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饥挨饿的日子

作者：吴作明、邹万春、韩天雨。

鹰眼观天涯，每日新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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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作明：那是1959年至1961年，当时我十二、三岁，家里父亲又刚去世，真是天灾人祸，国难与家难双至，雪上加霜。

我虽然还小，但也懂事了，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感觉。

那时，每天每人只有几两粮食，不够一顿吃的。为了活命度日，满足生理生命需求，每天只能靠大量的野菜树皮充饥。

当时只有一个感觉——“饿”，每天只有一个任务——“吃”，肚子好象无底洞，怎么吃都感觉不到饱。

晚上饿的睡不着觉，白天饿的两眼冒金星，真正理解了民以食为天那句话的含义。

我正上小学，早上肚子撑的溜鼓，刚下第二节课，几泡尿出去，肚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饿的叽哩咕噜直叫。

放学铃声一响，撒腿就往家跑，到家不管是野菜，还是菜团子，拿起三下五除二，兄弟几个你挣我抢，狼吞虎咽，填饱肚子再说。

吃完了不用大人吱声，拎着菜篮子到野外采野菜，准备下顿饭。

什么苦苦菜、婆婆丁、鸡肠子菜，小根菜，柳蒿，鸭爪子，折麻子，水芹菜，大叶芹，猫爪子，蕨菜，猴腿，刺嫩芽，刺木果棒，榆树钱，榆树皮等等，好多野菜都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当时榆树皮是上等的，榆树皮差不多都被扒光了，没绝种算是命大造化。那年月，只要能充饥的东西都逃脱不了厄运。

采回的野菜有的用开水煮了吃，有的加点面熬野菜粥喝，粥稀的能照出人的影子，有的掺点面做菜团子吃。

野菜成了餐桌上的主力军，家常便饭，由于长期缺粮少油，有的人得了浮肿，浑身肿的锃亮，胳膊腿肿的很粗，有的干躁排不下大便，有的误食有毒的野菜中毒死亡。

那时我们寻开心，经常学苏联电影里的一句话“面包会有的”，互相安慰鼓励。那时谁家要能饱饱的吃上一顿纯玉米面饼子就算过年，就算奢侈，比现在吃山珍海味还要香甜。

有一次，母亲在生产队劳动，连饿带累晕倒在田间，被人送回来，母亲苏醒后，从怀里掏出还带有体温的玉米面菜团子（当时生产队发给劳动力的贴晌）让我们吃。

我们兄弟几个眼含热泪，谁也咽不下，我们都知道母亲宁肯自己忍饥挨饿晕倒，也要把自己的贴晌菜团子省下来，留给子女们吃。

这件事一下子让我长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至今，当时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段忍饥挨饿吃苦苦菜的艰苦岁月，最大的收获是让我们兄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教我们从小懂得了什么叫生活，怎样生活；学会了艰苦奋斗，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勤俭持家的本领。

从忍饥挨饿的死亡线上挣脱出来之后，为了打粮食翻身仗，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广积粮”，“跨黄河”（亩产800斤）“过长江”（亩产1000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但是不管怎么喊，怎么折腾，很多地方“跨黄河”，“过长江”也只是口号梦想。

有的人为了“跨黄河”，“过长江”，把谷穗或玉米棒子用胶粘上一截，看上去又长又大，应付欺骗上级。

有些地方赶上自然灾害还要吃返销粮（自产粮食每人每年达不到360斤，国家补贴），有的陈粮新粮接济不上，到了青黄不接时，还要靠种早土豆、豆角等野菜充粮接济，打替补。

直到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勤地不懒，科学地增产。昔日粮食亩产“跨黄河”，“过长江”的梦想已成真。

邹万春：上个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广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里，有四兄妹，我排行最小，也是受饥饿威胁最少的一个，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家人一些有关饥饿的故事仍历历在目。 

记忆中的童年，父母每天都是起早贪黑不停地干活，可一年到头，所收获的粮食总是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米饭不够吃，就拿红薯、芋头之类的杂粮充饥，而肉类食品一般都要等过年过节或是家里来客人了才能吃上一餐。

为了让我们姐妹几个能填饱肚子，每天吃饭时父亲总是还在干活，常常等我们吃饱了，他才拿起碗筷。

这时，剩下来的往往是锅巴、青菜汤之类的残羹冷炙了，可父亲却毫无怨言，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家离村小学有两三公里的路程，走路要半个小时。上小学时，中午放学回家吃一碗稀粥，去到学校时又饿了，所以村上好多孩子干脆中午就不回家。

我大姐就是时常中午不回家吃饭的，大姐比我哥哥大两岁。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比较调皮好动，肚子饿得也特别快，中午一般都要回家吃饭。 

