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卫兵生涯
作者：浙江作家协会沈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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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天。
这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特地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
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头戴红帽徽，臂挂红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消息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响彻全国。
毛主席在城楼上亲切地问宋任穷的女公子叫啥名儿？她答：宋彬彬。主席说：要武嘛。她立马将名字改成“宋要武”。
那年我14岁，是后来被称作“老三届”的杭州四中初一学生。
当晚，一张“四中红卫兵连宣告成立”的大红通告飞上杭州四中校园大墙：以张进沪，李兴国，苏革命等30余人署名，清一色“革干革军革烈子女”。
与此同时，两条对联贴满了全校几乎各个角落：“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我知道“四中红卫兵连”署名为连长的张进沪正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公子。
我问：苏革命是谁。旁边的校友答说就是“三好学生”，革干女儿苏小黎。
次晨，“红卫兵连”就杀出校园冲向社会，开始了大动作的“革命行动”：破四旧，改路名——用大红纸覆盖路牌，说原先的蓝底白字路牌是“青天白日”的阴谋。
他们学北京红卫兵把“东交民巷”“西交民巷”改成“反帝路”“反修路”，把杭州的大街小巷都变成了“红彤彤”的名字。比如将“延龄路”改为“延安路”，“河坊街”改作“红卫兵路”（后正式路名为“勤俭路”），“将军路”改“人民路”，“清泰街”改“立新路”，“所巷”改“红巷”等。
这批“革命小将”胆子真大，竟敢将正在街头值勤的交警大盖帽强行摘下，抛向空中，嘴里还叫骂着：“你他妈的神气啥？不过一帮罗瑞卿的兵”。
听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百姓子弟口惊目呆。
接着，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大街变成“战场”：目标就是扫荡“小裤脚”和“飞机头”。
他们手握大剪刀，看到摩登女的长波浪和高跟鞋，假华侨的小脚裤或喇叭裤，不由分说，上前就是“咔嚓“一刀！
到后来，凡是发现路人谁的裤脚小了或发型洋气，甚至只要是他们认定的“奇装异服”，二话不说，拉住就是一剪刀！
被处理者大多呆若木鸡，偶尔有一二敢哭的闹的，又招来一顿夹头夹脑的武装带抽打。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也在这“改名风潮”中“蠢蠢欲动”，自己跑去刻字店，叫刻字匠制作了“杨承武”的名章，盖在新发的《毛选》扉页上。
我特崇拜刚荣升总长的杨成武上将，读过《红旗飘飘》，记得那位长征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遣团长。
我觉得：学鲁迅随母姓，杨总是成武，我是继承武。
裁缝老爸发现了我的名章，笑着骂道：你呀，真当叫“扬尘舞蹈”了呀！（杭州方言：表示人发飘，不知姓甚名谁。）由于老爸出声反对，我的改名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快，四中“红卫兵连”有了更大的动作，拉起队伍去砸庙宇。
8月24日一早，我校广播站振臂一呼，哗啦啦拉起队伍去“砸菩萨”。
我到校迟了，与班里同学匆忙向大队伍追赶。出清波门，过长桥，赶到净寺一看，寺庙内尘土飞扬，大殿中狼籍一片，可怜的“四大金刚”全倒在地上，化作一摊烂泥。
听骑车回校的同学报信：岳庙也已拆庙宇，毁佛像，被“杭州六中战友”抢先一步砸烂。只有灵隐是唯一的目标了。
我们急急地抄小路，追上了我校的大队人马。
恰此时，又有一些骑自行车的浙大学生超了上去。
据说我校“红卫兵连”的先遣队20余人到达灵隐寺时，正好与浙江大学机械系的10位学生不期而遇。
先遣队是手持棍棒、绳索和铁锨，做着冲锋的准备。浙大学生也早有思想准备，见状后马上关闭了通向天王殿的东西侧门，并接过该寺老和尚递过来的大锁，将所有入口锁了个严严实实。
同时，浙大方还在天王殿门前筑起一道小小的“人墙”， 并且急中生智地用一张“红宝像”封在庙门中央，使我方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一面在园林工人的帮助下，给学校广播站打电话求援；一面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浙江大学广播站接到灵隐寺告急的电话后，立即在校园里播出紧急通知。很快集合起三四千人，跑步赶往增援，并且抢先一步赶到了灵隐寺的“头大殿”山门前，形成一道越来越厚重的“人圈”。
灵隐寺前双方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只差几分钟之隔，以杭州四中红卫兵为首，包括浙大附中、杭二中、杭六中、杭七中、杭八中、杭十中等学校的约2000名红卫兵，也踩着脚跟到达了灵隐寺（其中还有极少数的机关干部、工人和大学生）。
