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江南·意｜魅力江南的“器”与“道”（上）
胡阿祥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六朝博物馆馆长
关注“江南”研究的学人，是幸福的，因为时常会有发现、会有惊喜。
此话怎说？比如2020年金秋，我到天水、陇南行走了十天；2021年元月下旬，我正写着《“宁夏”地名丛札》。在天水，我颇见“江南”店招，因为天水有着“陇上江南”的称呼；在陇南，我又见不少饭店大堂里悬挂着“早知有陇南，何必下江南”的广告。
写着成文长达16000多字的“宁夏”地名时，我有两个时辰，竟随着“塞北江南”的美称而分散了注意力，一番查考之后，我在讨论“宁夏”地名的文章开头，便也做了个预告：“至于‘塞’的含义、‘江南’的象征以及由‘塞北江南’而‘塞上江南’的演变过程，则拟另篇探讨”……
江南风光
如何“另篇探讨”呢？因为令人惊喜的重要发现。有诗云：
送卢潘尚书之灵武
晚唐·韦蟾
贺兰山下果园成，
塞北江南旧有名。
水木万家朱户暗，
弓刀千队铁衣鸣。
心源落落堪为将，
胆气堂堂合用兵。
却使六番诸子弟，
马前不信是书生。
据此，早在晚唐时代，远在西北的贺兰山下、今宁夏吴忠市一带，竟然已经有了“塞北江南”的习称。
而再追溯上去，既然韦蟾诗云“旧有名”，那么“塞北江南”的得名应该更早。
早到什么时候？北宋初年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灵州“风俗”：“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
按此事也见于其他史籍，如《周书·武帝纪》：宣政元年三月“上大将军、郯国公王轨破陈师于吕梁，擒其将吴明彻等，俘斩三万余人”。
《周书·王轨传》：“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并器械辎重，并就俘获。陈之锐卒，于是歼焉”。
《陈书·宣帝纪》：太建十年“二月甲子，北讨众军败绩于吕梁，司空吴明彻及将卒已下，并为周军所获”。
《陈书·吴明彻传》：“众军皆溃，明彻穷蹙，乃就执”。
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王轨引兵围而蹙之，众溃。明彻为周人所执，将士三万并器械辎重皆没于周”，等等。
如此看来，早在北朝末期，即北周宣政元年（578年）稍后，随着“江左”即江南战俘被迁灵州，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市北）由此“习俗相化”，也变得仿佛江南的“崇礼好学”了，于是得名“塞北江南”。
值得注意的是，又不仅“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我还见到一条稍晚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北宋仁宗时，曾公亮、丁度的《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九：
怀远镇，本河外县城，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兴州。旧有盐池三，管蕃部七族，置巡检使七员，以本族首长为之。有水田果园，本黑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也。
“黑连勃勃”，即十六国时期夏国国君匈奴族铁弗部的赫连勃勃。换言之，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一带“号为‘塞北江南’”，是因其地“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图为今宁夏水田景象
然则综合上引史料，可以做出的判断是：至迟在公元六世纪末时，以今银川、吴忠为中心的银吴平原，因为地理景观的水田、果园、置堰，因为社会风俗的“崇礼好学”，已经获得了“塞北江南”的美称。
而时至今日，这里大漠金沙、黄土丘陵、水乡绿稻、林翠花红的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地理景观之相映成趣，又可谓交织出一幅“塞上江南”的五彩画卷。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这样的地理景观与社会风俗，就是“江南”呢？不妨先说个接近“塞北江南”得名时代的公元六世纪初的故事。
苏州·同里
公元506年，建都江南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梁朝发动北伐，主帅萧宏命令手下乌程（今浙江湖州）丘迟给镇守淮南寿阳（今安徽寿县）的北魏将军、睢陵（今江苏盱眙）人、原梁朝降将陈伯之写了封信，伯之得信，于是拥兵八千来归。这是一封怎样的书信呢？古往今来，人们都以为信中的这几句话最为感人：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人岂无情？所以丘迟的一封信，招来陈伯之的八千兵！
我想，这既是故国乡关的情思，也是文学经典的力量，更是说不清也说得清的江南的魅力。
因为江南的魅力，所以当时的贺兰山下，有了“塞北江南”的美称，所以现在的神州大地，“江南”的店招、广告、习称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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