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请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此刻，大家轻轻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此时此刻，南湖雾霭沉沉，渔火点点，夏日的微风轻轻吹来，带着荷花的阵阵香甜……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今貌
这是图书《红船启航》里中共一大在嘉兴红船上召开时的生动描写。为了献礼建党百年，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出版了《红船启航》——这本优质主题图书今年已经连续拿下文津奖和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最近，在浙江省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评选中，成为获奖图书之一。作者丁晓平进行了细致的实地采访，用行云流水的笔法重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共一大、讲述了嘉兴南湖上那条红船背后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在本书中，作者丁晓平用了相当部分的章节讲述了重建南湖红船背后的故事——由于采访扎实，其中的很多故事和细节是第一次为外界所了解。
在南湖重建红船的想法最早来自于毛主席——丁晓平在《红船启航》里记载了这段故事。2014年7月1日，人民网转载嘉兴在线《毛泽东在嘉兴》一文，文内提到，1953年5月底、6月初的一个中午，毛主席的专列在嘉兴站停靠，时任嘉兴县委书记的徐永三上车汇报工作。在会见中，“毛主席话锋一转，谈到了党的建设。他指着窗外碧波浩瀚的南湖说：‘1921年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宣告成立的，以后国家要建设、发展，必须依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不能忘了这条船。船虽小，作用可大了，将带领我们国家向前进！’”徐永三随即提出想参照有关资料，重新做一条当年的游船。“主席听后沉吟片刻，频频点头：‘以这个方法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主意不错！’”为了迎接1959年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1958年，中共嘉兴地委按照上级要求，宣布在嘉兴筹建中共一大纪念馆。此事由当时的嘉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竹林负责具体工作。要建一大纪念馆，“船”自然是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但此时距离一大举行的1921年已经过去了38年，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要找到当年的那艘开会所用的游船，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只能立足于根据相关资料，重建当年的一大红船了。1937年，日军攻占嘉兴后，游人没有了，南湖上的这些船也就全部消失了。红船到底是什么样子？
1942年的南湖湖心岛（图片来自嘉兴市档案馆）
1958年的夏天，郭竹林带着找船小组深入基层，访遍了嘉兴的茶馆、酒肆、饭店和码头等地，询问了很多游客、艄公和渔民，收集了大量信息。丁晓平在2018年去嘉兴的实地采访中，查到了2011年《南湖晚报》的一段采访。当时也一同参与“找船”的董熙楷在接受采访时说：“1921年前后，南湖的船有三四十艘之多，分为四种。”分别是摆渡船、小游船、有钱人自用的账船以及供出租的专业游船“丝网船”。“丝网船”船大舱多，“因此，一大代表开会租用的只能是这种‘丝网船’。”以前这种“丝网船”主要来自江苏无锡，于是，郭竹林等人直奔“无锡交通工具合作工厂”（无锡造船厂的前身），请他们帮助制作一艘“丝网船”的船模。无锡交通工具合作工厂以最快速度制作完成了船模，交给了郭竹林等人。1953年3月底，郭竹林、董熙楷带着船模前往北京向董必武汇报工作，想请他老人家看看这艘船模，和当年的红船到底像不像？但董必武那段时间正好不在北京，要过20多天才能回来。离国庆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郭竹林有些着急了。怎么办？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想了个办法，建议他们先请王会悟鉴定一下。相比较那些如雷贯耳的革命先辈，王会悟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郭竹林、董熙楷不约而同地问道：“王会悟是谁呀？”王冶秋笑了起来：“王会悟就是你们嘉兴人，她是一大代表李达同志的爱人。一大代表来南湖开会时，她是向导。”一大在南湖召开时，王会悟在前舱放哨，开会时，她是唯一的非代表。所以，王会悟也被称为“一大卫士”。对于当年红船的模样，她记忆犹新。见到家乡来的客人，王会悟非常热情。在看到船模时，她仔细观察研究后，给出了评价：样子很像，但就是太大了点，“实际的还要小点，是单夹弄的。”
王会悟和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在一起
