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小右派的命运沉浮
防失联，加微信yygtya。
1957年那场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自然也波及到了三汇小镇。
从达州出发，1个多小时的车程，便抵达渠县一座建镇已有近千年历史的小镇——三汇镇。巴河、州河汇集注入渠江，三江交汇便是“三汇”，三汇镇由此得名。
据三汇镇志记载，反右斗争中全镇划了33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四个小右派，时年最大的17岁，最小的15岁。
这四个人是何世训、鄢国灿、张仲方、张在华。他们是当时渠县第二初级中学（后来的三汇中学）五七届学生。
这是几个文学爱好者，学校的校报、墙报总有他们编辑或投稿，他们憧憬着上高中进大学，将来有所作为。
1957年上学期，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当年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仅有10%几，而1956年初升高中是100%录取，还收录了以前毕业没升上高中的部分学生。
爱思考的他们感到疑惑，这是为什么？恰逢达县专区教育局工作组到学校检查工作，同学们便推举他们几人去向工作组询问。
他们见了工作组一个姓穆的女干事，询问无果，却惹祸上身。
学校领导认为他们不守校规，违反了之前“不准向工作组反映情况”的告诫，来了个秋后算账：虽然凭他们的学习成绩本可考上高中，结果却同时落榜。
落榜后，他们并没有气馁，商量着一起自学复习，准备来年再考。他们的自学主要是补习58届的文学、汉语，因为1957年上学期才开始将初中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科，他们那个级只学了前两册，后两册未学。
何世训的父亲正好是该校的文学教师，他便把父亲的教学资料拿来四人一起学习。
其他没考上高中、也准备第二年再考的同学非常羡慕，再三请求他们把复习资料翻印出来供大家使用。
为了同学情，他们便决定编印复习资料。因为爱好文学，于是决定给资料取个名字，便模仿当时一个叫《奔流》的文学杂志，给自己的复习资料取名为《奔浪》。
四个人开始编辑《奔浪》。除张在华、何世训各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余内容全是从何世训父亲的教学资料上摘抄下来的复习内容。
他们四人并没有天天都在一起，只是隔三差五相约交流下学习情况、讨论一些问题，平时都各自在家自学。那时，家住三汇镇主城区的鄢国灿和张仲方已在镇里的联合诊所当学徒，学医。他俩作了两手准备：如果来年考上了高中就继续读书，若考不上就当医生了。
家在巴河东岸渡江街的张在华、何世训写好了发刊词交由杨牧带给鄢国灿、张仲方征求意见。
复习资料内容准备好了，他们掏出自己的零用钱凑在一起买了纸张油墨，去三汇中学缮写员汤成浩处借来钢板铁笔。
张在华、何世训刻好了蜡纸。没有油印机，他们就拿到三汇镇政府的油印室去印。
印好后给当时的王镇长和镇派出所办公室各送了一份，请他们提意见。
他们大约印了五十来份，发给需要资料的同学，每份收一角钱的工本费。得到资料的同学非常高兴，家长们夸他们几个人做了好事，解决了没有复习资料的难题。
于是，他们决定继续搞资料。
第二期的内容便全是从借来的教案及杂志上选摘的复习内容。他们没有得到镇政府及派出所的反馈意见，这一期就拿到北坝求精锅厂去油印了。
他们搞那两期复习资料期间，正是全国大城市大鸣大放时期。
1958年春，大鸣大放在三汇镇全面开展。
鄢国灿、张仲方在三汇镇联合诊所参加整风学习，因为人小，不懂什么政治政策，只一心想读书学习，在会上也没有发言，只当收音机听领导传达文件，听别人发言。
渡江街的张在华、何世训参加街道的学习，同样没有提什么意见或建议。
当时街道文化人缺乏，工作组的同志就要他们在会上作记录。后来出现大字报，他们又帮人写大字报；还被编在民兵小组去参加夜晚的梭巡放哨等。
他们当时感到很自豪，觉得参加这些社会活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有利于今后读书学习。
