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那几年
来源：皇甫，陈巷，石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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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我上中学时，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会计，一个老古板的人，干什么都一丝不苟的。
“四清”运动来了，要整那些“四不清干部”，学校里面都是些教书匠，能有什么经济问题？“挨整”的任务也就落到了这个任职多年会计身上，“有枣没枣打三竿”逼着他交代有什么贪污盗窃之类的问题。
“四清”运动是指自1963年开始，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期，在农村中的运动内容主要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
这位会计被逼无奈，就开始交代说：某年某月某日，我写信时用过公家一张信笺；某年某月某日，吃饱饭剔牙时拿了公家一根大头针，剔完牙扔掉了。
然后就大上其纲，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前者属贪污，后者属浪费，我是一个罪人啊。
工作组不信他这一套，像篦头发似的把老头的账目倒腾了一个六够，结果老头就是一分钱的问题也没有。
我们去那个学校时，“四清”运动已经过去。我们私下里问老头儿传闻是否属实，老会计点头称是。
“四清”工作队进村那年，我15岁，但已经是生产队的保管了。
保管这官儿说大不大，上面有会计、生产队长，说小也不小，生产队的粮食、籽种、蔬菜以及农业生产所用物资，一句话，队里所有的东西，只要是会计入了账的东西，都归保管管。
当然，我那时也没有感到自己多大的权力，社员们到地里干活，需要什么农具，就找我领，用完了，我再把它们放进库里锁起来。
饲养员要给牲口领饲料，手里拿着会计开的条子，我就打开库房，给他称上。每天就是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有时候手里正端着饭碗，有人要领东西，我就得放下饭碗出去，怪麻烦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能够代表我身份的是一个叫印板的东西，用途就是往粮食上盖。生产队的粮食入了库，保管就拿着印板在粮食堆上印几下。
别小看这几个字，如果保管印在粮食堆上的那几个字没了或者变了形，就证明有人动过了它，就得报案。
我当了保管没多久，“四清”工作队就进了村。他们一进村，就开始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进行调查摸底，召集干部们开会、学习，然后让大家发言。
我们那个村子不大，不足七百人，工作队是最后到了我们村的，一共有7个人，外县的4人，本县借调的1人，部队的2人。
部队那个年纪大的姓段，河南人；年轻的姓池，大同人。姓段的是个营级干部，也是工作队的头儿。两人都在番号为496的部队，部队的驻地就在离我们村20多里的南沟。
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我们这些干部被集中在一起，听工作队的人在给我们念文件、念报纸。那天晚上，不知怎么，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并且还打着很响的呼噜。
我的呼噜引来人们的笑声，也引来了工作队人们的目光。我清楚的记着，工作队的负责人老段推醒我后说，你还是个娃娃，瞌睡了就回去睡吧，以后就不用你参加了。老段的一句话就把我给解脱了，以后再没有参加过那样的会议。
后来才知道，在四清运动中，农村的绝大多数干部被列为“四不清”干部，工作队一面组织他们集中进行“洗手洗澡”，交代四不清问题，一面组织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检举。
对一些问题较大、反映较多的干部，分别在大会、小会乃至联村联队“放包袱”，检查交代四不清的错误事实，有检查好的，也有的被当场宣布撤职和逮捕的。
有的大队将数十名干部变相关押在一起，让家属送饭，责令干部交代问题。一些干部被迫虚报贪污事实，以求尽快过关。
而不少工作队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又一味追求所谓麻袋（粮食）、票票（现金）的“辉煌战果”，对干部的交代信以为真，以致造成了许多假案。
仅我们县，在这次运动中，就有72人自杀。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全国开始搞阶级斗争，原来的“四清”随即升级为“清整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从经济清查升级为阶级斗争，最终发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1965年四清运动时期照片，右二为戴元本（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拍摄地点为吉林。
陈巷：1965年，我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上二年级。6月上旬，学校决定全院师生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全校几千人分布在四川省多个地区的县。
