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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真实的1983年严打

赵原野 鹰眼观新 2023-06-21

作者:刘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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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明录,1974届知青,1976年应征入伍,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1980年进入公安队伍,河南省新县一退休人民警察,一级警督。

1980年我从部队退伍。十年文革“砸烂公检法”,1979年得以恢复,急需充实政法队伍建设,1980年5月我被分配到公安机关,进入刑警队,开始了38年的公安生涯。


刘明录

1.1983年严打前期治安状况

谈到1983年严打,要从1980年社会治安变化说起。

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加上三年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和社会待业青年约2000万人,就业压力大,部分青年悲观失望,无所事事,开始游荡社会,惹是生非,社会风气开始败坏,犯罪率开始上升。

这还与一部电视剧相关,1980年8月中国引进了美国26集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剧中主要演绎监狱里一帮各类犯罪的死囚犯,由美国军官带队,深入德军敌后,烧、杀、爆炸,屡建奇功,成为英雄的故事。

由于对青少年负面影响较大,播完16集后突然停播,荧屏上出现黑底白字正告观众:“本剧播放完毕。”

那时,黄色录像泛滥,腐蚀着一代青少年。港衫、喇叭裤、卡式录音机、邓丽君歌曲,成为青少年追求的时尚。

后来发展到打、砸、抢,扒窃,寻衅滋事,流氓斗殴,强奸侮辱妇女等案件上升,我的家乡新县,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当年一个仅有28万人口的老区,在全国大背景的影响下,社会治安问题日显突出,开始恶化。

1980年10月,我县浒塆乡路段发生了首宗抢劫大案,吴陈河乡一农民朱某在县城卖完豆腐回家,天黑行至浒塆乡路段时,遭4名蒙面歹徒持刀拦路抢劫,将朱某肋骨刺致重伤。

案破后,当我们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时,让我感到吃惊:为首的胡某刚满17岁,最小的14岁,另两名15岁!

据4人交代,正是在观看《加里森敢死队》时,边看边模仿抢劫的。这起案件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模仿《加里森敢死队》的首宗大案。

因是少年犯罪,被依法从轻判处首犯胡某10年有期徒刑,另3名判处三至六年不等刑罚。

1982年11月,我县又连续发生三起供销合作社门店被犯罪分子挖墙洞入店盗窃案件,盗窃现金、商品成衣等总价值8000余元,这在当年算是大案了。

由于犯罪分子在现场丢弃有“江西省永修县燕仿供销社”红头空白稿纸三张,纸张虽是空白,但给我们确定了侦查方向。

我和队友到江西永修县燕仿乡,经历10余天摸排调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永修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大力配合下,将燕仿乡燕仿村30岁的谢金志抓获,并搜缴出大量盗窃的成衣,人赃俱获。

1983年元旦,我们押谢金志赶到武汉市,在航空路武汉饭店住下(现改建为武汉市百货大世界),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夜。

我将谢金志双手铐在床头上,由于几天几夜的审讯,追赃,加上坐船实在是太困了,也是因为我的过错,麻痹大意,零晨约2点钟,坐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睡着了,4点钟猛然惊醒,发现谢金志已脱铐逃跑。

啰啰嗦嗦地记述了这起案件,因为谢金志一案与地方严打成果紧密相关,这是后话。

2.1983年严打起因的谣言

曾有多个谣言流传。

一个版本说:1983年严打起因是开国上将杨得志女儿杨秋华与其丈夫到河南南阳旅游结婚,杨秋华遭一帮流氓调戏,被其丈夫打的四散而逃。

这帮流氓急忙报告了团伙头目,头目带一帮兄弟手持木棍赶到,猛击杨丈夫头部,致其倒地,杨秋华急忙从丈夫身上掏出军官证,亮明身份。

见是现役军人,又是杨得志的女婿,吓的四散而逃。

杨得志在云南前线获知后,立即派部队到南阳抓人,当场枪毙了几个流氓凶手,抓了一大批流氓分子。

另一个版本说:事情发生在郑州市大街上,人物故事,情节如同复制一样。

杨得志获悉女婿被害后,立即从云南前线乘专机到北京找邓小平,专机在郑州市上空盘旋了一圈,杨得志看了看下面的郑州市说:河南实在太乱了,人太凶了,是要杀几个示众了!

杨得志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大怒,摔破了茶杯,并下命令对流氓以“妨碍军务罪”就地枪决,由此拉开了严打序幕。

还有一个更离奇的谣言:说是杨得志的儿子和儿媳旅游结婚到南阳,儿子被杀,杨得志从云南前线派部队到南阳枪毙了一批流氓。

据记载,杨得志有一子五女,儿子杨建华,1953年出生,原南京军区联勤部部长,2002年晋升少将。此谣言不攻自破。


图片为杨得志唯一儿子杨建华

据杨得志家史记载,三女杨秋华,1950年出生,当年已33岁。何来新婚到南阳游览之说?即便是旅游结婚,又怎么会到南阳这个无亲无故,偏僻的小地方来?