有一次，妈妈看到大姐好几天都没回家吃午餐，饿得面黄肌瘦的，很是心痛，就将午餐哥哥吃剩下的唯一一碗粥放到厨房的吊篮里，打算留给大姐放学回来吃。

可哥哥知道了，放学后飞快地跑回家，把留给大姐唯一的一碗粥吃个精光！

饿了一整天的大姐有气没力地走回到家时，满以为能吃上一碗稀粥，没想到却被弟弟抢先一步吃了。看着桌上的空碗，大姐眼里浸满了泪水……

奶奶知道后，从红薯窖中挖出两个留做种子的生红薯给大姐充饥，可不懂事的弟弟竞还想抢姐姐的吃，后被奶奶呵斥住了。

在家里总是贪吃的哥哥，也有被饿的时候。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听说有杂剧团到镇上演出，哥哥和村上的几位小伙伴很想去看看热闹。

为了凑足午餐钱，他每天放学后就和小伙伴上山去砍小竹子拿去卖。当时100斤小竹子可卖得四五分钱，哥哥用了一个星期去砍竹子，一双小手都起茧了，肩膀也因挑竹子被磨破了皮。

最后，哥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得了两毛钱，估算着也够吃一个午餐了。

六一儿童节那天，哥哥和村上的几位小伙伴天还没亮，就匆匆起床，顾不上吃早点就兴高采烈地向十几公里外的小圩镇赶去。

当他们赶到时，演出正好开始，现场到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哥哥如痴如醉地看着精彩的杂剧表演，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时分，演出也结束了。

散场的时候，哥哥和村上的小伙伴不慎走散了。那时，他的肚子也咕咕作响了，他想反正伙伴一时半会也找不着，还不如先填饱肚子再说。

于是，他走到一个粉摊准备买一碗有叉烧的米粉吃，以犒劳一下自己几天来砍竹子的辛苦。可当他将手伸到口袋时，钱，却怎么也找不着了，他只好咽了咽口水，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转身悻悻地离开粉摊……

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哥哥焦急地转来转去，却怎么也找不着同伴。

其实，小伙伴们也正在着急地找他，后来他们碰到了我的叔叔。叔叔知道后，和大家一起寻找哥哥。

快到傍晚的时候，大部分赶集人都已散去，叔叔才在一个街道的拐角处找到了饿得已奄奄一息的哥哥。

看到哥哥蜷缩着躺在大街上，脸色苍白，嘴唇干裂，神志迷糊，叔叔心如刀绞，泪眼模糊。他赶紧拖人弄来一杯白糖水，给哥哥喝下。

不久，哥哥苏醒过来了，他睁开眼睛就问：“钱，我的钱呢？”

韩天雨：1958年，我正上初中。一天，父亲告诉我，以后都要吃食堂了，而且是白吃。我觉得新鲜，问他为什么。他说，好像是因为到共产主义了。

刚开始吃食堂，我们这些孩子很高兴。小伙伴们从同一个锅里每人盛一碗饭，挤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实在快活。

但吃过十多天后，我就高兴不起来了。大碗里的饭，吃得越来越没味儿。

有一天晚上，生产队长魏叔叔来我家，和我父亲说起吃食堂的事。

他在我眼里，是个有见识的人，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到过大江南北。

我们两家比邻而居，魏叔叔说，我父亲是七里八乡的明白人，两人常在一起说说“闲话”。

那天，我听魏叔叔说：“听说马克思讲过，共产主义的第一条标准，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咱现在算吗？”

父亲说：“一没酒，二没肉，下雨房子漏，出工背背篓，这能算极大丰富？远处我没去过，北京城里总去过几次，咱这山沟里和城市比，差远去了，我看距离共产主义还远。”

魏叔叔说，区里和社里有的领导开会就讲共产主义，老百姓都盼过好日子，共产主义来得越早越好。父亲看着我说：“我赶不上共产主义没啥，儿子能赶上就行。”

记不得食堂吃了多久，反正后来是不吃了。

农民没有那么复杂，再加上从兵荒马乱的旧中国过来刚十年，吃不吃食堂倒没啥。

随后，漫长的饥饿就开始了。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我十五六岁上遇上这场灾难，让我不但至今难忘，也让我保持了几十年的清醒。

我在工作中一直不愿意浮夸，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一个单位，如果不能让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职工过上好生活，越唱高调，就越失人心。

1962年，我考上了大学，临去报到时，父亲对我说：“你这一辈子只要不赶上打仗，也许就饿不着。”

今天想来，心里不免有些酸楚，父亲对我寄予的希望竟然如此之低。

这以后，我的确是越吃越饱，挨饿的滋味却至今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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