突然红卫兵中有人站在山门高台上喊：大家静一静，刚接到“中央文革”指示：“灵隐寺是否要保护，请革命群众自行决定。”
这又燃起了红卫兵的“砸菩萨”激情。
为首的我校“红卫兵连”不甘心功亏一篑，就口吐白沬地向浙大方示威，还扬起武装带。
可大学生毕竟见过大世面，不为所动，他们提出：“灵隐寺能不能砸，我们要辩论”。
“大辩论”是中央倡导的，红卫兵无法拒绝，且对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要想再趁着人多势众一举冲进庙门去已无可能。
到中午，人越聚越多，双方都“调兵遣将”。
我看到现场双方对峙着，一时也出不了结果，就和几位同学回校了。
接下来的日子，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按我校“红卫兵连”的官方语言说，全杭州的人都分成了两大派：“砸菩萨派”和“保菩萨派”。辩论战场也移到四中大门口的小广场上。
“砸菩萨派”是少数派，可气势夺人，手里还拎着“铜头皮带”。“保菩萨派”得道多助，路人也多指责“砸派”。
图穷匕首现，“红卫兵连”好几回冲出校门去抓了人，尤其是被认出了持对方观点的“黑六类”或“狗崽子”， 就一涌而上地拖进校门来，暴打一顿。
“灵隐事件”中，前后有数千群众在寺院周围守护到最紧张的月底，直到传来周总理电话指示，“灵隐暂时封闭”。这一风波终告平息。
一波连一波。杭州四中“红卫兵连”等组成“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和“红卫兵纠察队”，张进沪是“一司司令”，红流涌向杭州四面八方，掀起了“抄家潮”。
“抄家打人风”在四中最早的受害者是美术老师俞子青的家属，她倒在血泊中……
那时，常有哪里的粪池中捞出一袋金器，哪里的垃圾中发现一包大洋等等，明明是丢弃者，还混在人群中矢口否认。
其实，如我家这样的市民也在忙着清理和舍弃“四旧”，我就含泪把辛苦收集齐的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卖到废品站了。
面对生存威胁的恐惧者，抛弃财富是必然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谭力夫的“血统论”和那副“鬼见愁”对联风行全国。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绝对如此。
校园广播白天黑夜狂热地播放着《红卫兵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歌曲。
“红卫兵连”的好汉们有恃无恐，说一不二，他们既有与“首都红卫兵”直线联系之便，又有能看有关文件的优势。
他们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张贴出大幅标语“一切权力归红卫兵”，宣布接管了学校的一切权力。
四中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员工迅速地分化着：“红五类”们兴高采烈，仿佛走进了扬眉吐气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时代；“黑六类”胆战心惊，随时随地都处于恐惧之中；“非红非黑”者则不知所措。
所谓“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与“血统工人”和“贫雇农”子弟。
“血统论”对校园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造成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
别说是对“黑六类”子女的震慑，就是对一般成份子弟的恐惧也很巨大。
我们班的高干子弟也昂首挺胸了，但当他们向“红卫兵连”恭恭敬敬地递上“申请书”时，却意外地遭遇拒绝，说是还得在运动中经受考验。
这盆冷水好凉，浇醒了头脑发热的“红五类”们，也让我心中对这帮“革命闯将”有了些许鲁迅笔下“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的不良感觉。
他们公开宣称“红卫兵专政”时代开始了，“红色恐怖”来了，“牛棚”诞生了：老校长王鸿礼，语文教师陆鉴三，英语教师王婵运等被关押在黑屋中，被迫唱着《鬼见愁》歌。
当我对此有所抵触与不解时，就会找来《湖南农运考察报告》看到“矫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矫往”， 心气儿也一点一点儿地硬起来了。
我们从进小学那天就接受党的教育，深刻地痛恨“阶级敌人”，牢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老妈对我说：孩子，别忘了我们只是老百姓，不能跟着当官的儿子们折腾，他们朝中有人，你有啥？他们既使进了局子，有叔叔伯伯的关照，最不济“一个员儿”还能顶三年刑期。你就省省息吧。
我心中不服：毛主席叫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是被伟大领袖寄以无限希望的一代呀。
10月初，由“红卫兵连”中分裂出来的初二“革干”宋国胜联手高二陈杭中，初一王晓阳等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由于我公开宣称自己的成分是“半无产阶级”，竟引起某些人的妒忌，胡扯说：“半无产，那么还有是‘半资产’啰”。
