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8人下乡“三同”
作者：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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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农业社是个高级社，有13个生产队，1000多人，相当于一个村的规模。
所谓高级社，就是比原来由几个互助组组成的初级社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管理更完善的合作社。
我住在13生产队队长李四云家里，他排行第四，人们又叫他李四。队长的家是贫农，全家五口人，老娘80多岁。
我每月交生活费1.5元，粮票24斤。从当时的币值来看，一月10.5元不算低，队长家也满意。
队长是个好心人，为了证明我劳动积极，无论干多干少，每天在我的记工本上计10分工，加上晚工，一个劳动日记15分工，甚至20分。我们就凭这个记工本向机关领导汇报成绩。
我们来后，虽然人地生疏，但我们是县里“发配”来的，社员并无异议。后来混熟了，跟我们无话不谈。不过，他们总认为，下放到农村来劳动的干部一定是思想不好。他们也不盘问我们的底细，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因为金星农业社是县委的重点社，“大跃进”的号角首先在这里吹响了。
所谓“大跃进”，用当时的话说，叫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提出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亦即“超英赶美”。
为了掀起“大跃进”的高潮，领导者着实下了一番苦工。首先是大造声势，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做前人不敢做的事”。还宣传什么“鸡毛可以飞上天”。社员听了，着实有点紧张，都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闷热感。他们都抱着一种“等着瞧”的心态。
为了发动社员投身到“大跃进”运动中来，首先是宣传鼓动。除开大小会议学文件听报告外，就是写标语，用文字进行宣传。
我们8个人，都是机关部门来的，都有点文化，于是分配我们作宣传。白天到生产队劳动，晚上提着马灯，打着火把，用石灰水，在山坡上、田埂上、社员住房的墙壁上、门板上，写前人连想也不曾想过的豪言壮语：“深耕三尺，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头可断血可流，亩产3万斤不可丢”等等。
除口号鼓动外，还要树榜样，说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过，“大跃进”运动刚开始时，人们还不太愿意去胡吹乱侃，同时也没有出现创造“奇迹”的人和事，没有什么榜样可树，于是就号召大家学古人：学黄忠，学赵子龙，学罗成，学穆桂英。口号是：老人赛黄忠，青年赛子龙，少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
还有一项宣传是打山歌，全社在男女社员中，挑选了一批“歌手”，经过培训后，每逢上级和外来人员检查参观时，就安排到田间和山上打山歌。山歌的内容，都是歌颂“大跃进”和为“大跃进”造势的新词。
为了造成一种“热气腾腾”和“干劲冲天”的气氛，有时还在晚上组织社员上山打吆喝——放开喉咙喊“喔嗬”。
虽然大家带了生产工具，名之为出晚工，但并不劳动，闹腾到深夜后，年轻姑娘们一路打打闹闹回到了家里。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满脸不高兴，回到家后，默无声息，摸到床连，倒头便睡。
除口头文字造势后，还有硬的一手——大批判——批资本主义，又叫作“大批判开路”。
社员们都知道大批判的滋味。因为“气候”异常，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大跨进”。干部说什么社员就干什么。正如现在的一句戏言：跟着感觉走。