他们就这样一边自学一边参加社会活动，满怀希望准备迎接当年七月的升学考试。可是风云突变，把他们的美好愿望彻底击碎。
1958年4月的一天，鄢国灿、张仲方突然听说他们的同学李万金因为“奔浪"遭了批，他俩有些心神不定。
李万金是他们的同级同学，年龄比他们大，曾从他们那儿拿过复习资料，此时已参工在三汇区畜牧站上班了。
他俩赶紧跑去畜牧站所在地的三汇区公所，在大门边的墙壁上众多大字报里找到了批李万金的那张。
他俩在大字报里第一次看到了“李万金参加奔浪反动集团”，“是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的词句，吓得心惊肉跳，六神无主。
他俩赶紧与张在华、何世训商量，马上把已经编好的第三期复习资料连同刻好和未刻的蜡纸等全部交到三汇镇派出所去，声明他们只是复习准备升学考试，并没有搞什么反革命活动。
他们单纯地认为，不再编印复习资料，也就没事了。
岂料没过几天，上面突然就给他们每人发了一顶“右派”大帽子：组织参加“奔浪 ”反动集团，实属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当时，张在华17岁，鄢国灿、张仲方16岁，何世训15岁。后来，人们谈及四人就会用“那几个小右派”来称谓他们。
张在华说，宣布他们是右派分子的当天晚上，他与何世训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还考不考得成高中？”当时他们想的还是升学，并不知道“右派”这顶帽子有多重！
戴帽后才知道他们是“专政对象”，连起码的公民权利都没有了，更不可能再去考试、升学、读书。
张在华与何世训开始在渡江街接受监督劳动改造。
白天劳动，给座落在北坝的求精锅厂、酒厂搬运货物，或给街道尽义务打扫办公室送通知什么的；晚上政治学习，改造思想、接受批斗。
规定他们到任何地方无论做什么事，必须先向别人介绍身份“我是右派分子”。
张在华说，肉体的劳累不算什么，心灵的煎熬却是痛彻心肺的。那些不晓事的小孩儿唱儿歌似地跟在后面吼叫着：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大坏蛋……叫得人心里滴血，只想掀个石板钻进地底。
自己总在问：“我是坏蛋吗？我干了什么坏事？我只想升学读书啊！”
张在华曾经想过结束生命，却放不下亲人。
他们家在渡江街开一小食店维持生计，父亲早逝，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拉扯着他们兄妹五人。那么艰辛都让他上学，要是自己死了，母亲该是怎样的悲痛，弟弟妹妹该怎样过活啊！
好在家里人没把他当成坏蛋，在亲情的温暖中，终于，他熬过来了。
不过，“熬过来”的那几年，不到二十岁，他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了。
后来，他们由三汇镇政府安排到镇办企业去劳动改造。在州河岸边的垮岩煤厂、水井弯煤厂、龙眼窝煤厂挖煤运煤，后又去火箭石膏厂（州河边的烂泥弯）搬矿石挑石膏。
依然是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改造思想。不过，山里厂矿的监督 比镇上街道要宽松些，因为去那些地方劳动的“基本群众”很少，大部分不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就是地主资本家出生的狗崽子，没有资格去监督别人。
天高皇帝远，那队长主任些也懒得管。但是，领导懒得管却让那里的右派分子倒了霉。
1962年，中央发文把“右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将地方的右派分子帽子“一风吹”，三汇镇政府向各单位发出通知 ，要求把所有右派分子的名单报到镇政府。
可当时火箭石膏厂那个李主任拿到通知却不理不睬，没有把他单位的右派分子名单报上去。
结果三汇镇开大会照报上去的右派分子名单宣布揭帽，而火箭石膏厂的几个右派却没有在宣布揭帽的名单之列，其中就有张在华、鄢国灿。
他们之后听别的右派讲了此事，便去镇政府反映，希望能为他们补充宣布揭帽。回答是：已经宣布过了，只有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他们也就没有当回事，认为既然是“一风吹”，那就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都吹掉了。
