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5•文革武斗

本文来自合作公众号：三汇文学。

作者：秦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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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

人们在惶惶不安里悄悄度过了1968年春节。

北京的一场“二月事件”，导致了造反派不少头头被抓进监狱。三汇镇红色造反派的头头们也逃不脱这厄运，同样被关了起来。

然而不到一月时间，这些头头们又被悉数放回，而且是披红戴花被迎接出来的，说是被错抓了。

不过，这下造反派们又神气起来，一时的宣传十分火爆，唯他们是最正确的革命造反派。

一次造反派的宣传队在镇戏园子演出，我姐在一场歌伴舞中跳了主舞，就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造反的人想念领袖毛泽东”。

这一下，我姐小有名气，而最主要的是姐耍的这个男朋友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被牵连是肯定的了，也为今后一段时期父母在三汇镇的政界商界里的日子不好过埋下来了隐患。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父亲的履历。父亲生于1924年，小时天资聪明，小学毕业后，考入宣汉中学。宣汉和三汇镇通水路，上水坐船要4一5天，下水顺风都要两天，路途虽远这难不倒父亲求学的决心。

他说在宣汉中学读书两年只回家一次，初二毕业他越级考上了渠县中学。在渠中读高中时全班同学集体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

就这一情况，成了他一生的心病。好在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他集体参加三青团的特殊情况没有予以追究，只作为历史问题作了个结。

年轻的父亲那时在三汇镇算有高学历的人，党和政府的各项政治活动他也积极参与，曾担任过我们和平街第一任街道主任，也曾被县工作团选为县土改工作队队员参与梁山县土改工作。

1956年国家实行对城镇小手工业、工商业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爷爷留下来的木制印刷作坊也被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父亲成了私方经理。

而公私合营的商店全变成了国营的红旗商店，但有区别于真正的国营企业，如供销社、百货供应站。

红旗商店也就有了公方经理，公方经理一职大都是共产党员担当，在父亲供职的商店里实际上是公方经理说了算。

父亲最大的优势是在商界有一定的威信，他担任着三汇镇工商分会的负责人，这些对他来讲，说话就有一定的分量。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为了保护自身过关，父亲也违心得罪了个别乡人。而文革时期他身不由己站错队，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难免有人趁此机会报私怨。

镇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人们对三汇镇文革时期的混乱作为，就给了如此差的评价。

父亲一生坎坷不平，但晚年还是幸运的，以他的能力和人品，终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新任用。商店经理职务恢复，工作业绩大增，还被选为县政协常委。

说回1968年，春节过后，妈的三姨的儿子欧朝明从达县来到我家。一个从未见过面的表叔出现，引起掀然大波。

表叔当时正当20多岁，一表人才，肤色白净，身高1.78米左右，篮球打得也好。

那时他已参工在达县地区建筑公司当工人，根红苗正。

据说他是达县造反军的一般性人员，来三汇镇只是临时访亲而已。哪知道他一来到三汇镇，便和三汇镇上的造反派们打得火热，不走了。

表叔对我很好，经常带我去下馆子，走亲访友。最远一次去了白腊坪山上他的一个远亲家，在白腊坪山上还住了两天。

那也是我第一次上白腊坪，感觉那山好大好大，站在山顶看得见三汇镇的整个全貌。

三条江河泛起银白色的光，格外耀眼夺目；洁白无瑕的文峰塔直刺苍穹，给远去和归来的帆船像灯塔指明了航向；自然景观和人为景观完美地结合，给故乡古镇编织出一幅秀美的山水画！

春暖花开的季节，农村人已在春耕播种开始忙碌。而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在抢枪后，武斗火药味开始浓了起来。