为了推波助澜，文艺界的“热心人”都争相起哄。有位大文豪还发表了一首趋时之作《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下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接下来，便是“放卫星”。什么“一个月消灭苍蝇”，“三个月消灭蚊子”，“半年消灭孑孓”等等。这“三个消灭”是1958年从湘阴县县长武印楼的名字发了布告的，我亲眼在范家园车站拜读过。
由于谎祸愈演愈烈，做领导工作的，凡是到了第一线的，做任何事，出任何主意，都得“大胆假设”，但决不“小心求证”。糊涂人跟着起哄，明白人假装糊涂。
1958年4月的一个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县委驻社工作组召开了一次“现场放卫星”大会，又叫作“比武大会”，也叫作“打擂台”。
参加大会的，除本社社员，还有乡干部和邻社基层干部。这天晚上，由于气候的衬托，大会的战斗气氛显得更加浓烈。
会议一开始，从县里赶来参加会议的领导，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打破右倾保守思想，敢想敢说敢干。
领导讲话后，要求参加大会的乡干部、社、队干部“打擂台”。一时间，打起了口水大战。
有保证亩产稻谷一万斤的，有保证结个南瓜一吨重的，有保证亩产红薯5万斤的。最勇敢的保证亩产稻谷3万斤，夺得了比武大会的“冠军”。
县里领导当场表扬。说来也奇怪，这些超乎常理的大话谎话，居然无人提出质疑，好像一下子换了人间，都严肃认真地以假作真。
我所在的生产队长李四，在“比武”前问我：“老徐，我报个亩产万斤要得不？”
我说：“你想报多少，你自己决定，你是队长。”
他知道我不便作这个主。他鼓足勇气，报了个亩产万斤，话音未落，即躲到人群中去了，竭力回避人们的眼光，一下子成了害羞的小姑娘。
队长是个办实事，讲实际的人。散会后，他满脸不高兴，回到家里后，他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他哭丧着脸对我说：“老徐呀！刚才我在大会上保证亩产稻谷一万斤，是打摆子发高烧”。
比武大会开过后，社员们都私下告诫说：“不要说话，只认做事，要你圆就圆，要你扁就扁”。
他们不少人违心地“响应号召”，深耕时，把田底的坚土翻卷了过来，全部搬走，然后再铺上一层熟土。耕作时，连泥带水深及大腿。
有位社员，仗着自己是贫农，站在田埂上骂开了：“我作一世年的田，冇看见过埋这号空人”。当天晚上，开会批斗，说他破坏“大跃进”，还挨了一顿饱打。
搞“大跃进”，无非是要多打粮食。要多打粮食，总少不了肥料。人们虽然被浮夸风吹得昏昏然，但没有人说种田可不用肥料。
可在那时，种田所缺的就是肥料。因为刮共产风时，说什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搞平调，前人谓之“大同”。
所以鸡鸭宰了，猪没人喂了，人畜粪少了。那时又无化肥。怎么办？不知是什么人，想出了一个使人十分反感的主意——刨坟。有人讥之为“挖祖坟”。
1958年7月，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我们8人，每天和社员一道上山刨坟，劈开棺木取出枯骨，运回社里办的肥料加工厂，制造骨肥。
有一座坟，据老人说已埋葬了70年之久，挖出来后，尸体仍未腐烂，肤色仍像死时一样。我们只好重新掩埋了。由于天气炎热，恶臭难闻，即使戴上双层口罩，也要使你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
放“卫星”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种“试验田”，放“高产卫星”。
1958年8月，县委杨书记在金星农业社放了个亩产3万斤的“卫星”。
试验田选在通往县城的大路旁。他先是发动社员将各生产队积存的数百石土杂肥和少量人畜粪挑入试验田，还从县里调拨300斤白砂塘撒入田中。田里的泥土被捣成了糊状，然后将15亩长势良好的晚稻禾苗移栽到面积仅3亩的试验田里。
由于移栽时禾苗根部被损坏，移栽后，过度拥挤，几天之后，开始枯黄。尽管社员都把风车抬到田边鼓风，亦无济于事。20天后，禾苗大部腐烂了。
试验田虽然失败了，为了应付县里验收，晚稻收割后，又利用一个晚上，组织部分生产队的社员，将已经收割的粮食挑运到一个指定地点，以备验收。