的确，之后就把专政对象由“五类分子”改为了“四类分子”，取消了右派。四个小右派获得了自由，过上了“中国公民”的日子。
张在华结婚后，有段时间在打车队干活。所谓“打车”，就是用鸭脚板车从山上把煤炭拉运下河。
一车煤运到河边卸载后，又扛着六、七十斤重的空车爬上去——如此往返，每天可打运原煤2至3吨，足见其劳动强度之大。但其待遇却极低。
在打车队劳动的多是专政对象 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所以打车队被外面群众称为“劳改队”。
就是这样的“劳改队”他们也愿意在那里，总有一份收入可以生存。
但后来这份工作也失去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曾家沟煤厂向外已通了公路，汽车运煤，不需要水运了。鸭脚板车无用武之地，打车队就解散了。
夫妻俩都无职无业，要养家糊口，只靠自己去找零工做：给渡江街的小食店挑面粉、油盐佐料；给供销社搬运百货布匹、抬煤油盐巴 ；去几里外的砖瓦厂装窑出窑、下砖瓦、起煤炭；给三十来里外的曾家沟煤厂挑米、挑菜……
就这样，他们相濡以沫，虽苦犹甜，白天下力，晚上陪陪孩子。
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把专政对象由“四类”还原成了“五类”，1962年没有宣布揭帽的右派又进了“黑五类”，张在华、鄢国灿的帽子又回到了他们头上。
五类分子不许乱说乱动那是起码的，街道隔三差五开群众大会批斗五类分子是家常便饭，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被揪头发是常事，吊鸭儿浮水、坐老虎凳也时有“赐予”。
那年代“反革命”又多，镇上一开公审公判大会，五类分子必定被弄去陪杀场。
在三汇镇那个叫惠园的体育场，专政对象在会场一角或站或跪成一大片，任何一个基本群众都可以去对他们拳脚相加或棍棒挥舞。
每次陪杀场回去，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这也还不算啥，吃点跌打丸敷上七厘散 ，很快又可以挑力挨斗了。
最惨的是1968年6月那次。当时三汇两派的武斗达到白热化，原本占领着河西岸镇主城的“分部”借助外来同派力量打过河，先占据河东岸渡江街的“兵团”丢盔弃甲逃跑到达县城去了。
背枪的押张在华过河关在“分部”指挥所——三汇区公所里，一关七八天 ，等他没有参加任何派性的二弟四处求人说好话放他出来时，已经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
回到家他才告诉家人，在那黑监里时时都在恐惧之中，不分白天黑夜，打手们随时可以揪几个人出去练手劲，他记不清遭了多少次打，跪在碎瓷瓦子上，打手再用枪托、皮带往身上任意挥舞，膝盖被刺得稀烂，鲜血直流，打得他吐血屙血，爬着进厕所……他都以为自己不能活着回家了。
自那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养好伤后还得去挑力，为了孩子还得活下去。
他心灵上的伤口却愈来愈大，忧郁越来越深，总想着怎样把那顶右派大帽摘掉。摘了帽不仅自己少挨斗挨打，更重要的是孩子可以出头。一个右派分子的子女以后怎样生存啊？
他企盼政府什么时候能够大赦天下。十一盼元旦，元旦盼春节，春节过了盼“五一”，“五一”过了盼“七一”，“七一”过了盼国庆……
就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企盼能摘掉那顶重如泰山的右派大帽。
结果，盼来的却是因身心极度受伤而得的肝癌！
1972年秋天，张在华丢下妻子儿女，秋草般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微弱地吐出一句：“我……可……怜……的……牺牲品……”
那年，他32岁。
何世训与杨牧
他们四个小右派中，年龄最小最具戏剧性的是何世训。
当年渡江街人都知道一个小故事：何世训一次给三汇酒厂挑煤炭，中途休息时他站到过煤的磅秤上欲称体重，酒厂安排过称的年轻李姓女会计以为小孩调皮，喊了句：小家伙，莫去搞家（渠县方言，即不要乱摸东西）！