造反派被保守派赶出了三汇镇，造反派退守到河对面汇北、北坝及汇东乡一带，此起彼伏的枪声让三汇镇的居民断了粮。

人们只好到距三汇镇三华里的王坝沟粮库去买粮，这不长的三华里路却极度不安全，同班同学的弟弟在买粮的途中就被汇北方向的造反派用冷枪击杀在路上。

他的弟弟我是再熟悉不过，他们兄弟俩和我一起从小玩耍长大，而文革的动乱，竟让他只有十岁的生命停止了生长。

这该死的武斗动乱让我百思不解！我记得三汇区公所还驻有解放军的少量支左人员，好像他们也没办法来阻止武斗的发生。

那时我是不知道上层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本来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对的。又有人说文攻武卫好，这些言论极大地扰乱了两派群众的思想，混乱得以让武斗不断升级。

三汇镇真正的武斗开始时，我在我家的门缝里亲眼看见我的一位同学持枪从我家旁的向阳门攻进镇里来——这位同学是造反派的人。

仅仅过了几天，造反派斗不过保守派，又被赶回河对面北坝，双方组织隔江而守了很长一段时间。

造反派最终没守住北坝一带，退到达县去了。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也一同去了达县。

两派的武斗队伍在渠县文崇区的清河坝发生了惨烈的战斗，渠县的造反派武斗人员在那场战斗中死了二十多人，父亲的一位好朋友的妻弟也死在那场战斗里，尸体存放在当时的达县政府大院内，我是亲眼所见的。

记得我一位很要好的同学伙同造反派的人去广元抢了部队的军火库，回来时买了几个西瓜，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西瓜。

他们抢枪没抢到多少，但抢了很多子弹，用子弹到万县去换了一把50式冲锋枪回来。去万县换枪他们也把我带上，在万县玩了好几天。

直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在7月3日发布了收枪的“七•三布告”，又在7月24日发布了更强硬的“七•二四命令”后，部队直接出面强制收了两派组织的枪，将双方组织的头头们关在一起学习，三汇镇又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撤退

整个1968年是最激进的一年，人们都以自己为标准，称自己是最革命、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坚定的人。容不得不同观点的人和事，双方斗争一步一步走向持枪武斗。大规模的武斗便蔓延到全国各地，一时间硝烟四起。

大概是4一5月份，我姐姐已随造反派的宣传队撤过河去，父亲愁眉苦脸为无奈被迫上错船站错队而恼懊不已。我们一家人也不得已撤过河去。

好在有母亲的一个远房老表在汇东公社靠舵石鼓很近的一个山梁上居住，表叔一家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全家住下。他的家很宽敞，又是一楼一底，我们一家住楼上，还算方便。

几个小老表年纪和我差不多大小，我们在一起玩耍也合得来。

山粱下的河道边，有一个只能容一人上下的纤夫道。靠纤夫道一梁的大石头上刻有“天理良心”四个大字。大字是清淅可见的，大字上以前涂的红漆被风吹雨淋褪色不少，但还能依稀可见。

说起“天理良心”却有一故事流传。说是当年北洋军阀吴佩孚落难从湖北经万县来到达县，达县军阀刘承厚不买吴佩孚的账，逼迫吴佩孚来到古镇三汇。

吴佩孚在三汇镇待了近两月，听说汇东乡舵石鼓一当地乡人在舵石鼓下沿的滩河地拣拾到别人的钱财，却不以钱财所动，毅然在三汇镇大街贴出告示寻求失财之人。吴佩孚得知详情，佩服三汇镇乡民品德纯朴高尚，毅然提笔写下“天理良心”四个大字，命手下之人请石匠雕刻成碑，抬往舵石鼓下的纤夫道上立于路旁以昭示后人。

这个故事后来广为传播，为三汇镇赢得很大光彩，让后人缅怀至今。

我们在这个表叔家住了不到两月时间，便又去了达县。

在达县一天到黑无所事事，我便常去洲河一个叫镜花滩的地方洗澡游泳。那时洲河的水清亮常绿，没有被污染。

河里有很多圆包石板，圆包石下常有一种巴石板鱼，那鱼细嫩圆滑很好吃。我和同学刘汇生配合得很好，一人抱起一砣石包，一人用撮箕在下面接住，用手一蔴，巴石板鱼便掉进撮箕里。捉些回来改善生活，好爽。