杨秋华也曾多次辟谣:“我的爱人还活着,我们夫妇从没去过南阳。

另外,1979年2月我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杨得志当时任西线(云南方向)前指总指挥。但2月17曰开战后的第七天,杨得志因急性胃出血就转到北京治疗、疗养,再未上过前线,由时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中将)接任总指挥。

而1980年3月,杨得志就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何来1983年从云南前线回来一说?

3.真实的严打起因

根据1983年《文史知识》一书第20期记载,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在无锡视察时,接见了在无锡疗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原任江苏省委书记)及省、市领导人。

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

江渭清建议:“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要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此事谈话,如何开展严打,邓小平已心有定数。

接下来期间,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连续发生了杀人、抢劫、爆炸大案。湖南的“斧头帮”已发展到广东沿海各地,为非作歹,严重影响到了沿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呼贝尔盟喜十佳图旗,以于洪杰(19岁)、杨万春(18岁)、韩立军(18岁)为首的8名十几岁社会闲散人员结伙,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有一75岁老人和一不到两岁的幼童,强奸、轮奸多名女性,制造了多起爆炸、抢劫大案。

因此案中仅有三名刚满18岁符合法定年龄被执行死刑,引起被害者家属和社会的不满,认为量刑过轻,要求全部执行死刑,由此引发了被害人亲属和社会的动乱,惊动了中央。

而轰动全国的主要是“二王”持枪盗窃、杀人案了。1983年2月12日(大年三十),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二人在沈阳市解放军463医院行窃时被发现,王宗玮开枪打死4人,打伤3人,兄弟俩开始踏上了亡命全国之途。公安部A级通缉令,悬赏通告,铺天盖地张贴到全国的大街小巷。


图为公安部追捕王宗坊、王宗玮发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张悬赏通告

“二王”在乘北京至广州的47次列车上盗窃作案时又打死1人,在武汉岱家山检查站检查时又打死4人,其中三名警察。

岱家山离新县仅120公里,我也曾到与湖北省交界的箭场河乡设卡堵截。湖北全省都动了起来,决心将“二王”围剿在湖北境内。

直到1983年9月13日,“二王”在江西广昌县被发现,3万余名警察、武警、民兵将其包围在旴江林场山上,武汉派出一架武装直升机空中支援,连续搜山5天。

18日在搜山时,一名武警战士脚踩在了藏在草丛中王宗玮的身上,喊了声:“有人!”

王宗玮起身开枪打伤两名武警战士逃跑,武警开枪还击,警察放出警犬将受伤的王宗玮活捉。

此时躲在草丛中的王宗坊向正在用步话机向上级报告情况的武警通讯参谋吴增兴连开5枪,吴当场牺牲,20多名武警战士开枪射击,王宗坊身中九枪毙命。

王宗玮被活捉后已奄奄一息,武警战士难以控制因战友牺牲心中产生的怒火,当场将其殴毙。


图片为1983年9月18日被击毙的王宗玮、王宗坊二犯

1983年7月,邓小平从北京到北戴河避暑办公,路过唐山,当车行至唐山东矿区的时候,遭到 “菜刀帮”几十名土匪的拦截,索要过路费。

在前面开路的警车因没交过路费,遭到“菜刀帮”袭击,两名安保被当场砍死,直到公安局长率大批人马赶到,匪徒才散去,为首的还嚣张地撂下一句:“今天我们给你局长面子,暂时放过你们。

事情造成邓小平的车队被冲击,阻碍停至有半个小时。此事成为加速邓小平下决心开展严打的直接原因。

1983年7月,刚上任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向中央写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反映了民警装备落后,待遇偏低,社会治安混乱等问题。

邓小平在北戴河看过后,7月17日,邓小平召刘复之和同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到北戴河。

寒暄几句后,邓小平直入主题:“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邓小平最后说:“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它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好转。

邓小平拍板,拉开了严打的大幕。

7月29日至8月3日,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重要指示,研究确定了在全国开展严打方案和具体部署。

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并对巜刑法》进行了修改补充,死刑罪增加,将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犯罪均可判处死刑。

历时三年的严打正式启动,雷霆风暴,势如破竹!


1983年7月17曰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彭真

4.严打成果

严打分为三次战役,第一战役从83年8月至84年7月,第二战役从84年8月至85年12月,第三战役从86年至国庆节,历时3年零5个月。

三年严打,全国共查获犯罪团伙19.7万个,成员81.6万人,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遣送至青海、新疆劳动改造并注消卡成市户口5000余人,判处死刑3万余人。

这次严打,最引人关注的是从省部级到正国级,从少将到上将,近40名高官子弟,他们仗其父辈的阴蔽,为所欲为,恶贯满盈,被执行死刑。

胡耀邦曾批示:“这些高干子弟,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邓公在会上表示强烈支持!

这帮恶少,均以强奸、轮奸、流氓,诈骗等多项罪名被处以极刑!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有效地震慑了犯罪,维护了法律尊严!