旁边有人赶紧对李会计说：那是个右派分子啊！那女会计吓得瞠目结舌。
何世训当时15岁多，个儿又小，人家哪会想到他是右派呢？
何世训的父母祖籍射洪，早年来到渠县教书，一直以校为家，没有自己的房屋。
何世训上初中时不愿跟在三汇中学当教师的父亲住，去到张在华家借宿。
成右派后，当地政府紧绷阶级斗争的弦，严防两个坏人一起搞阴谋诡计，不让何世训再住在张在华家里。
他只好回父亲那里住宿，但人还是要服从渡江街管制。他同张在华一样，先后被放到街道石灰厂、州河岸边的煤厂、石膏厂、打车队等地方劳动，接受监督改造。
但1962年，他在渡江街幸运地被宣布摘掉了那顶右派分子帽子。
摘帽右派，不再是专政对象，但没有工作单位，还得照样去“劳改队”打车队拉鸭脚板车。他不仅自己要生存，还得养活父母。
因为他父母在当年的“精工简政”中双双从学校裁减下来了。两个从读书到教书的老者，一无别的挣钱技能，二无参加体力劳动的身体，只有靠儿子养活。
后来打车队解散了，人家知道何世训能写会画，镇上一些单位请他去从事布置会场、办公室、办专栏、写标语等有偿服务。
他自学敲煤油炉子、做石膏塑像去卖，就那样挣钱养家糊口。
原本可以那样生存下去，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却鬼使神差去参加“革命”。
他与三汇“红色造反兵团”的头头罗清仁本来是朋友，于是参加罗的组织一起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兵团”搞文字工作，写歌曲，搞宣传，成了罗清仁的心腹。
1968年5月，三汇“分部”打过河后，他随兵团跑达县城里。
到1970年，武斗结束，镇里办学习班把造反派的骨干们弄去学习。何世训却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背个木箱箱，跑去距离三汇一百多公里的巴中、平昌山上，给人家油漆箱子柜子维持生计。
他一跑半年多，等学习班解散后才回到三汇镇。
他跑了，逃过一劫。在何世训逃离三汇那段时间，就有摘帽右派分子、三汇曾家沟煤厂的冉崇刚和镇上的温礼云的帽子又给戴回来了。
可是，何世训躲过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他回到三汇不久，“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貧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轰轰烈烈来到了。
何世训这个“摘帽右派”摇身一变，又成了“知识青年”。下乡不需要政审，1971年1月，他随三汇镇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下了乡，被分到渠县北边最偏远的贵福区义和乡山上。
当了八年多农民，生产队却一直没有给他分住房，安排他住在一牟姓的农户家里。他却不吵不闹，还能跟干部社员和谐相处。
下乡第一年他除学会了农活，还自学了砖工、木工。他勤快，哪家需要做砖工活、木工活他就去哪家干，就在哪家吃，省得自己煮饭。
他又多富幻想，一季秧栽过后，他就想到要造架适用于山区的小型插秧机，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
他把这想法向义和乡政府汇报了，乡里的领导表示支持，只是没有经费。也有人觉得他异想天开。
他不管这些，独自跑到县城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自己绘制好插秧机图纸。
然后到渠县机修厂（后来的渠县高压电器厂），找到在该厂当车工的他曾经的恋人（那女孩虽然顶不住政治压力与他分了手，却一直对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没能终成眷属却仍是朋友），经她努力，他得到机修厂领导及工人的帮助支持，无偿地为他提供边角钢、木材。
每当工人下班以后，他便去“上班”，按照自己的设计刨啊车啊焊啊。这样废寝忘食地干了几个月 ，一架他自制的插秧机终于安装出来了。
义和乡农机站派来技术员同他一起做“插秧”试验，试插中其它程序都行，就是分秧老是带秧。
他又反复琢磨，往返于义和乡与渠城机修厂，重新设计制作插秧部分，却还是不过关。
