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
作者:王德邦。来自:黑夜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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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饥饿与寒冷。
在高中时,有一天学校组织看一部反映卡尔·马克思在伦敦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而艰苦奋斗的片子。
当时整部片子的情节现已基本退出了记忆,惟独一个情节至今记忆犹新,仍历历在目:剧中表演一天晚上,一些工人领袖到马克思住所,为“人类解放”谋划至深夜,在大家饥肠辘辘时,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非常惭愧地从厨房拿出了煎鸡蛋,给工人们吃。
剧中以此情节作为马克思艰苦生活的佐证,以烘托他伟大的无产阶级情怀。
当时看片的我正因饥饿而致满头冷汗,双腿乏力。当看到燕妮捧出煎鸡蛋时,我竟一点也体会不到他们的艰苦,相反对他们生出羡慕以致对电影中的煎鸡蛋垂涎欲滴。
当时就心想:马克思艰苦到吃鸡蛋来谋求无产阶级逃脱剥削的伟大解放,而我们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却只能忍着饥饿看他艰苦得吃鸡蛋,这是什么样的革命与解放啊?
多少年过去了,我仍偶尔在追思来路的艰辛时,免不了想起这一反衬鲜明的情节,从中回味出许多不可言说的滋味。
农村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场景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了。
那种吹哨(或敲锣)出工,排队下地,统一休息,列队休工回家的日子可能永远成为了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史料。
然而有些零碎的记忆,甚至就是在当时也是微不足道,或者习以为常的事,多年后居然仍常浮现脑海,历历在目。
生产队劳动都是听命于生产队长的安排。
孩提时代的我以帮家中扯猪食为主业,于是也经常到父母劳动场所附近去。
在大山中生活的孩子,毕竟离父母近一点能让父母放心一点,自己也感到更安全一点。
这样一来就让我有几次看到了生产队长在社员们劳动的时候离开劳动集体,独自抄附近的小路回家的事。
这当然也算不了什么事,谁没有个这事那事需办的,更何况他是队长。刚初几次我也不以为意,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引起了注意。
我发现生产队长常常将队员领到劳动场地后,一块工作个把小时,他便借故离开,过一个多小时后队员该收工时他红光满面,饱嗝连连地回来了。
到劳动场地后,他各处走走,点点劳动人数,随后走到一处高地,吹一声哨子,举手在空中一挥,拉长了声喊一句“收工罗!”队员们扛了工具匆匆依次成自然队返回村去。
队长如此离开劳动场所难道社员们不知?我带着疑惑曾问过父母,但被一句“小孩懂什么?好好扯猪食,大人的事不要管也不要乱说”给封住了嘴。
从那时我就带着疑问悄悄观察队里的生产情况,发现每天劳动开始队长在时,社员们干劲十足,劳动场地可谓热火朝天。
但一会队长遛号了,队员们便心照不宣地先放慢工作速度,再就一些人闲聊着,进而有抽烟的放下手头的活在田间地头一坐。
这样一会儿,就见大家都放下了工具三五成群地坐到了田头,有的打牌,有的打盹,女的做起了针线活。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队员陆续又拾起工具到地头干活。不久队长也就回来了,大家也就该收工了。
队员与队长简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来去劳休高度默契,真是各取所需,各行其便。难怪谁也不抱怨谁,谁也瞧不见谁的所为。
然而队长中途离开究竟干什么去了?这仍困扰我,于是有几次我就借故悄悄跟着队长,发现他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无非是提前遛回家吃饭。
吃完饭返回工地叫社员收工后,他就跑到自家自留地劳动去了。
这种从集体收工后到自家自留地劳动在六七十年代农村是普遍的现象,队长也只是把集体劳动时间用来吃饭,而把吃饭时间用到了自留地上。
青黄不接中饥饿的村民终于盼到了稻子七成熟。
本来再等个三五天稻子便可全熟,但辘辘饥肠吞蚀了村民们等待的耐心,于是他们就选了一块公认最熟的稻田,聚集了全村劳力下田收割。
这是个喜庆的日子,村中因饥饿而面色泛黄的孩童都兴奋地将体内不多的血液涨到了脸上,大家成群结队地围在稻田边追逐戏嬉。
大队干部也总能准确地掌握到村中割稻的消息并及时赶到割稻的田边,以对村民和国家负责的态度急切地喝止村民失去耐心的举动。
于是村民纷纷向其求情诉苦,有的村妇甚至在田中哭泣,村队长出面跟大队干部交涉,最后往往是几个村干部半恳求半硬拉地将大队干部拥回村中。
接下去是村干部们杀鸡、捕鱼、买酒、煮茶,直到下午醉醺醺的村干部陪着一样醉醺醺的大队干部出村。
这时村中那块田的稻子也该收割完了,一个个村民诚惶诚恐地拧着十几斤或几十斤稻子回家,一路行来却似犯了什么法一般地躲躲闪闪。
然而总有那么几个不幸的人与正由村干部陪着出村的大队干部狭路相逢,于是村民就如小偷般将稻子藏于身后并侧身路旁,待一行干部走过,再如遇大赦般跑回家去。
大队干部这一路行来总借醉大声地训斥跟随身后的村干部:以后再不能这样割稻子了,都眼看要熟透了,这时收割损失太大了!