竟从别的班级搬来了高干子弟张宁新，趁我不备，一下子用“铜头皮带”甩在我脸上，至使我眼角膜受伤，上浙一眼科挂急诊，用了很久的药才好转。
这姓张的混小子还“一鼓作气”地抽过我班数位同学。潘益德同学的家长是泥水工，东阳人，约上工地数位工友直冲校园，吓得张跳窗翻墙，落荒而逃。
此时，我的第一任务就是迫切地要证明自己的“阶级成分”。
按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我从未谋面过的爷爷是小贩，我裁缝老爸“解放前三年”是手工业雇工，“解放后三年”先是雇工，后失业，凑钱买了洋车自谋职业，还是应划为手工工人。老妈“前三后三”都是茶厂的季节工，属典型的工人阶级。
我拼命地翻阅“红宝书”，抄录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中有关“手工工人”的段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手工工人出身，属“红五类”，当然的“红后代”就有组建“红卫兵”的天然权利。
就在我手持“校文革”介绍信去派出所查阅“家庭解放前三年后三年经济情况”的那天，正好碰上那终生难忘的混乱一幕：手持铜扣皮带的红卫兵们，押来一队队手提日杂用具，肩扛铺盖的“黑六类”，集结送乡下去劳改，美其名曰“城市大扫除”：将“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净化城市。
这天，我在延安路市府大墙的大字报长廊前，有传单塞进手来，“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分队”——这一下子触发了我热血青年渴望推进世界革命的冲动。
于是，我相约几位同学从吴山脚下徒步行走数里，去玉泉的浙江大学校园找组织。
在行政楼一角，有“浙大大队”的同志接待了我们，并给了我们一只红袖章作样本：在“国际”两个标准字中央是环绕着“毛主席万岁”袖标的一枚地球，下书“红卫兵”三个毛体字。使我眼前一亮，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无疑充满自豪。
我联络了以本班王吉炎，8班赵金灿，章志明，中二任光惠等10余人，找到“校文革”，打出刻制公章的证明，跑去刻了按“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大队”那个中央有地球标识的大红公章，订制出带地球标识的“杭州四中中队”队旗。
我在舆论中心的校大礼堂前贴出“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四中中队”的成立宣言。——这是校园中继“红卫兵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成立的第三个红卫兵组织。
10月30日那天，我们终于拿到了盖着“校文革”红印章的“上京介绍信”。
于是，由杭州四中中一（二）班同学为主的串连小分队正式启程了。一行10余人直奔城站，熬了一通宵，挤入北上的“红卫兵专列”。
都说凭学生证加介绍信，一路吃住行统统不要钱。但老实巴脚的父亲还是悄悄地塞给我15块钱，说是“穷家富路”的，拿着放心，快去快回。
头一次出远门很兴奋，虽说得知“红卫兵专列”要在明晨才发车，但我们还是早早地进了城站。在月台上转悠了一整夜，我们一点儿也不感到累。
曙色中列车启动。始发站嘛，并不很挤。但只上不下的专列，一过嘉兴上海就不行了，车门根本无法打开，就从车窗口爬进来一拨拨的各地师生们，挤呀挤，叠罗汉。
在辽阔的淮海平原上，我们北上的与南下的两辆“专列”擦肩而过。对方朝我们喊：“北上的红卫兵战友们，毛主席将在这两天接见你们了，你们真幸福！”喜讯沸腾了车厢。
列车进行了两天两夜，到2日清晨总算进了永定门火车站。跨出车门，我就直奔厕所。
首都大串连接待站设在“工体”，人山人海中我们排队等待，从早上到傍晚，轮到安排去了西直门的“中华全国供销总社”。
总社是大机关，大楼前一幅“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让我们热泪盈眶。
当晚，传达了“毛主席明天接见红卫兵”的喜讯。
由部队派来的军人将我们这些“五湖四海”集合起来，宣布纪律，还排练了编队和齐步走。
1966年11月3日凌晨三点，集合哨声中，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壮举开启了，据统计，那天共有两百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接受检阅。
我们向天安门进发。走着走着，只见一支支的红卫兵队伍从两边的胡同和小巷涌向大街，汇流成浩浩荡荡的人潮。
此起彼伏的是《语录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流行红歌。
天亮了，我们走到了王府井大街。队伍如长龙滚滚，不见首尾。
10点10分，《东方红》乐曲声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典开始了。人太多太挤，我们不得不走走停停的，而马路两侧高挂的广播喇叭里正直播着天安门广场那海涛般的声音。
队伍里，有新结识的朝鲜族、藏族或维吾尔族的红卫兵，为我们在自带的“红宝书”扉页上签写各种民族文字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突然有人惊叫：那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呀？我们都涌上前，让蒙族少女龙梅和玉荣加入题签。
队伍的长龙，摇摆着摇摆着，拐进长安街，一步步地走近天安门。
