组长,姜清福的会计,姜在恒的记工员。

之前,春环因添小孩,将妇女队长丢了。现在,孩子已过了一岁半了,队里又叫她当妇女队长。

会计姜清福是个话语极少的忠厚人,他虽只小学毕业的文化,可一手钢笔字、毛笔字,在大队里是挂了牌的。

他在部队当兵时,当过了文书,退伍后,正赶上58年大跃进要用年轻人,他就当了大队的保管。当时住队的工作组写的报告、投稿的稿件,都要姜清福重新誊写一次。

虽说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他身上仍保持军人的风度:无论干多脏的活,他的衣着总比别人干净。

他分家后,借住人家的半间屋,却窄而不乱。出工回来做得累死了,他还要去和小伙子们打一下蓝球。队里打牌,大家也极喜欢与他同场,输有输像,赢有赢像。

他从不与任何妇女开玩笑,也一概不在背后对别人说长道短。这次,是全队一致要他当会计。

我和姜清福搭成一个班子后,相处得极好。他除了母亲去世了之外,家庭情况跟我一样。

但住房比我家还困难些,两个弟弟已是大人,妹妹也在读中学,父亲只好在堂屋中放一个铺位。他一家四口,只好搬出去借屋住。

我们小队将四间高大的红砖红瓦仓库建成功之后,决定将旧仓库的两间猪圈卖给本队社员。

之所以称猪圈,是一种习惯叫法。这两间共开一个门,一间住着五保户马胡子,一间队里做仓库。

现在,马胡子也搬进新仓库去了,队里就决定将这两间猪圈卖掉,以解决窄房户的住房困难。

要买这两间猪圈的人很多,特别是住在新村的人,单是一天出三次工,跑六躺,一躺比住猪圈的人多走半里路,人显得慌忙些。

由于想买的人多,队里将两间破猪圈的价格也出得较高,两间一共六百元钱。即使价格不菲,大家仍然都在想法要买下此屋。

最后,被我和姜清福合伙买下了。理由是:这样就解决了四家的住房困难。抢着要买的人才不情愿地作罢。

由于买这个破屋的竞争蛮激烈,我虽一日三餐在家吃饭,也没跟母亲商量这事,我又怕买不成。现在买下了,由于相距半里路,这就自然意味着分家了。

这天吃晚饭,全家八口人都在场,我提出了此事,除了卫卫不懂事之外,都为此事举棋不定。

我说:买!至于钱,我们去借,队里要现钱。这样一来,我们搬出后,这个房也可以让给你们。家中的东西,我们不要。

队里有人又说,旁边的一间偏屋又矮又窄,不能一样的价。姜石头队长就委托彭耀其来估价。

耀其说,偏屋二百七十元,正屋三百三十元。就这样定夺了。

为筹其三百三十元钱,清芬哥帮我做了一下好事,他一下子就借给了我二百元,是他去求他的岳父借的。春环又去向她的三叔借了五十块钱。

还剩八十块钱实在无处可借,母亲见我们实在没法,就将帐上当年的进款划拨了八十元给我们。

房子买下来之后,还不能搬家。我这一间没有门,由于是仓库,马胡子住在偏屋照仓库,就只能由偏屋的一个门出进。

想要安一个新大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来的钱呢?没法,就用家中乱七八糟只能当柴火烧的材料,请彭显高来做门。

彭显高费尽心思,钉成了一个刚刚一人高,只能朝一面开的门。里面用报纸一糊,外面贴张毛主席语录,到也是那么一回事,知道此屋住着人家,而不是猪圈就行了。

前面的墙,是用木板筑的土墙,有一尺多厚,又不好安门,我就将土墙挖垮,求人家捡人家切的土砖重新砌好。后面墙的砖,是从小徐张塆拆祠堂运来的,不知有几百年了。

后墙又没有滴水屋檐,水都淋在大青砖墙上,墙脚下的砖,已经有四五层的砖长了霉,烂空了一半。我又向队里买了四百块红砖,将老墙也拆了重砌。再将往偏屋开的两个门堵上,才算是个家了。

可室内是一通间,我又去向宝宝借了五百块砖坯子,向他许诺帮他做一天砖,肯定不止只做五百块。我就将这五百块砖砌了一堵只一人多高一点的中堂墙,安上一个房门,才准备搬家。

有人说,你怎么忘了安一个宝书台呢?我徒然想起来了,大门口的毛主席语录也贴了,中堂上的毛主席像也贴了,正准备明天就搬家,队里一些热心的妇女见了面也说恭喜我吃细锅饭。