拦截邓公车队的“菜刀帮”这次遭报应了!第一战役第一次行动就抓了以李连生为首的“菜刀帮”大小团伙头目50多人,全部执行死刑。

而当年叫喊“菜刀在手,天下有我”的“菜刀帮”600余人,在这次严打风暴中全帮覆灭,无一人漏网。


枪毙“菜刀帮”时,四面八方数万人围观

5.新县严打情况

严打是全国一盘棋,快审、快判!没有严格地讲法律程序,要求办案稳、准、快!掌握两个基本,即“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谁办案,谁负责的原则。

当年是采用“公检法三长合署办公制,”案件由主办案人向“三长”汇报,“三长”形成统一意见后,直接定罪量刑,至于开庭审理,就是履行个法定简易程序,当年是没设律师参与护程序的,按“三长”已定罪名和刑期判决。

话再回到我前面讲述的谢金志一案,1983年我三次到到江西抓捕,第三次我带两名武警战士,在九江地区德安县警方的大力配合下,于1983年5月16日在德安将在逃的谢金志抓捕归案。

40年过去了,这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每一句话都印在了脑海里。

1983年9月2日上午,我将案件向“三长”汇报,并重点讲述了谢金志盗窃赃款赃物经物价部门核实,总价值8835元,粮票723斤的事实。

“三长”相互看了看,沉默有一两分钟,当年地区行暑公安处有一科长代表地区行暑督导组,他也在场,突然喊出一个“杀”!我心里一震!

因为在八十年代,法院审理盗窃犯罪一万元以上才能称“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要掌握在三万元以上才适用死刑呀!而严打期间也要掌控在一万元以上,所以听到“杀”声我感到吃惊!

严打期间有种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经过“三长”反复讨论,最终以“谢全志多次流窜作案,对社会危害性极大,有盗窃犯罪前科,实属屡犯不改,抓获后又脱逃,应从重处罚,判处死刑!”

当时我没敢吱声,那个年代讲政治,讲认识的调提得可是很高的呀,弄不好一顶大帽子扣在你头上!

信阳的九县一市第一战役第一次行动各县都枪毙有三四个人,新县若是没有一个“死鬼”,也是无法向上面交差的,这是政治认识问题。

心里想谢金志呀谢全志,你这一脱逃,让我警誉受损是小事,赶上严打,把命都跑丢了,如果不逃跑,严打前基层法院量刑,顶码也就15年刑期。

心中不免产生一种怜悯,我不是同情他犯罪,而是他妻子已与其离婚出走,同情他家中留有一七、八岁男孩无人照顾,父之罪,子无过,希望他儿子能过的好!

1983年严打,首次出现了死刑复核由最高人民法院,将生杀大权下放到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一规定直到2007年才收回)。

8月16日,高法、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出通知:“中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交由基层(县级)人民法院审判。”

执行三个半月后,12月2日三部门又发出通知,规定:“无期徒刑、死刑的一审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15条规定,仍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委婉地纠正了此前的不慎授权,避免了过度使用刑罚失衡而造成的伤害损失。

9月12曰,信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将谢金志死刑判决书上报省高院后,5天复核死刑命令就下来了,当年判决,可说是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达到了中国法制史上最高效之巅。

9月29日,新县严打第阶段以公判大会,谢金志被绑赴刑场,10点55分一声枪响落下帷幕。

第二次行动新县又破获了谢某某强奸案,吴某某盗窃案,因谢、吴二犯严打时期顶风作案,被判处死刑,1983年12月同一日被执行枪决!


绑赴刑场前验明正身时的谢金志

6.三年严打正负效应

经过三年多的严打,社会治安开始好转,案件下降,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受到保护,安全感上升。

在当年社会秩序严重动乱不安,犯罪分子猖獗,杀人、抢劫、爆炸、盗窃、强奸、寻衅滋事等恶性案件频发,人人出门自危,国之失序的情况下,党中央,全国人大采取果断决策是十分必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我是经历过来的人,客观、公正、理性的看待历史,由于1979年《刑法》出台初始,实践经验不足,法制不健全,司法的不公,人治大于法制,加上执法者素质的差异,难免出现了过于重判,甚至冤案、错案的发生。

当年《刑法》没有现在《刑法典》的细化,将寻衅滋事、结伙斗殴、欺行霸市、调戏、侮辱妇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甚至男女谈恋爱超过三人等等,统一定为流氓罪,而严打中被处以死刑最多的就是流氓犯罪,直到1997年流氓罪才被废止。

正视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法制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法律去衡量当年巜刑法》《刑事诉讼法》处理的对与错。

总之,这场严打,利还是大于弊的,仅是代表个人观点!

以上均是本人亲身经历和有文史记载的纪实事件,历史案件均有公安备案存档,没有任何虚构,若有偏颇和疏漏,敬请读者斧正!

结束语

40年前的严打已成烟尘往事,在中国法制史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留给了我们许多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今天写下这篇文字,既是温故历史,也是揭露谣言,还原历史真相。

坚持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让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健全,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国家治安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平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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