《红船启航》作者丁晓平在嘉兴市档案馆查到了一份郭竹林1959年写的材料——《关于嘉兴南湖游船调查情况报告》，里面详细地解释了“单夹弄”。原来，1921年前后，南湖上这些专供游湖出租的“丝网船”有双夹弄和单夹弄的区别。简单地说，双夹弄更大一些，船舱里有两条夹道，可以摆三桌酒席；而单夹弄小一些，只有一条夹道贯穿船舱，往往只能摆一到两桌酒席。但在郭竹林的这份报告里，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回忆却有些不同，他说船上能摆三桌酒席。到底是单夹弄还是双夹弄？一个星期后，1959年6月13日，董必武的答复来了。在国家文化部文物管理员的公函中，董必武这样说：“我们坐的船一定是普通的形式，决不会是特殊样式，因为是秘密会，怕人注目。”这样的答复也基本确定了船的样式问题，应该就是王会悟所说的单夹弄丝网船。中共一大革命纪念船（红船）外景。这种游船当地人称为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内设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但董必武的回复中又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天有两只船，不是一只船。”郭竹林了解到，董必武的意思是说当时一大召开的大船后面，还拖了一艘小船，是保卫人员坐的，万一发生情况，可以撤退。后来，王会悟也表示确有小船。于是，大家现在去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时，就会发现红船其实是两艘船——大船后面还有一条小船。《红船启航》作者丁晓平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红船的开建时间——1959年7月13日。这个时间距离当年的国庆不足三个月了，接到任务的嘉兴造船厂来得及吗？59年后的2018年，当年参与制造红船的工匠们大多已经过世。但丁晓平四方打听，得知一位名叫萧海根的老师傅依然健在，他曾经担任过嘉兴造船厂的副厂长。对于当年重建红船的故事，萧海根老人印象非常深刻，他告诉了丁晓平许多不为人知的重建细节。1959年，萧海根才25岁，是嘉兴造船厂造船车间的工段长，负责红船上的木工工作。嘉兴造船厂接到红船重建任务后，副厂长胡志根把船厂的几位“把作师傅”（高级技工）都请过来，同时又叫上了萧海根等几个年轻人。
为了保证质量，嘉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竹林还从无锡请了三位老师傅来指导，前后待了一个月。那个年代，国家物资比较紧张，但纪念船的整体用料要求比较高。当时，嘉兴市政府通过嘉兴木材公司想了很多办法，调来了不少高质量的木材，保证了质量。最让萧海根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在油漆这个环节。当时红船要涂紫光漆，涂紫光漆是保证产品坚固耐久的一种方法，但涂紫光漆必须在25度的“湿温”中进行，油漆有毒，味道刺鼻。萧海根说：“当时哪里有空调，但又必须恒温，怎么办？为了保证湿度，我们搞了十来只煤球炉，上头架上钢精锅烧水蒸汽。为了不让油漆裂开，给革命纪念船反反复复漆了六七遍。”类似的困难很多，但萧海根告诉《红船启航》作者丁晓平，最难的还是“时间”，因为那时候离国庆节已经很近了。在那段时间里，萧海根说大家都整日整夜地做，“通宵达旦地干活，轮班倒，当时都是非常自觉的，也没觉得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这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拼劲。南湖红船从7月13日开建，到8月25日竣工，仅花了43天，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1964年4月5日，阔别43载后，董必武携夫人何莲芝重游嘉兴南湖。登上红船后，董必武在仔细查看船舱内外后，十分赞赏地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1964年4月5日，董必武携夫人何莲芝在南湖红船船头合影董必武的评价是最好的肯定，这也给红船的重建工作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小小的一条红船，吃水不深，但却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梦想。《红船启航》这本书试图穿透历史的烟云，通过实地采访，原音重现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啼声——微小但异常坚定、清晰。在南湖会议上，中共一大顺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那条红船上发生的事情，当时根本无人知晓。那天傍晚，当船舱里的这群年轻人离船登岸、悄然隐入人海时，没人知道，汹涌的地火已经在脚下奔涌，云雨中即将炸响震碎旧世界的惊雷，一轮崭新的红日即将喷薄东方！
油画《启航》 （何红舟、黄发祥绘）
在各种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中，红船不仅成了这群热血青年立志改变暗弱中国的热烈初心，也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再回望的启航最原点——从万籁俱寂，走到红日大光。《红船启航》
丁晓平 著
这本书从面世的那一天起，就自带流量，市场反响极其热烈，得到了国内党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的一致肯定，在国内出版市场上刮起了一股主题图书的强烈“旋风”。《红船启航》首次印刷就达30000册，一年不到的时间重印了6次，目前累计发行达135000册。《红船启航》还被列入了中宣部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等，2022年还获得了文津奖和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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