此时，当年栽秧季节已近于尾声，他也实在疲惫了，便打算先回三汇镇看望老父母后，再重新整插秧部分，争取来年栽秧能用上。
他回到三汇家里，正碰上房东把他父母从出租房撵出来。
何世训除了心酸心痛，还得解决问题。他先请房东宽容几月，他再来想法。他回顾父母多年的情景，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自己有房。但是没有钱，要有房谈何容易。
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来一个苦方，自己修房子！
他想到了石灰窑淘汰的窑脚灰。当时三汇镇沿河一带有七、八个石灰窑，每个窑子的河坎上都堆满了无用的窑脚灰。
他先去弄些回来试验：窑脚灰加沙、窑脚灰加土、窑脚灰加煤炭灰，同一配料按不同的比例调配，再用水和好，做成无数个方砖晾在那里，等方砖干后再拿来试压。
他终于发现按某种比例加二炭灰的配方硬度最强，于是决定用窑脚灰修房子。
他申请了渡江街靠河边街头的一块闲置宅地，用窑脚灰和鹅卵石打地基，窑脚灰加二炭灰筑墙；他从林场朋友那里去买廉价的树条作檩子，山上朋友那里找白夹竹作椽子，盖上玻纤瓦。
从搬运材料到具体操作，都是他一个人干。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经过大半年的艰辛努力，一幢六十多平米的属于他自己的房子终于建起来了，父母从此才再不被房东撵来撵去。
他修窑脚灰房子是一种发明创造，当时在三汇有极大影响。后来不少人学他用窑脚灰搞建筑，从此石灰窑的窑脚灰开始卖钱了。
何世训修窑脚灰房子时已是三十出头，仍是光棍一条。此时，正是张在张华生病离开人世期间。
于是，他接过张在华的遗孀和两个孩子，成了个家。张在华的遗孀愿意跟他，一是她与在华相濡以沫，觉得在华走了，她就该顶替在华在这个“小集团”里；二是想到他没有孩子，又是在华的难友，不会亏待两个孩子。
尽管当时他还是“知青”，还在农村，街道主任威胁她“跟何世训结了婚把你也放下农村去”，她还是顶着家人、朋友和社会压力跟了他。
之后，他们又艰难地生养了个儿子。儿子没有亲眼目睹过父亲的右派生活，又遗传了他的文学基因，后来成为小文青之一。
这应该是何世训不幸人生中的一点幸事。
1978年，何世训作为返城知青回到了三汇镇。
1979年，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却因他戴帽时只有15岁没有单位，无法落实工作，只有干个体。
他原本可以搞他喜爱的文学艺术，但得先解决一大家子的吃饭问题。他开过小食店、照相馆、煤球厂、家具厂等，却终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意人，最终一事无成。
最后，他在贫病中离开了人世。
左起：张仲方、李卓成、何世训
四个小右派中较为幸运的是张仲方。
张仲方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父亲当时是三汇镇联合诊所主任。
他考高中落榜后被收进联合诊所做学徒学医，但他自己还是想升学读书，于是抽空去跟张在华他们一起复习。
1958年4月宣布为右派分子后，被诊所开除，16岁的他开始了被监督劳动改造的生活。
在位于巴河东岸的造船厂，他白天搬木头劳动，晚上接受批斗改造思想。
1958年下年，他被派去距离镇上二十多里的牛奶尖山上参加大办钢铁，探煤矿、铁矿，挖煤、采矿、炼钢，样样都干。
1959年，他又被派去镇属企业火箭石膏厂，挑矿石、挑石膏等。
之后“分流”他回到街道，派去在州河岸边的街道企业石灰厂运石灰、推木船等。
1962年，他幸运地在街道宣布揭掉右派分子帽子。他父亲是渠县政协委员，他向诊所和三汇镇政府申请儿子重新回诊所，经批准，张仲方又回到联合诊所当学徒学医了。
1965年“四清”运动中，因为当过右派“不清”，他又被医院下放回家，又开始下苦力做零工。
曾拖着瘦弱的身体在襄渝铁路三汇段的桥梁修建中抬石头。
1966年，他作为三汇镇的合同工进入达县修红旗大桥的民工队伍。一年后转入修达县纺织厂的合同工。至1970年，合同期满，他又回到三汇做零工。
1971年，张仲方所在的三汇镇英明街成立街道企业搞医疗诊所，把他弄进诊所做主治医生。
街道给他安排了个学徒，安排几个街道干部抓药、挂号收费，解决几个人的就业问题，增加了街道的一些收入。
