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最刚烈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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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沪麟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这就是傅雷。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既是傅雷的墓志铭，也是他一生的缩影。
傅雷诞生于1908年，这一年，正赶上末代皇帝溥仪登基。
傅雷4岁那年，父亲为乡绅陷害入狱，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其母为营救丈夫而四处奔走，以致无暇照料孩子，四死其三，只有傅雷一人侥幸生存下来。
巨大的悲痛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致使她对傅雷存着一种病态期望，以一种极端方式督促傅雷学习。
有一次傅雷逃学，母亲竟然想把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扔进池塘。在这种残酷方式下磨炼出来的傅雷，养成了为人做事极端刚烈认真的性格。
比如傅雷家的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页，不许别人撕。偶尔夫人撕了一张，傅雷就用糨糊粘好：“等会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
他规定几点工作、几点休息、几点吃饭，不能更改。在他工作时，谁也不能去惊动他。
与人交谈也有时间限制，到点便请人家回去。
“过分的认真，在他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色彩。因此带来的就是执拗，大家觉得他太桀骜不驯了。”至交柯灵这样评述傅雷的狷介。
傅雷也承认自己“过于严苛”：“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
这一点，朋友杨绛十分明了。一次杨绛译了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杨绛以为这是客套话，照例一番谦辞，傅雷强忍了一会，最后还是沉脸发作了：“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杨绛还在怀念傅雷的文章中讲过一事：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讨论翻译问题，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他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
但他似乎忘了，这些例句都是有主人的。因此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一位老翻译家，被气得当场大哭。
“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是极繁琐的工作，译得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事后，钱钟书写信“责备”傅雷，说假如你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
当时，傅雷经常和钱钟书书信往来。读罢钱钟书之信，傅雷生气了。杨绛回忆说：“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后，傅雷闭门思过，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事是做得欠妥当，于是又给钱钟书去信，“承认错误”。
即便与刘海粟绝交，但涉及他之事依然公允。1957年在院系调整座谈会上，他因支持刘海粟反对华东艺专迁往西安，而被牵连打成右派。数年后摘掉帽子时，面对歉疚的刘海粟，傅雷却放声大笑，以一句“算了”相应。
抗战期间，傅雷给自己定下规矩：“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这是为了避免向日本宪兵点头行礼。从此，傅雷便闭门不出，埋首于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请钱钟书当说客，邀请傅雷到清华大学教法语，但傅雷拒绝了，他只想干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内兄朱人秀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人，就合不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好友杨绛也说：“傅雷满头棱角，脾气急躁，动不动会触犯人，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但正因如此，中国才有了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在家闭门不出的傅雷，一边专注于翻译，一边专注于教育孩子。
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傅雷苛严之极。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
“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傅雷曾对儿子傅聪这样说。如此严苛，是希望子有所成就。
傅雷本想让儿子学画，但傅聪没兴趣。
“傅聪3岁至4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他就安安静静地听着，久了也不会吵闹。”
傅雷两口子就卖掉首饰，买回一家钢琴。
“他7岁半，让他开始学钢琴的。”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因此而屡遭傅雷修理：“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1955年，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这次比赛后，傅聪留学波兰。临行前，傅雷给他的叮嘱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从此，父子俩开始了漫长的书信交流。
傅雷在信中教导傅聪为人做事。“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
“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
1957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代言人。
一位领导来沪后，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傅雷被加进了这个名单。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检讨不妨将调子定高点。但傅雷却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廉价的检讨。”
见傅雷不肯低头，周又让其好友柯灵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1958年，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当时，在全国文化界，只有傅雷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费生活。
但被划为右派后，傅雷不能出书了。但傅雷的翻译实在是太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舍，只有去请示中央宣传部。
回复是：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郑效洵，便去函跟傅雷商量。傅雷一口拒绝：“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
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一面请傅雷译书，支付稿酬。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1961年9月，傅雷“被摘帽”。有关部门告诉他这个喜讯，让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一向顶真的傅雷竟不予理睬：“摘帽子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
次子傅敏介绍当时的情状：“有些事，他(傅雷)非常讲逻辑，不光是骨气，是讲逻辑。因为如果去摘帽，就承认戴帽是对的，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他说和我没关系。”
至此之后，傅雷更加闭门不出，除了翻译，他开始研习书法、收藏字画。并爱上了养花，在后院花园，他竟然培育出了50多种月季。
傅雷译稿
不问世事，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终究还是无法安然置身于事外。
1966年“文革”来袭。8月30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傅家。
一番搜索后，在傅家阁楼找到一箱子。箱子里有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这便成了傅雷夫妇“反革命”的罪证。
傅雷说：“这箱子是姑妈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但红卫兵们哪会容你辩解。
傅雷夫妇被拖跪在地上，然后就是4天3夜的连续批斗。
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秀娣发现，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没起。等了一阵后，周秀娣去敲门，无人应。她推开门，发现傅雷夫妇已自缢而亡。
9月2日白天，朱梅馥对菊娣说：“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
她是希望自己死得干净体面一点。那天晚上，她还嘱咐菊娣：“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那天晚上，傅雷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这封信是写给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遗书
傅雷遗书
在即将了断自己生命的前夕，竟然还能如此地沉着冷静，一笔一画，事无巨细，为他人而想，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亏欠任何人！
那晚，夫妇俩将天蓝色土布床单撕成长条，然后搓成绞索，挂到落地窗钢架上。临行前，他俩还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
所谓优雅，有时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真人的自毁，好象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时，政府接二连三催促傅聪回国，傅聪知道一回就必然难有宁日，一番思索后，从波兰逃去了英国。从此，父子俩再未谋面。
1978年，傅雷夫妇自杀12年后，傅聪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
80年代中期，傅聪回京表演。有晚没演出，他坐在宾馆看电视。他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突然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傅聪把父亲教导自己的信整理出版，这便是后来风行中国的《傅雷家书》。
金庸这样评价《傅雷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一语道破傅雷教育儿子的基本精神。
傅雷家书手稿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家书中告诉傅聪：“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2013年10月27日，傅聪傅敏将父母骨灰取出合葬，也在墓碑之上刻下了这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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