我们从成都出发，经火车、大卡车到达宜宾地区泸县兆雅区特兴公社。
动身前我们小组11个男生，理的都是平头。四清工作队队长（地委副书记）看到我们说：“这十几个小伙子精神好，身体好。到安民大队去，那里离公社最远，条件艰苦些”。当天就身背行李徒步到了安民大队。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们11个人“四清”结束时在泸州市照相馆拍照的：
我们下乡后首先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要求在最穷的贫农家里搭伙。按在学校的伙食标准——每月12元5角，全国粮票34斤交给搭伙家。
我搭伙这家姓邓，是土改时从城镇迁来农村的，在城镇无产无业，迁到农村给他家分了房和田地。
户主长年有病不能参加农业生产。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十九岁，就这一个劳动力，其他三个还小。户主的妻子在家管孩子，养猪养鸡（1965年政策允许家庭少量养殖），做饭，也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这家人多，劳力少，生活十分清苦。六月是吃麦子季节。麦粉是自家用石磨磨的，很粗，也不筛麸子。用这样的粉，放点菜，或者是泡菜（腌菜）在一起搞糊，不厚（稠），他们叫羹羹。
还吃不饱。下来是接受教育的，不是客人，自己盛饭，看到锅里不多了，不好意思再吃了！
到秋天收稻子了，好些，有时有干饭。二十多岁的人，正是吃饭的年龄。这时也还是克制白己，不敢多吃！
他们家房子少，一间房半边是厨房，半边是猪圈兼厕所。吃饭也在这里，正吃饭，小孩拉屎，猪拉屎尿。虽然我是农村出来的人，开头也有点不习惯！
搭伙这家（房东）房子少住不下。我住生产队的队屋，开会也在这里。
这里的人在田角挖一小水凼，吃用水都是水凼里的水。我的房前不远处有一水凼田。刷牙，洗脸，晚上无人时洗澡，都拿盆子取用水凼里水。下雨天，水凼和田水成一片，水里泥沙多。久之毛巾成黄色。
除了工作组开会，调查访问外，都与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这里也是种水稻，犁田，插秧，薅草，割打稻各样农活，我都干。
一天，几个小伙子跟我说：“晚上睡觉累得脚都抬不上床，多干我们多得了工分，你又不要工分还这样干。想想只有咬牙坚持”！
这里也是双季稻，插二季秧时，我们同时下田插秧，我快，总是插第一晒“趟”。
大队这一级叫“四清”工作组。我们组长叫杨培章，他是宜宾地区叙永县两河区的区委副书记。
安民大队有11个生产队，我们同学一个队一个，我分在第十一队。我们工作组还有个副组长，是公社副书记。
后来，“四清”提法变成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我们这一期是按照这个新提法进行的。
组织全体社员反复学习讨论中央文件，深入发动群众，按照文件精神揭发存在的问题。大会，小会，访谈，生产劳动中调查。
白天要生产，生产队的会都是晚上开。
“四清”时要对每个地主分子进行评查，就是审查。
十一队有一个地主分子，是个老婆子。其丈夫及夫弟土改时被镇压了。
我作过调查，老婆子平时不出来，不与人说话，没什么违法行为，老老实实的。审查时，我看她年龄大，让她坐着。问了问，交待了共产党对地主分子的政策。
还有一家是富农。有人反映：“土改时该划地主。因为其大儿媳妇跟当时的村长困觉，包庇他们。要求把这家划成漏划地主。”
土改时的村长就是我们队的人，早不是村长了，是普通社员。
这家的父亲及大儿子都死了，老婆子，大儿媳还在。小儿子是军转干部，在泸州市一所医院当化验员。最小的女儿初中毕业在家务农，四清时是积极分子。
经多方调查，这家无任何违法行为。中央文件精神是可划，可不划，就不划。开了骨干会，大家都认为不升为地主。
汇报到工作祖，工作组同意我们意见。
运动期间国家发放了两次困难补助，有钱有物。每次都是召开社员会，困难户自己口头申请，大家评定。
一天夜里开完会，整理完会义记录，躺下还没有睡着。
听到隔壁男孩叫：“婆喂，婆喂……婆……我爸爸上吊了”！我听到马上起来了，跑到现场。人已放下来了，无事。
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何要上吊。我对他本人说：“你有什么问题要上吊？就是有问题，我们也会调查的，搞清楚了按党的政策处理”。
我单独跟他妻子说：“你看好他，死了找你的事”！
第二天才知道，有人跟他说：“你当过土匪，又跟继女睡觉，工作组要整你”。
解放前夕，这里当土匪的人多，大多数是强迫的，有人只干了几天。工作组内部意见一般成员且没有干坏事的不咎。
查后，此人属被迫，没干几天。妇女队长问过其妻及女儿，都否认。我要大家不要再提这事了。当时女孩已十九岁，有人正在给她介绍对象。
组织了专人查生产队的账目，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
生产队长姓王，前妻及后妻共四个孩子，家里很穷。别人揭发他于1961年贪污了100斤稻谷，1962年多占了150斤红苕（薯）。
后来他主动承认了，并作了检查。在四清运动中他一直在管生产。中央文件精神，表现好的可以减，缓，免。决定免于退赔。四清运动后他继续任生产队长。工作组同意我们意见。
这期四清运动结束，我离开的前一天，生产队召开社员会，欢送我。大家对我很客气，评价高。
有好几个老人说：“什么都好，就是走不好，陈同志留下来当我们的队长才好”！
石立文：当年，我以一名高中在校学生的身份参与了“四清”。
1966年7月上旬的一天，身为营口高中三年六班在校学生的我被叫到校党支部办公室。
管学籍（兼党支部干事）的孙延会老师对我说：“组织上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但需要你本人同意。因为去做这工作以后，就不能考大学了。你回去自己想一想，再征求一下家里的意见，然后再来答复我。”