1979年右派平反后，按政策张仲方应该回医院上班（他以前所在的三汇镇联合诊所早已改为三汇镇医院），但三汇镇政府不同意他回医院——因为他一走，这街道诊所便无法开下去，诊所里那五、六个人就要失业。
于是，他就在街道诊所干到1991年。
张仲方虽然也干了那么多年的体力活，也历经了那么多磨难，但他家里有个医生父亲撑持着，右派前期他又多在街道以外的厂矿呆着，后来学医有了医生的身份，所以他很少像张在华那样遭革命群众搞武斗，免遭许多皮肉之苦。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仲方经三汇中学教师李洪济介绍加入农工民主党，后来成为县政协委员。他说，参加农工民主党只是为了交朋友。
他儿子承父业，高考进中医学院学医。他现在凭着他的医技还可以去他儿子的医院坐诊。
他说，能够活到七十多岁不容易，能活着就好好活，好好享受生活。
鄢国灿（右二）近影
鄢国灿出生在一个小小的民族资本家家庭，他父亲鄢芷宇祖籍重庆合川，1942年举家迁到渠县三汇镇。
1943年，鄢芷宇买下了三汇镇北坝的一片土地建了锅厂。
1953年公私合营时，他们家的房产成为公有。
后来，锅厂与锅罐厂被合并为求精锅厂，成为县办国有企业。他们家就住在求精锅厂。
但1955年求精锅厂收为国有，连住房一并公有了，只有到镇上租房居住。
鄢芷宇多才多艺，同时也是当时三汇镇联合诊所的医生。
鄢国灿考高中落榜后跟张仲方一起进了联合诊所当学徒学医，戴右派帽子后被诊所开除。
1958年下半年，鄢国灿同张仲方一道去牛奶尖山上参加大办钢铁的劳动，探矿挖矿搬矿炼铁烧炉子，样样都干。
1959年，他去到了三汇镇办企业火箭石膏厂，但1962年他没有张仲方那样幸运“分流”回到街道，没有揭掉“右派”帽子，以致“文革”中又成了专政对象。
不过，他因为无家可归，几乎总是在州河岸边这个厂那个厂转，很少回镇上，也就免遭了街道、镇上的肉体斗争。
鄢国灿成为右派后，不几年，父母在羞辱忧伤中先后病故。他便以厂为家。
他一个右派分子，无房无正式工作，自己都难以为继，又有哪个女人肯嫁他？
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成家，一直孤身一人呆山上那些小厂里，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979年右派平反后，三汇镇社办企业办公室任命他为三汇镇州河石灰厂车间主任，后来又任命他当厂长。
这期间，40多岁的鄢国灿原本可以结婚成家 ，但他对“家”已心灰意冷，只一心扑在厂里的工作上。或许是几十年孤独惯了，更重要的是，他仍然是无房无钱，他不愿让别人跟着他受穷受苦。
他当厂长那几年石灰厂搞得红红火火，却偏又赶上企业转制。工厂倒闭，厂房被卖了，他连栖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回镇上寄居在侄儿家。
后来，一位三汇人在达县城里开书店，把他请去收发书稿兼守店。他不讲有无工资，只图有栖身之处，有饭吃。
干了几年，人家书店不开了，他又只能回三汇租房住。周边的好心人提示他去申请了低保。由每月几十元领到100多元，他照样生存。
之后，他的侄儿侄女凑钱为他买了社保，由起初的每月500多元，到如今已有2000多元，他已非常满足。
至今，他已过古稀，仍是无房无家，孤独一人在三汇镇劳动街偏僻的半坡租了间房住。
其实，他自己并不觉得孤独，因为他有个“伴侣” ——文学诗歌一直陪伴着他。
2011年，他的侄儿侄孙为他出资，他出版了诗集《奔浪菑韵》，了却了他的文学梦夙愿。
如今，三汇镇彩亭广场黑色花岗岩上镌刻着的《三汇镇》赋，就是出自鄢国灿之手。
作者：王忠瑛，笔名三江草、负华等。出生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曙光中，一生命运多舛。生长在宕渠汉阙之乡土溪，自幼梦想着上大学，命运却只安排她念了个初中二年级。青壮年时期生活在美丽的三汇水码头，挣扎在艰难的生存漩涡中。如今年过花甲，码字欲圆少年时的文学梦，文章散见于《杂文报》、《四川文学》、《达州晚报》、《西部潮》、《濛山文艺》等。
关注鹰眼观新，看人间百态。
防失联，加微信yyguanx。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