村干部一路唯唯诺诺地聆听,一路战战兢兢地陪同,直到将大队干部送出村口。
其实村民何尝不知稻子早割三、五天的损失,那可都是他们的血汗啊!但饥饿压过了耐心。
割了这一丘,每人有了几斤,别的稻田就算赶着他们去早割,他们也是决计不去的。这在我当时儿童的心里都是个清楚的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忽一日上午,约摸9、10点钟,村中闯进了两个荷枪实弹的邻村青年,他们一进村逢人便问:“刚才是否看到一个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的男人跑进了村?”
在得到对方否定的回答之后,他们仍不无怀疑地反问一句“真没看到?”
在他们从村北问到村南,又从村南返回村北后,整个山村就如平静的塘水中投入了一块巨石,一大群留在村中的男女老少都涌到了村口好奇地将两个青年围在了核心,各种疑问淹盖了青年的答音。
经过好一阵沸腾后,断断续续人们才从青年的回答中理出个事情的梗概。
原来这两个闯进村来的青年是邻村水晶坪大队的基干民兵。他们在昨日抓到了一个到村中收购生烟的“投机倒把”分子,昨夜将他锁在大队部一间空房中,今天早上受大队干部派遣由他俩将那人五花大绑武装押送到公社去审判。
在路上,那投机倒把分子说要解大手,两民兵无奈之下只好给他松了绑。
那人走到一偏僻处半天不见出来,两民兵感觉不对,上前去查看,结果自然不见了人。于是他们便紧急追踪,一路搜寻。
有一会他们看到那人翻过一山顶时露了形,一民兵举枪射击,但正巧是哑弹,让投机分子得以侥幸脱逃。但从他所逃线路方向可以断定进了我们村。
村民一方面新奇地听着这真切的故事,一方面在相互询问交换着可能的情况。
对于封闭得有个生人路过都会招来一阵议论的山村,闯入一个“坏分子”那自然是爆炸性事件。、
于是全村自觉地行动起来:先是村干部挨家挨户地询问,继而是荷枪实弹的民兵从村头到村尾的搜寻,最后是召集全体村民开会,发动大家互相揭发检举。
这一来还真揭发出几个匿藏嫌疑户,于是村中马上一批人被隔离,一批人被指令在家不得外出,更多的人心存忐忑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到夜幕降临山村时,公社干部带着武装人员经过二十余里山路的爬涉也赶到了村中。
马上村中各主要路口被布置了岗哨,村民被警告在晚上不得外出,否则被打被抓后果自负。全村在夜幕中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中。
接下去几日村中弥漫着让人窒息的寂静,人们连平日彼此的交流都尽力避免着,村民人人似乎都被监视着,而人人似乎又都在提防监视着别人。
终于有一日,传来那个投机倒把者因耐不住对家的牵挂而在偷偷回家之际被无产阶级觉悟极高的人民群众告发,让英勇的人民公安战士抓获。
村中的戒严被解除了,村民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秩序。
三叔在村中也算是个读书人,虽上初中时就因饥饿而辍学,但在村民多半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山乡仍不失为一个知识分子了,因此他在回乡不久后就被政府安排到临村去作小学老师。
不久三叔因家中兄弟多(五兄弟)娶亲不易而自愿去了外村,做了上门女婿。
忽一日,村中锣声大震,村民被强令到村外一空地上开批斗大会,据说是几个现行反革命份子的现场宣判会。
这种场合对孩子们通常是最有吸引力的,虽然在孩子幼小的心中也多带着几分惊恐,但好奇与兴奋仍强有力地支撑着他们的小腿,使他们最先跑到集会场所。
勿庸置疑,在往常我肯定是最先到的人员之一,但这一次当我准备奔赴预定集会点时,我与几个堂兄弟被一脸惶恐的母亲与婶娘们召进了一间较偏且狭小的房间,在那里我看见昔日和蔼的祖母满脸凄惶满眶噙泪地默默将进来的孩子一一揽入怀中。
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幼小的心中罩上了不祥的阴影,平日很淘气的我们一下子都不敢吱声了,房间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与自己的心跳,一种莫名的恐惧无声地在幼小的心中传染,时间似乎凝固了。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满面泪痕地从外面匆匆赶回,她一进门便直赴进祖母的怀中,难以抑制的痛苦使她浑身抽搐久久难以平静。
祖母尽力去安慰她,但自己却控制不住失声而哭,然而哭声却极为低沉,看得出是那种极度压抑的痛苦,这种悲痛而压抑的情形多少年后仍深嵌在我记忆中。
最后母亲用极低沉的哭诉告知了开会的情况。
原来今天的斗争大会主要是宣判“三叔”,他在文革广西“支武支韦”(武指武亦南,时任广西区主席,韦指韦国清时任广西区委书记)的斗争中被对方抓住,这两天在各村游斗,准备明天就要处决。