记得达县当时还没通自来水到家家户户，一条街只有一个供水点，人们要拿钱排队去挑水。

欧朝明表叔家住凉水井街，我经常去他家玩耍。一次在他家，他正在玩一支手枪，那是一支二十响的连发驳壳手枪，他教我打。

手枪很重，我用两只手才端得稳。在他家临河的阳台上，我试了试怎样打枪，还打了好几发子弹。

文革时达县的交通很不方便，州河上仅有一座桥，桥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为抗战而修的。

桥上雕刻的357只精美石狮在文革初期已被悉数砸掉，一只不剩。那时为破四旧人们举动狂热，真是愚昧至极。文革结束，人们又后悔莫及。

在达县的造反派及家属每人每天有一斤粮，二角五分钱的生活费，人们称它为“支左粮”——粮和钱足够每天的生活开支。

我知道造反派里有管后勤的，这生活费从哪里来，我却不知道。但这钱今后是要还的，武斗结束后，父亲补发的工资里扣除了那些借款，粮证上也扣了粮，这是我知道的。

动荡

双方组织的枪都被收了，头头们也被关起来学习。一切迹象表明，似乎“文革”该结束了，人们又要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生活轨道上来。

然而这一次人们猜错了——上层的路线斗争还没有分出对错结果，“文革”怎么可能结束呢？

回到三汇镇后，街上的小学已恢复上课。我不知道我读书的学校还在上课没有？又没有接到学校和老师的通知。

但我还是去了一次肖家庵，想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当我走进我曾经就读的教室，那里空无一人；又看了一下其它教室，有两三个班的小学生在上课，但学生不多。

其实我早已知道，教我们的老师因投入到文革中，很多事情他都参与其中，脱身不开，可能不会有时间到学校为我们上课了。我为自己再一次失去读书的机会而深深不安，但也无可奈何。

1969年初，文革的斗争又开始死灰复燃了。群众又被一些人鼓动起来，动乱又开始了。没有收尽的枪支又在各地出现，威胁着不同观点的群众生命安全。

三汇镇的造反派们不得已又退出了三汇镇，占据着汇北，汇东公社那一带。

为啥每次造反派们都会退居那一方去？因为那是去往达县走的方向，如果今后继续败退，就有退路可走。那时达县是被造反派的人占据了的。

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初，无所事事的我，除了下河钓鱼，就是上山挑煤挣力钱。

我和年龄相仿的同学易xx、他哥哥一起去农眼窝山上挑煤，从下往上走近八里陡峭的山路，才到乡民的小煤窑。每天挑两趟煤下到临江煤矿河边上船，挣四至五角钱。

晚上，我和易家两兄弟搭铺，三人合盖一床被子过夜。为啥我们小小的年纪就该承受这莫名的苦难，是懂得时事的艰难，还是被逼无奈？那时我真没想明白。

在农眼窝挑煤近半个月，生活及其简单，粮食在来时母亲就给我准备好了的，还有一小筒豆瓣酱。

好在船老板和易家兄弟的父亲很熟，他们都是水上的船工。他待我们很好，每天都把饭给我们煮好。遇上这样的好人，我们真的很受感动。

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表叔欧朝明从达县又来到三汇。无所事事的他整天混在造反派队伍中，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容不得丁点小事，竟在一次争吵互斗中，被造反派的xxx失手开枪打死了。

我听到这一消息，立马从龙眼窝赶回北坝，在北坝酒厂我看见了他的遗体。

人们说，好敦笃的一个小伙子，死了好可惜。

是的，我表叔是独子，可想而知，他父母今后怎么办，老天爷你在作恶啊！

但人死了，又救不回来。那两天我心里很难过，直到把他埋葬在酒厂后面的山坡上，我才回了我们借住在北坝的家。

时局的混乱不堪，父母带我们姊妹去大竹柏家公社母亲的娘家那里暂避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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