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4•造反派

本文来自合作公众号：三汇文学。

作者：秦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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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不由已

“红色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把古镇三汇折腾得鸡飞狗跳，书记、镇长日子也不好过，被批斗成了家常便饭。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学校的校长罗xx，竟成了三汇镇红色造反派的一号人物，他领导参与策划了三汇镇文革初期的一系列的造反行动。

当时的大环境形势，他是看不清高层的复杂政治生态的，还受很多局限和封闭，认知不足，以致于深深卷入那一场运动中而不能自拔。

这不足为奇，这场文革政治课不及格的人很多，也很正常，符合那个时代的规律特征。

文革初期，我们农中还在正常上课，记得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得知我家最近的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曾经对我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不用背什么包袱，你还小，好好读书学好知识，长大后是有用处的。

老师讲得有道理，同学们也没歧视我。

但现实中那沉重的不安的阴影像泰山一样压在身上难以承受。

少年的我其实在读农中前，在小学升中学没被录取的那时，就深知父亲所谓的成份问题会给我带来很深的伤害，而这种伤害也牵连到妹妹弟弟的升学。

他们同样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父亲的成份问题，其实是三汇镇商界里对父亲有很深成见的个别人蓄意挑起的。

解放初期，整个国家，城镇、农村的每一户家庭都要根据解放前的房屋资产经济、田地等进行统计评估，那时我家定的成份是小商，城镇小商成份与农村定的中农成份差不多。

在读小学起，成份一直填的都是小商。而父亲在三汇镇工商联担任了职务，又是公私合营商店的私方经理。

那个年代的人都认为，工商联的人都属于资方的代表，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

而文革的兴起，工商联的人理所当然成了被革命造反派冲击、打倒的主要对象，无中生有，莫须有，想打倒谁就打倒谁。

造反派一帮的人，得势的人说了算，什么公道已不存在。少年时对这些的了解特别深刻，以至哪家有难，我就和哪家的同龄人在一起耍。

文革初期三汇镇的造反派仅仅是把当权派、社会上以前定的地富反坏右，还有什么国民党时期的军警宪特等21种人进行了批斗。

批斗后放回家，该上班上班，工资还是照发，生活也照常进行，这些事我是了解的。

给父亲戴上资本家的帽子仅是其次，在资本家前还要写上反动两字，打倒反动资本家秦建华的标语被刷在大街小巷。

那段时期我们一家人抬不起头，被侮辱被欺凌已成常态，就连小弟在学校读书上二年级时，也被欺辱挨打。

文革初期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如烟随风而去几十年，为什么它还留在我心里隐隐作痛？

那是一段不可忘却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影响了我的健康成长，找不见生活的道路在何方？这担忧持续了我整整一个少年时代。

“文革”中的那些事

“文革”中的那些事，打倒这打倒那，归根结底还是那样一句话，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党内走资派”，打倒文化界、文学艺术界那一帮企图复辟、搞修正主义的“黑帮”分子。

“群众组织”又分成两派，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

1967年初，我姐被渠江糖厂辞退，说接到通知，1966年毕业的初中生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老三届”就此形成。

那时三汇镇的两派群众组织正吵闹得十分激烈，他们在区公所门前搭起大台子，衙门口前也搭起桌子，相互辩论吵架不止。

父子辩论，母女辩论，一家人不同观点，也争论得不亦乐乎，总以为自已这一派才是最革命、最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人。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逐渐推向高潮。

北京、成都、重庆，甚至县城的这些“文化大革命”形势才是左右三汇古镇造反派的核心力量与风向标。

造反派的一帮人一时在三汇古镇掌握了形势的主动。此时姐姐以她在校时优秀的人品素质、不错的身材、姣好的容颜被红卫兵造反宣传队吸纳。

而她这个年纪正是谈情说爱的美好年华，她和高于她两个年级的三汇中学红卫兵头头罗xx谈起了恋爱。

在这样的关系影响下，我家的“站队形势”被不知不觉中被造反派左右，似乎我们一家也成了造反派的人，这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为此，我一家在文革期中的五六年间里，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苦和挫折遭遇。

而这一年里，我们农中再无老师来授课，从此我就再无缘读书，流落于社会无拘无束。

那时，我也想参加红卫兵组织，戴个毛主席亲自题写的红卫兵的袖章。那个愿望一直没实现，也根本不可能实现。

只有一次，我把姐姐的红卫兵袖章在家里偷偷戴了一次，过了一回当红卫兵的瘾。

父亲的处境日益艰难，母亲要上班，也无暇顾及于我。我就去和同学耍、游泳、上山挑煤，而大多空闲的时候就是找书看。

这期间看过的书，有《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红岩》、《林海雪原》，苏联高尔基的三部曲，前两部《童年》、《在人间》看过，《我的大学》没看完；《静静的顿河》看过，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也看过。

高尔基写的自传体三部曲给我印象很深刻，想想高尔基的童年和青少年所经历的磨难，我的又算什么呢？

至少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没有高尔基苦，有父母照顾，有姊妹打闹，三顿有一碗饭吃——那确实比高尓基不知要好多少倍！

无聊的时间多的是，去学骑自行车，租车学，骑一小时一角钱。没钱怎么办，上山挑煤回来卖，挣两三角钱，总之想得到办法的。

下河钓鱼，那更是拿手好戏。父亲本是个钓鱼爱好者，他的钓鱼工具现成，只需到会园的公厕去挑些粪蛆便是上好的鱼饵。

每次下河不会空手而归，钓的小鱼儿不计其数。我钓了一条最大的鱼，有11斤多，是一条无甲雪白带点青的，听父亲讲那是一条很稀少的叫白鳃鱼。

自那后我再也没钓到那样的鱼，甚至几十年间也从未有那种鱼出现。或许那鱼己绝迹了，那是我一生唯一看见过的鱼。

那时人们对吃鱼不感兴趣，城镇人口每月供应一斤猪肉，肚里缺少油水，感觉吃猪肉才最舒服最解馋。

 1967年的7月发生了武汉事件，发生了抢枪，开始了武斗。

“文攻武卫好”的口号让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不断升级，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死了人。

我们三汇镇的两派组织也开始了武斗，只不过还没有发生枪战，只局限于打瓦片战。

镇中心一带的房屋上青瓦大都荡然无存，让这些住户吃尽了下大雨无法居住的苦头。

这期间人们的思想浮躁了，无政府主义泛滥，仿佛一时乌云遮住了太阳。

人们担心受怕的日子终于来了。年底时驻三汇的2669工地部队战士的枪被抢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有了枪，枪战武斗开始不可避免。

而1968年的到来肯定是文革中最乱的多灾多难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不可想象的事件，人们连春节都没有过安稳。

一连串的事件，便在春节后陆续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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