可没有做宝书台,是不能搬家的。我连夜去请来了同住一排的姜国正,借来了锯、斧头。找来了一块板子,两个人忙了个把小时,才在中堂毛主席像下面安了一个搁板,搁板不大不小,只能放四本毛泽东选集,这就是家家必不可少的,一进大门就看得见的宝书台。

第二天,我又叫春环跑横店公社,去找她的个拐了几道弯的亲戚桂长元弄点煤票。桂长元是公社书记,这对他来说虽是不算事的小事,但我们还是很费精力带了点土产品的小礼物去。

一直到将煤买回了,必备厨具买回了,向我母亲要了一点米,要了仅够三人吃饭的碗筷,就算分了家。

家庭用具一概都不能要,如果我们拿了一样,他们哪有钱再去添置呢?连卫卫每餐坐着吃饭、端在怀里当玩具玩的个小蛤蟆凳子,也没拿。如果拿走,他们一大家人洗衣服,就没坐的了。

我们就去买了一个扯秧坐的秧马,在家中当小板凳坐。孩子吃饭坐它,大人洗衣坐它,烧火做饭坐它。也只能这样算盘推过梁了。



分家时的一个细节,使人感到刻骨铭心的心酸。我们将新村房里的东西搬空了,卫卫在外面玩后回来了,他推开房门一进去:哟!东西呢?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他知道什么呢?

就站在门口不进不出的东张西望,也没说话,也没哭。我母亲一见,就抱起他带他出去玩。这一刻,我也悔恨不该分家。

每餐吃饭时,卫卫不是哭就是要大小便,全家就轮班侍候他。他高兴起来的时候,就走到每个人面前去吃一口饭菜。我和春环从没因孩子的拖累影响出工。

卫卫出世后,我母亲就没出工了。放学后,叔叔,姨姨就逗引他。可这一分家,母亲一家人就显得清冷多了。而我们,虽说只一个孩子,但怎么带他呢?

母亲说,分了家,她还是要到大队里去做猪毛,或者出点轻松工,不然,怎么生活呢?看来,分家后,孩子就无人照料了。要是现有的房子宽一点,在一起互相带几年,那该多好啊!

分家后,因做水利在道店遇见了连岗的人。二毛哥同情地对我说,听说你分家什么东西都没要?我说,那怎么忍心开口要呢?又有什么东西要呢?

分家后,我和春环就像文盲的成年人进了学校一样,一切得从头学起。

仅只搬家的这天,我俩耽误了一天没出工。搬下来的“新”家内堆得乱七八糟。第二天,我就还是将卫卫送上去,让母亲引,我和春环要忙着出早工。

母亲叫我们这几天就不要开伙,说我们的灶也没有,就在一起吃几天。

白天出工,还是在母亲那里吃,晚上就在屋里这一捡,那一捡,总是搞得半夜才睡。我捡我的东西,春环纺她的线。

就这么一间屋,堂屋兼厨房,后面是卧室。可柴草,粮食往哪里放呢?就只好想头顶上空间的心思。

就砍一些树棍子回,又花钱到横店木材站里买了两根最便宜的杂木,杂木两头搁在屋两边的人字架的大横粱上,一根放在堂屋的隔离墙上方,另一根放在房间,再将树棍子密密地像床铺板子一样铺在两根杂木之间。

如此一折腾,上面就成了一个有半间房大的矮搁楼,就在上面堆把子。

母亲见我一时间开不了伙,就说只分开住,不分家,就在一起吃。我说那太不方便了,半里路远,跑上跑下,洗衣喝茶都要水……

母亲就说,那你就不慌,什么时候弄好了,就什么时候开伙。我说,再只打一口灶就可以开伙了。

打灶的砖我已弄好了,就是没有石灰。瑞叔这几天也不在家,没有打灶的师傅。母亲说就叫在恒打,他打的灶,只说是样子不好看,好烧得很,也不要石灰,用猪毛和在泥巴内粉灶,结实得很。

