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的文革岁月
防失联，加微信yygtya。
文革开始时，我已经到工厂上班两年了，因为我父亲蒙冤坐牢，我15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被迫进厂了。
内衣厂初到盐城时只有百十号人，主生产线只有针织车间和成衣车间。后来仅靠两根大棒一口缸，土法上马，新建了漂染车间。
再到后来的机械化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在当地成了利税大户，明星企业。
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盐城内衣厂是以抄家拉开序幕的。
当地人传说内衣厂的上海人都是资本家，都有历史问题。因此抄家在我们厂全面开花，无一幸免。
一群红卫兵不报家门，就凭左手臂一个红袖套即以查四旧、查封资修为名，挨家挨户闯进去。
家具上的雕花刻字、墙上挂的烫发照片、生活用品中的四旧图案都是查抄对象。
有些富裕人家值钱的小象牙算盘、小象牙宝剑、金银首饰，一概当做封资修的东西没收，最后都不知道进了谁的腰包。
我们家因为父亲的问题，母亲患癌症，以及三年饥荒岁月的洗劫，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已空，唯一的一罐民国时期的钱币也被他们收走了。
红卫兵们很失望，把我的日记本以及同学间的书信抄走，定为小资情调。
接下来就是贴大字报。
厂里满墙的大字报都是一种表态，表明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然而有人写了错别字，拥护就变成了反对，于是又掀起另一拨批判高潮。
很快跟社会上一样，厂里分成了两派。
观点偏左的一派当地人居多，属于造反派，号称“战斗队”。
观点偏右的一派上海人居多，归入保皇派，举旗“造反兵团”。
在厂里造反兵团占优势。一是人数多，二是财政大权都握在手里。
战斗队曾经为拿不到经费砸桌子抢公章。
为了抢占舆论高地，也发生过抢广播室的冲突，但都是战斗队吃亏。
吃了亏总是要发泄的，那几个“死老虎”便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辩论则是家常便饭，无论什么时间地点场合，人们的情绪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着。
有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辩论，在外面借了一个礼堂。
激烈的辩论中，我针对对方的一个错误，阐述了我的观点，突然对方头头把人马全部撤走。不知道是我的观点击中了他们的要害，还是另有其他隐情。
但自此以后，我们这派的头头只要研究辩论的事情，都会通知我去参加，似乎我成了最佳辩手。
这时候，社会上戴高帽游街开始了，我们厂的造反派们也把走资派和四类分子归在一起戴高帽游街。
有的造反派自娘胎里出来就带着仇恨，有的天生喜欢作弄人。批斗时碰到这两种人，挨斗的人肉体受尽痛苦。
他们用很重的板子，重的人都抬不起头来。上面穿细铁丝，挂在脖子上。由于重力的作用，细铁丝深深嵌在肉里，脖子上能勒出血印。
我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自然逃不脱这种折磨。
当时社会上有杀派和巩派两大派系。
有一次，说是社会上的杀派要踏平我们内衣厂。造反兵团的全体人员，包括家属小孩都十分紧张。
商量下来，为保存有生力量，财产坚壁清野，人员往乡下撤退，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
那几天刚刚下过雪，地上残雪还没化掉。到乡下野地里过一夜，既要带被子又要带衣服，还得带些吃的。看着大包小包林林总总的东西，心里觉得好凄凉。
到要走的时候新的问题来了，挨斗的这些人怎么办？
我父亲说自己是四类分子不能走，走了会连累大家。隔壁姨夫是走资派，也说自己不能走，走了问题更说不清楚。
姨夫家的表弟小明见他老爸不肯走，坚决要陪着父亲，大有同患难共生死的悲壮！
这边厢还在拖拖拉拉，那边厢大队人马已经开了进来。
一卡车的人杀进内衣厂，由于没有遭遇抵抗，就只好砸了些东西，弄伤了个把人，倒也没有能够“踏平”内衣厂。
最残忍的是1970年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出版于1999年2月的《当代江苏简史》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苏省所开展的一系列运动中，以清查‘五·一六’运动最为残酷。”
我们厂那些文革中出头露面的头头们，当时都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反省，个个都不堪回首。
关注鹰眼观新，看人间百态。
防失联，加微信yyguanx。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