祖母与母亲的悲痛传染着屋中的孩子,不知是那一个控制不住就大声哭了起来,一下满屋子的孩子应声而起,哭声雷动。
祖母和母亲惊慌失措地连声来哄,因为哭声有可能招致更大的不幸,若有人揭发那家中大人就有可能被抓、被斗,甚至被杀,因为这哭泣说明家中亲人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
当天悲凄挂满了大人的脸,压抑充斥着孩子的心,我们失去了往昔原本不多的欢笑。
后来据说当晚伟大领袖英明地下了最高指示——停止武斗,不准再乱杀人了,三叔才逃过一死,我们全家才得以从巨大悲痛与压抑中解放出来。
大家对毛老人家真是千恩万谢,觉得他真是伟大,挽救了我三叔的性命。
三叔自那次死里逃生后就变得特别沉默寡言了,再看不到他昔日的欢笑,并且从那以后再没有去教书。
我们白宝公社的乡邻是东山公社,这是个瑶族自治公社,大人们偶尔聚在一块谈天说地评论人世惨剧时,常提起两公社交界处的一个叫东山黄瓜冲的地方,那山上有个大坑,据说深不见底(2017年元月1日,桂林洞穴探险队9名队员下到洞底后测量深约70米)。
1967年10月2日至3日,当地民兵营长黄天辉带领一批革命干部与民兵班排长将东山公社一家地主,因财大家大,祖孙三代整个直系亲属达76人(据后来调查为93人),其中远嫁外乡的也被抓回。
公社在开了批斗大会后,由民兵营长率基干民兵将这批人全数活活推进坑中。当然推人最多的是民兵营长与副营长。当时围观这一惨烈场面者达上千人。
据当地村民说,四五天后人们路过此山下时,仍能听到那来自地层深处凄厉的哀嚎与惨绝的呼救声……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临乡,而当时直接参与这一惨剧的主角――副民兵营长就是我们村的一个五保户。
新中国成立前,他因年少父母双亡,又无近亲投靠,流浪到此地主门上,地主见其可怜而收留了他,后来他就在这地主家作长工。
但长大以后,此人把地主对他的怜悯变成了欺压同类及乡邻的资本,还因此而屡屡惹出事端。
地主念其年轻且身世悲苦而多次出面为其周旋,但他后来竟放肆到调戏地主的女儿、偷窃地主的钱财出去赌博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才忍无可忍想要报官责罚他,结果他就逃跑到外地参加了游击队,一两个月后解放军打到了当地,他不愿再随军队去打仗,就留在地方作了当地民兵副营长,终于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
据说那个营长的情况也相似。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保卫红色政权的神圣使命为他们提供了清算地主向国家表忠的机会。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发生在附近的真实故事时,我幼小的心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竟有几日茶饭不思,整日想着那些被推下深坑但一时未死而痛苦挣扎的人们,以致一度夜里常做恶梦。
后来文革结束了,我考上我们公社的重点初中,那里离人们常提及的山坑只有几里路,那座大山我日日可以清晰地面对,一种莫名的恐惧常袭扰着我的心,有时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上那山去看看。但我终于忍住了。
后来我到了高中又上了大学,一步步远离了家乡,也远离了那个山坑,然而那种恶梦般的传说及莫名的记忆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随着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当年制造这惨绝人寰的惨案的民兵营长被公审后处决了。
我村的副营长本来也在处决之列,然而就在对他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一日他从在建的房屋上摔了下来并拒绝村民送他去医院医治,几日后在家中死去。
此人自当年参与那次对地主全家的坑杀后就回到了村中,村民们知道他的所为后都对他避而远之,当然也没有女人愿嫁他为妻。
这样他就一直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他熟识的村庄,直到他死后也没有村民对他有过一声肯定的评说,虽然他自回村后并没有做过什么损害村民的事。
当然,不管行凶者是被正法还是摔死,都已经无法挽回那近百条被活活坑杀的生命。
究竟是谁给予了这些基干民兵生杀之权?是什么促使这些原本普通的人变为杀人恶魔?
多少年后,我每思及此便后悔当时没能找那个同村的民兵副营长详细问问他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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