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1•大锅饭时期

本文来自合作公众号：三汇文学。

作者：秦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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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挑煤

我读小学四年时，班主任汤老师把她曾经用过的一担竹筐子送给了我。意思很明确，你可以和班上其他同学一起上山挑煤了。

我们三汇镇上的少年，大都才十三四岁，大一点的十五六七岁的时候，都会三五个组合一同上山去挑煤或者捡干柴。

一条街上同学年纪相仿的都会提前在星期六相约，星期天同去。

我们三汇镇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家庭住户不少，那时候什么东西都靠供应，包括煤炭也要供应票。

那时供应的煤炭叫连槽炭，煤的质量差，块煤很少，煤炭面面多，生火时燃煤没有块块煤很恼火。

为解决生火难的问题，我们就得上山捡柴挑炭。那时我们附近的大巴山、华莹山小煤窑多的是，国营煤矿也有。

到他们山上去挑煤炭，一般是块煤。块煤的质量好，生火燃煤就快多了。

所以我们这些十三四五岁的男孩儿，上山挑煤捡柴就成了那时的一道风景。

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雷玉才一条街上长大，我们两家相隔很近，上学放学都在一起走。两家的子女大小都差不多，同在一个年级一个班的有他姐和我姐，我妹和她弟，在我们镇上这样的情况多的是。

我的这位同学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痺症，一只脚没完全医好，走路就不如我们正常人走路那么方便，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读书学习。相反他学习很是努力，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

而让我敬佩的是我们一同上山挑煤捡柴，他和我们一样，一路上从没拖过后腿，和我们走得一样快，我们一路欢歌笑语，走过了几年年少时艰辛而快乐的时光。

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是，当初班上的一位同学竟成了他的姐夫。

这位同学笑我，你和雷玉才当初在班上联合欺负我，还打了我的。雷玉才打得好，把我还打成了他的姐夫。

时光就会这么啼笑皆非但又姻缘巧合。我们在一起大饮三杯，好爽好爽！

42斤南瓜的力钱

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很早就从石盘码头过了河，到了三汇中学大门校外靠河边的蔬菜队菜地。

一周前来我家挑粪水的刘大伯说，去他们蔬菜队挑南瓜给曾家沟煤矿伙食团，挑力钱每斤南瓜一分钱，这让我动了心。

我在蔬菜地里挑了六个不大不小的南瓜，刘大伯来过称有42斤。

刘大伯问我，“曾家沟三十里路，有点远，你身体单薄，怕挑不拢哟，少挑点，拿两个小点的南瓜出来”。

我向刘大伯回应道，我挑得动。其实是那一分钱的力钱诱惑了我，让我鼓足了勇气。

我挑起了南瓜，感觉肩上的担子稍微有点重。平时我上山去挑煤炭，挑的重量都没上过四十斤，路程也不远，大概有十七八里地，且下坡路多。

今天不一样，去曾家沟煤矿上坡路多一些，路程多了近一半，重量也多一些，肯定要多用一些力。

从北坝蔬菜地起挑，我满头大汗才挑了三里多地到了麻地垭口时，已累得似乎走不动了。

或许身体有点感冒，或许这一路上坡，总之是力不从心，有点打退堂鼓的心思。

我坐在麻地垭口那棵硕大的黄桷树下发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是挑回去还给蔬菜队，还是寄放在路边的农家，下一个星期天来挑？

反正今天我是挑不动了，还有二十多里路。

歇坐了好一会，突然眼前来了我们学校两位高我一年级的学生，一位姓王，就住在我家下面河沿的街上。

他父亲就在我家隔壁的一个陶瓷店上班，我们年纪相差不大，一条街上的娃崽，好熟悉。

我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姓王的街邻我应该称哥子了。他看我无力地坐地边，身边的挑子上还放有南瓜，估计是往曾家沟煤矿送菜，便叫了我声小名“大黑”。

我和这位哥子上曾家沟煤矿去挑煤，顺路。他们说，我俩帮你松松挑子，一人帮你挑两个，不费力的。

我赶忙向王哥子致谢，再看见那位哥子的面貌似曾相识，也赶紧向他道起谢来。

就这样，我们三人一人挑两个南瓜就轻松而行，从麻地垭口走下坡，过拱背桥，上石板梁，走熊家店，再走欧家嘴过板板桥，再走五里地便到了曾家沟煤矿的地盘名叫大河沟的地方了。

我感谢两位好心哥子的帮忙，挑起六个南瓜，一口气爬了近百米的陡坡路便到了曾家沟煤矿。

到第一个矿井叫大拱门的车间，交了南瓜，领了4角2分钱。

记得那个时候，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们，挑菜上曾家沟煤矿，返回时还要少担一些煤炭回家，这样两头都不空闲，但苦了肩膀劳了多少神。

那样的岁月过得实在有些艰辛。

我拿着4角2分钱交给我妈时，我妈当时很诧异，你挑那样重干啥子，家里又不缺你这钱，今后不准去挑菜了。

我妈的语气很严厉，严厉中还是看得出妈是关心我为我好，毕竟那时我还小，还不是去下力挣钱的年纪。

我妈当时给了我7分钱，叫我去火花饮食店吃了一碗小面，以示奖励我。

岁月一天一天过去，转眼几十年，年少时的艰辛和磨难却时时刻刻涌现在眼前，有时泪水就漠糊了双眼。

我都是一位老人了，怎么还有这脆弱的心理在漪涟不断？老了吗，的确老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年少时那抹不去的艰难困苦，还有曾经有过的快乐时光。  

野豌荞儿，家豌豆苗儿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都曾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特大的三年自然灾害。