当晚霞染红我们双颊时，才真正进入广场。人海如呼啸的涌潮，哗一下推过来，又哗一下挤过去。在这集体的大海中，个体只能随波飘摇。
千万只喉咙直喊着“毛主席万岁”，我们亢奋，我们拼尽全力，为的是心中的太阳，为的是在人潮中不被挤倒，一旦失脚必成肉酱。
我亲眼看见了高高城楼上高大的毛主席，真伟大啊，他老人家已经屹立了六七小时啦！
毛主席在挥手。呵，挥手之间。
当我们涌近金水桥时，广播里说“红司令的亲切接见”到此结束。
我们看到那转身离去的魁梧背影，泪流满面。
我们一行没被挤散的五个同学就面对城楼正式组成了“一一三”红卫兵。由于“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四中中队”成立在前，我们一致同意一支队伍两面旗帜。
我们举臂宣誓：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下！
华灯初上，我们从广场步行回西直门。
由于旅途疲惫，次日我发了高烧，吃病号饭，打奎宁针。好在年青，很快退了烧。
在京期间，我去游览了动物园，参观了景山公园的泥塑《收租院》和军事博物馆，上“清华”“北大”和王府井的“中国文联”看大字报。
此外，我还特意怀着朝圣的心情，一路去海淀寻找到中央财经学院，因为这儿是“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正式发起单位。
我跑遍了几乎整个校园，总算找到一个留守人士。
他告诉我说：主要的“勤务组负责人”都赶往革命圣地——井冈山，筹备在新年元旦的革命摇篮井冈山，隆重召开“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成立大会。希望同志们把这一讯息带回各地，并选派优秀代表前往参加盛会。
只因北京吃饭不要钱，又有机会再次接受毛主席检阅，我的小伙伴都赖着不想走。
于是我只身南下走天津。经接待站分配，住进了“财贸干校”。出门不远，就看到了海河之上那座“平津战役”中胜利会师的大铁桥。
和北京一样，得到一张免费乘车证，住宿不要钱，但食堂得买餐劵。我看电影，买日用品，买“语录胸牌”和书籍也化了不少。
天津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东南角，东北角，西南角和西北角”地名——特好玩。
尤其是坐着“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一路绕行，感觉真的好极了！在“水上公园”的温室区，我第一次看到了奇异的各色热带鱼，活泼泼地特逗。一住就是半个月。
我到了上海，被分配住在“十六铺”，那时的浦东还较冷僻，交通也不便，天天坐轮渡。好在免费交通，老往南京路跑。
大上海吃的零食不少，十里洋场有遗风，好吃的“水果甜羹”啦，“炸龙虾片”啦把我仅剩的钱“骗”得精光。
我在接待处借了餐劵，又趁邮寄“红宝书”不用邮资，夹带一纸便箋。老爸看到便箋上我写的“一分钱也没有了”，急忙从邮局寄来10块钱。
拿到汇款，我立马再奔南京路，吃了个“肚儿圆”。后来“上海接待站”发函向我讨要欠款，老爸赶紧汇钱去还了。其实当时好多人用“假校假名”让欠款成了“白条”。
11月25-26两天，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至此已有1200万人次的红卫兵上京了。
中央终于发出了“天气转冷，请各地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返回原地，等明年开春后再行串联”的通知，还强调“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后来知道是毛主席的原话）
我在天津和上海参观和串联了一些大中学校，到十一月底回杭。
真是天地翻覆啊！才过了一个月，我重回杭州四中校园时惊讶地发现：形势大变，气壮如牛的“红卫兵连”已基本在校园销声匿迹了。
代之而起的是“群雄蜂起”，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七一红卫兵”等等。不过最大的是“四中红旗”，成为“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杭州红三司）属下。
我参与组建了“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市指挥部”。
当时在拱墅区“地球兵”（因袖章中央有地球标志）实力最强，不但仅有的三个中学：杭三中，拱辰初中，沈塘初中都成立了，连杭链厂等也有工人组建，并成立了“区联指”。
为指挥部寻址，我们进驻了浙江省文史馆。
由于传来复转军人组成的“红卫军”被取缔的消息，我们商议着改为“红卫兵杭州市指挥部”，自称“红四司”，与北京作了切割，再没派员参加井冈山的所谓“中国支队”大会。
由“杭州市委市政府文革联络站”单扬签字，给“红四司”批了几辆崭新的自行车，一溜儿出发，还是挺招摇的。一如《奇袭》的台词：“摩托队好威风呀。”
“一月风暴”后，“省联总”基本在杭州夺了权，我们就趁“复课闹革命”解体回校了。
在我看来，“复课闹革命”把红卫兵招回校园，虽说还有过打派仗，搞武斗等余波，但杭州的红卫兵运动也基本上进入了“尾声”。
我也和全国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结束了“经风雨见世面”的闯荡生涯。
那年，若干只红袖章被裁缝老爸拼制成了两条游泳裤，我穿着它“到江河湖海游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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