然,在桓给我打了一口单灶,既不往外冒烟,饭也熟得快,灶上还安个热水坛,水也热得快,灶堂内还可以放罐子烧开水喝。

我又在灶下边靠墙围了一个四方的砖围子,它虽然又占去了堂屋中一米多的地方,但屋内就干净多了。

这个围子里面可以放一麻袋谷,上面可以放一大梱把子,围子周边砖面上,还可以坐人。大家来我这个小屋聊天时,就坐在这个围子上,两方共可坐五六人。

我叫他们坐板凳上,他们都说,坐在这上面,背上靠着把子,还舒服一些。

灶的后面是一个水缸,水缸的后面是一个炉子,炉子的后面是一个用砖砌的大鸡笼,鸡笼的门朝大桌子下面开(大桌子是借的别人的),大桌子下面是喂的一头猪睡的地方。

因我家又是住在路边,住新村的人出工,总是下来得早些,来了后,就坐在我家的砖围子上休息一会,大家都说,这么窄的个地方,经你这样一弄,还显得蛮宽敞。

虽说是人、鸡、猪,都挤在一起,但房子窄,好扫地,地面也总是干干净净的。扫干净倒不一定是为了好看,如果一天不多扫几遍,鸡在屋里下蛋,跳上跳下的一飞,灰尘还飞到锅里去了。

出工的时候,门锁了,鸡由屋下面的小孔钻进钻出,鸡屙粪在灶台上也是常有的事,不过是人打扫勤劳一点罢了。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种菜,菜园就还是在新村的个老菜园里伙着种。以前住新村,打个屁的工夫,也可以到菜园里去扯一下杂草。

现在离远了,难得进菜园一次。因此我一去,不管是谁的菜,就全部浇一次水。自己在浇菜,看见他们的菜干着,心里就不舒服,有时在菜园里整地,播种忙完了,母亲就叫我在她那里吃晚饭。

春环知道我在菜园里忙,到了吃饭时没回,也知道我在母亲这里吃饭。每次吃饭,总还有一点鸡蛋、小鱼什么的,叫我喝两杯。

春环就不同,她有时去横店,中午回来时,路过我母亲家门口,母亲就叫她在这里吃饭,春环总是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吃了,回去还是要做饭给他爷俩吃。

有时队里很忙,我不能进菜园,弟妹们也将我的菜浇了水。真正说起来,他们由于人多,再也能做一点事,菜比我的还种得好一些。

母亲只是体力差,种菜的经验还是有,她可以吩咐一家人动手做。

有一次,隔壁的启珍嫂家来了客,她问我园里有没有菜,我难为情地说没有,叫他自己提着蓝子到菜园里去看,凡是兴得好的菜,都是我母亲的。

她上去买了一篮子红蕃茄,都是我母亲的。但春环有时进菜园,见我种的没有什么好菜,即便我母亲的菜种得再好,她也不动他们的一棵。

我们家腌的腊鱼腊肉,有时比我母亲家还多,但总是年一过就吃光了,可母亲家的到栽秧还有。

我有时到园里去弄菜,也没什么菜弄,打算空手而返,母亲就叫我割点腊肉回去。我总是接过母亲的刀自己割,挂在屋里的就那么一点点,我生怕母亲割多了,就自己割一点点,说是哄一下卫卫算了。

在队里,春环就是不当妇女队长,也是有理就不怕谁的个人。当妇女队长,更是不畏强者。

因此,弟妹们在队里出工,小孩子,本来就是混工分,看在春环的面子和脾气上,大家也是得过且过,哪家的孩子初学出工做农活,又能那么尽如人意呢?

可有一次,将春环惹恼了,她是又气又过不得清浩,揩着眼泪要去找舅母讨个说法,被我在家中拉住了。

起因是:清浩和胜灾一起去上高中,不知为什么在燕北冲里两人打起来了。我母亲跑到我们这里来,问春环家里有没有鸡蛋,说清浩的头被胜灾用石头打破了,流了不少的血,血现在是止住了,但清浩睡在床上头不能动,想弄几个鸡蛋给他吃。

春环一听,眼泪就出来了,来不及拿鸡蛋,就要跑到我舅舅家去“问年成”,我当时心里也极不舒服,清浩像我小时候一样,很瘦,头上流那么多血,那要吃多大的亏?

但觉得这样去一闹,都不好。舅舅也会更难过,自己下了台,不但墙倒众人推,连外甥也闹上门来了。春环不依,非要去闹,我又和春环吵起来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舅母家离我家很近,她一下子就跑过来,使劲地向春环赔不是、说好话,说明天去买肉给毛头吃等等,在隔壁左右的劝解下,才算平息了又一起风波。

虽说分了家,母亲总怕我愁家务性急把身体做垮了,春环也总是照顾着怕有人委屈了弟弟妹妹。

分家不分心,在左港,除了亲戚外,因为我们再没有第三家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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