我问：“去做什么工作呢？”
“参加市委派驻营口日报社‘四清’工作组。运动结束后就留在那里工作。”
那时候，学校党、团组织对我们应届毕业生早已进行过反反复复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时刻听从祖国召唤”的教育；况且，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兴起，此前不久，中央已经宣布当年的高考推迟，未来的大学梦能否实现变得更加不可预知。
至于家中，父母亲对我的发展目标并无具体要求，我的事无论大小，自己均可做主。
所以，我当时就很“庄严”地做出答复：“不必征求家中意见。我个人完全服从组织安排！”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营口市城市“四清”工作组组员。
多年以后，我通过有关历史资料得知：自1965年1月至1966年5月，中共营口市委先后决定3批共73个单位开展城市“四清”运动，并分别派驻工作组。
而营口日报社并不在73个单位名单之中。
而到了1966年6月初，由于上头吹下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声越来越紧，市委参照上两级的样子，选定营口日报社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单位。
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谁也没有数，于是就派“四清”工作组进驻营口日报社，一边搞“四清”，一边搞“文化大革命”。
营口高中当年应届毕业生有近300名，为什么只调我一人去搞“四清”？孙老师没有说明原因。
我自己猜测，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因为我是学校学生会学习和宣传委员，又是学校第二批学生党员发展对象；二是因为此前校党支部根据市委指示组织几名学生成立了一个 “批判小组”，按照中央批判《海瑞罢官》的调子，参与批判了《营口日报》的《辽滨寄语》等专栏，我是这个小组的牵头人。
联系以上情况，我原以为工作组会派给我继续深入批判《辽滨寄语》等专栏的任务。但出乎所料，派给我的任务是参与清查营口日报社财务账目。
查账小组的牵头人是营口酒厂的财务科长，主要成员是市饮食服务公司主管会计；成员还有本报社美术编辑兼摄影记者，大概是作为本单位职工代表被吸收进来的；加上一位老同志和我，共5人。
查账并不只是查看账本。账目上所记的每一笔收支都要与记账凭证核对；记账凭证必须有合法合规的票据佐证；所以财务账柜里的每一张票据都要翻看，都要经过财务科长和主管会计两位专家审查。
营口日报社的财务主管是一位比我年龄稍大些的会计，在查她账目期间，我经常与她在楼下大厅或楼梯上遇见。
开始时我担心她会因为查账而记恨我，所以每次遇见都只是点头，并不多言。可是她却主动打招呼；休息时间，她常常在大厅里弹风琴，所弹都是轻松愉快的舞曲和当时流行的进行曲，看起来心态十分平和。
常言道清者自清。由于坚持自律，所以账目清楚，人品清白。这就是我们清查该单位财务账目所得到的结论。
然而，主管会计并未为此表现兴奋，查账小组成员也未对查账结果有什么赞叹。那个年代，掌握权柄之人廉洁自律，在各个单位都不过平常事一桩。
我来到营口日报社“四清”工作组后，赶上过一次对所谓“黑帮分子”的批斗会，那天晚上批斗的对象是一位编辑。
批斗会“火药味”相当浓，其激烈程度与我小时候看见过的斗右派差不多。批斗会进行到一半时，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会后去编辑家附近蹲守，防止他投河自尽。
编辑家位于“八大局”西北侧辽河边的一幢青砖房，距辽河岸只有30余米。见到如此不利的环境，我顿感守护任务之沉重。
按事先约定，次日凌晨1点钟有位老同志来与我换班。可是，我蹲在土坑里忍受着蚊虫叮咬一直等到天蒙蒙亮了，老同志才来。我不好意思问他“为什么才来”，他却很吃惊地问我“为什么还没走”。
我说：“你没来我敢走吗？出事怎么办？”
他却满不在乎：“没有事啊！哪能那么轻易就投河了？”
接下来的事实果真应验了老同志的预言。直到蹲守任务结束，每个夜晚都是平安度过的。我不由得佩服老同志的老练和冷静，并为自己的幼稚和死板而惭愧。
但是，一年多以后，我的这个认识完全颠倒过来。因为我得到了一个噩耗，初中母校的田书记因不堪批斗会的折磨侮辱投河自尽了！
查账工作结束后，我被临时派到市文化局“四清”工作队接受新任务。
当我去报到时，首先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同志，他指着坐在对面的中年同志对我说，这就是局“四清”工作队领导。
那位领导同志缓缓地站起身来，一字一板地说：“我姓——袁——哪！”随后走过来笑着与我拉手：“在下袁阔成，袁阔成。欢迎，欢迎！呵呵呵……”
真是如雷贯耳。眼前这位领导竟是大名鼎鼎的评书艺术家袁阔成！
袁阔成并未直接给我布置工作任务，是那位年轻同志告诉我，文化局下属单位评剧团“四清”工作组缺少一名文化高的同志，临时借我到那里工作一段时间。
年轻同志还告诉我，袁阔成现在虽然担任着“四清”工作的领导职务，还时刻放不下评书艺术；总是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研究创作、练基本功。
将一匹千里马拉去犁田，时势太难为这位评书艺术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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