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乡村批斗会
作者：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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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头目，几天不斗人，便得革命工作没有干好，便觉得冷清寂寞，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开批判会，对他们来说，不但是革命任务，也是莫大的享受。
当时的县委，把运动引起的混乱，归罪于“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乡村干部为了不挨批斗，躲避他乡，是为了破坏运动；农民因怕挨斗，或因庄稼受灾而逃荒处出，则是受五类分子的煽动，也是要破坏运动。
《乡村三十年》记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他们为了对农村文化大革命施加压力，竟在备耕生产的紧张时刻，撒手不管，躺倒不干。加之去年旱灾严重，留种不足，生活存在暂时的困难，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为了达到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竟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大批外流。”
总之，“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无论是农业欠收，百姓饥馑，还是社会混乱，人人自危，其根源，都是因为他们在“搞破坏”。
其实，真正搞破坏的人究竟是谁？谁也不知道，也不敢深想，即使知道了，也没人敢说。
批判大会的地点，大多设在小学操场。由公社革委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被批斗的人较多，都从各大队押来，有时重点批斗一二人，也要令一帮“牛鬼蛇神”陪斗。
操场的东面，有一个土石砌起的大台子，供开会或演出之用。开批判大会时，台上立起几根毛竹，扯着大幅会标，上有“批判某某某大会”的大字。
广播站的人事先在台侧装好播音设备，在毛竹上挂起高音喇叭。台上靠后摆着一排桌子，公社干部端坐其后。台后墙上，挂着大幅毛主席像。
会场上红旗招展，可容纳上千人的操场，挤满了革命群众。与学生们召开的批判会不同的是，会场上周围，站着不少持枪的民兵，比那些只能挥拳头、耍皮带的学生威武得多，这些持枪民兵，为批判大会增添了腾腾杀气。
批判会开始，由主持人高喝：“把某某分子押上来！”那些“某某分子”，便被民兵用枪押上台来（有时是由群专队员用红棍子押上台）。
他们有时是被绳捆索绑，有时是胸前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其人的姓名，照例要打上红叉。
主持人先是喝令“某某分子”们“向毛主席请罪”，“某某分子”们刚转过身，他们身后的民兵，便照他们的腿弯狠踹一脚，他们便咕嗵跪下。
等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地请完了罪，主持人便喝令他们面向会场跪下。
随后是运动积极分子宣读批判稿，声音高亢，咄咄逼人，说的虽是家乡土话，但其气势、其韵味，却颇似广播里的大批判腔。
积极分子读上一段，便有嗓音宏亮的人带领群众喊口号，先是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然后是喊“打倒某某分子某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场上的群众，跟着振臂高呼，吼声如雷。
有的人被批斗，心中不服，虽被强迫跪倒，仍腰杆挺直，昂首挺胸，主持人便喝道：“某某还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民兵便以枪托往他的脊梁上猛砸，令其弯腰低头。有的人被枪托砸倒在地，爬不起来，又被民兵抓着双臂拎起来，喝令其跪好。
批斗期间，主持人又喝令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谁若说话声音低了点，或“避重就轻”，交待得不如革命派的意，也要惨遭毒打。
大队召开的批判大会，声势虽没那么浩大，也有数百人参加，与会者都是各生产队的党团员、运动积极分子，其中青壮年居多。
运动时期，一些大队的民兵营长，称王称霸，势炎最炽，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枪杆子里面，不仅可以出政权，而且可以出威信、出威风。
我们大队的民兵营长马某，长相不恶，说话常带微笑，对同志 “像春天般的温暖”，但他却是个运动健将，整起人来“像冬天般冷酷无情”。他爱开批判会，隔三岔五要找几个人斗斗，会场也设在小学操场。
每年入冬，农民稍闲，大队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开批判会的次数，也随之增多。
马营长召开批判会，命宣传队的人事先写好批判稿，选几个嗓音好的男女演员，在会上宣读，又命女演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
程式固定，颇似演戏。批判会结束后，又要押着被批斗的人游街，与会者排成队伍，尾随其后。
我当时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混工分，不得不跟着游行。
运动开展两年余，我父亲屡遭批斗，我看着那些被批斗者遭到侮辱毒打，便想到父亲，参加游行，也觉得不是滋味。
因此，我总是落在队伍的后面，别人举手喊口号时，我也跟着举手，但我的嘴却保持沉默，那乱七八糟的口号，令我深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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