1960年初起至1962上半年，一场从未有过的特大干旱把我们害苦了。那时正是我们长身体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是大跃进年代盛行吃大伙食团即真正的大锅饭的时候。

我因小时候得了肠胃病，在三汇镇镇医院就医半年多仍不见好转，医生建议去达县地区医院检查一下。

在达县地区医院检查后凭医院的证明，我和我妈两人从和平街的大伙食团下了户，可以在家里煮起吃。

那时在家能煮饭是一个了不起的待遇，这里有我父亲最重要的人脉关系，要不然是绝对办不到的。

我家的前面是铺面，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政策，铺面入了股，父母由此参加了工作。铺面有一层楼也一同入了股，铺面的楼上住了两户人家。

自然灾害期间都在吃伙食团，那时居民每人的粮食定量都很少，吃不饱是常事。

前面楼上姓肖的住户还饿死了一个小弟弟。我妈在杂货街那个商店上班，商店晚上要值守，有父亲的照顾，我和我妈一同住在商店的后面，吃住都在一起。

那时吃的碗不用洗，要用舌头把碗的四周舔得干干净净。煮饭的锅儿更不会洗，下次煮饭加水就煮。可见那时粮食好紧张。

记得我小妹饭吃不饱，路都走不动。母亲把她抱到杂货商店来，她从早坐到晚，一动不动。

好在我和母亲的粮食下户，吃稀饭还是可以吃饱的，小妹在这里才逐渐恢复了生气，度过了那一段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

1962年下半年后，大伙食团终于寿终正寝，粮食下户了，人们也终于回家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家后面的房子空闲着，妈妈用来养了好几只兔子。兔子是吃草的，我担起了为兔子找草割草的任务。什么灰扑菜，车前草，兔子最爱吃的草我都认得。

但有一次，我却犯了个不小错误：我在河对面号房后面那个坡地割了一满背篼兔子喜欢吃的草。

我只认得这草就像我平时割的像野豌荞儿差不多那样的草。我喜气洋洋地往回走，还没走到号房码头上，后面有人追赶上来，把我拉住，说我割了他家的家豌豆苗儿，要我赔，并把我拉到他家去。

我告诉了他我父母的名字，这家主人托人捎信到街上。我妈赶了过来，赔了礼，这事才了了结。我灰头盖脸回到家，好不丧气了好长一阵子。

我家养了一只猪

为啥我说，我家养了一只猪，不说养了一头猪呢？

这也是大自然灾后1962年底的事。

那时伙食团解散了，城镇户口居民的供应粮也下到各家各户，人们又过起在家煮饭吃饭居家的日子。

各行各业逐渐在快速恢复发展，上街赶场的人也多了起来，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江河上的行船增加了不少。三汇古镇似乎又多了一些生气，人们脸上红润的气色也开始冒头。

1963年的春天伊始，我母亲以她超出常人的眼光，在大石磐恢复不久的猪羊市场上买回一只小猪——她要养猪。

当她把小猪买回来后，我们都大吃一惊，左邻右舍更是感到不解。

养猪的猪圈，不成问题，我家的厕所有点大，把它从中间隔断，就成了现成的一个猪圈。

一只猪一天要吃多少猪食，这才是个问题，可我妈早就做了这方面的打算和安排——这也看得出我妈的智慧不一般。

1961年底，三汇镇镇政府多方考虑，城镇办的大伙食团根本没有蔬菜吃，居民家家户户每顿就是在伙食团端回那清汤寡水的一点稀饭过日子。

镇政府抽调我父亲组建一个临时的蔬菜生产队，任命他为队长，在麻园一带的坡坡坎坎开荒种地，生产蔬菜。

我妈好聪明的一个人，沾沾父亲种地的光，在麻园小河沟的那头坡坎上打起了主意。

那个坡坡坎坎上全是坟包包，她便带领我们姊妹在坡坡坎坎上开荒种起蔬菜，南瓜、四季豆、红苕，其它时令蔬菜种了一大片。

那坡坡坎坎上油桐树多，油桐树的叶子大而密，很遮荫，但不利于蔬菜的光照。

有一次，我用竹竿绑了把镰刀去割那茂盛的油桐树叶子。我只顾割树叶，不小心从油桐树下栽了下来，掉在河沟下，泥水糊了一身，脚跟也扭伤了，一个星期没去上学。

我母亲买小猪来喂养，她就考虑到了猪饲料的来源。

我家隔壁是四川省达县轮船公司的公司机关，公司有个伙食团常年每天有三十来个人在食堂吃饭。

他们的伙食团是租的我家后面一间房子，因而和我父母极其熟悉。我母亲找了饮事员高大叔谈好收潲水一事，母亲又和左邻右舍的邻居商议好收潲水。

加上父亲的人脉关系，他在酒厂能买回酒槽，这又解决了一些困难。

总之，母亲协调了这些事，猪也就养起来了。为养这只猪，我妈和我和姐抬了不少粪上麻园去务菜，劳了不少神。

半年后，父亲任蔬菜队队长的职务被免除，蔬菜队也解散，父亲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单位。

母亲也再不好意思在麻园那坡坡上种蔬菜，秋收后就没再去。这就为养猪饲料又带来了困难。

猪儿也就有一顿无一顿的勉强拖下去，到年底实在不行了，只有忍痛提前把猪杀了。

我记得杀那只猪时，猪的重量还没上八十斤，这就是文章开始时我讲的那样，那是一只才搭起架的架子猪，不是一头肥猪。

作者简介：秦吉龙，渠县三汇镇人，曾下乡当知青，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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