我们8个人也参加了挑运。三天后，县里来人过磅验收，杨书记的试验田亩产超过万斤。
“五风”越乱越烈，及至后来，农业耕作的季节也被改变了，寒冬腊月，冰冻下雪，也要下田作业，脚的毛细孔冻得鲜血直滚。
我们中有一位读过老学的先生，一边发抖，一边哀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尤为荒唐的是，吃完年饭浸禾种。
金星农业社还刮起了共产风——建立“共产主义”。社员们一头雾水，不知要建什么“共产主义”。他们猜测并四处打听。
头一个听到“共产主义”的是13队一个70多岁大字不识的严二娭毑。她的侄儿从湖北走亲戚回来，悄悄告诉她说“共产主义”到了湖北。
几天之后，又传出了一个崭新的消息，说“共产主义”到了城关镇。
消息传开后，有的人就跑到城关镇去看“共产主义”，他们到处打听察看，然而，街市依旧，什么也没看到。
真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大跃进”刮起来的“共产主义”，咋听起来好像是笑话，但也并非无稽之谈。金星农业社确实实行了一阵子“共产主义”。
第一件事是办公共食堂。干部宣传说办公共食堂是过“共产主义生活”。并说它有两大好处：一大好处是，将几千年来自由散漫惯了的农民集结到一块，可以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第二大好处是能将广大妇女劳动力从灶台下解放出来，投入农业生产。
一时间，每个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就餐。我所在生产队的食堂大门上还贴了一幅门联：巧煮千家饭，温暖万人心。横联是：吃饭不要钱。
食堂办起来后，粮食消耗很大，因为吃的是不要钱的饭，于是敞开肚子吃，人平每餐煮一斤米还不够吃。
不到5天，吃不下去了。因为粮食消耗太大，只好改为按劳力强弱定量分食。甲等劳动每餐半斤（16两制），乙等劳动每餐6两，丙等劳动每餐4两，小孩和婆婆老人平均每餐3两。
由于粮食少，社员们一日三餐后，总是处于饥饿感。定量分食不到两天，都喊吃不饱。加之集体的粮食所剩无几，只好让其各自回家，重起炉灶。
这个公共食堂不是政策规定下放，而是办不下去，社员称之为“散伙”。
第二件事是实行军事化。社队按连排建制，社为连，队为排，社长称连长，支部书记为指导员，队长为排长，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就吹哨到禾堂坪里集合，操演齐步、正步、跑步，还喊“一二一”。
农民终归是农民，吹破了口哨，他们都还在床上或在家做家务。到了操坪，席地而坐扯乱弹、抽旱烟。
出工收工，开会学习，规定必须步调一致。一切动作以吹口哨为准。开会还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亲戚必须请假。
不准上市贩卖，一经发现，以搞资本主义论处。累教不改的，划为“资本主义分子”。家庭种养业，必须统一安排。自留地人平一厘。
还规定相互之间要称“同志”（5类分子及其子女例外），做子女的有时称“爸爸同志，妈妈同志”。有位小孙子叫爷爷为“爹爹同志”，被爷爷瞪着眼睛骂了一顿，以后年轻的再不称长辈为“同志”了。
有一次一群社员坐在一块扯闲谈，七嘴八舌编出了四句顺口溜：出工一路行，都喊同志们，做事要发狠，不准磨洋工。
其实，在那时候，除了动嘴不动手的支部书记和社长，都磨洋工。因为社员们都不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是被强行编在一起的“国家农民”，他们没有了剩余和自由。
他们天天都得出工。一是纪律制约；二是不出工挣工分不给粮食。不过，这种劳动，社员称之为“打大跎”，都跟着混。
第三件事是上夜校学文化，又称“农民大学”。除“五类分子”外都得上“大学”。
然而，这也是一件难办的事。因为社员每天要干将近16小时之久的农活，农忙时还要出晚上。一天之后，疲惫不堪。
年老体弱的不肯来；年轻的，来了坐着打瞌睡。老师讲了无人听。不久之后，也只好作罢。有的人提出来：如果硬要我们来，队上要开一次夜餐。这当然办不到。
后来，实在进行不下去了，这才结束了那段可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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