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因言获罪”，莎翁作品全删，欧美吹进校园的“政治正确”风潮还有救吗？
看点 如今，越来越多的欧美民众被“政治正确”所绑架，甚至一度殃及教育界：教授“因言获罪”，文学巨著被直接删除……而在学校录取等颇具公平争议的问题上，追求表面的“正确”，实际是在逃避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对孩子来说，他们需要具备换位思考，理性做决定的能力。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具备这样的能力，校园才能变成一个求真知的地方，他们才会更有精力去解决“不公平”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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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Luna 编丨Amanda
11月上旬，华纳确认，J.K.罗琳本人将不会参与《哈利·波特》电影系列20周年回顾展。由此，“罗琳被《哈利·波特》除名”的新闻再度刷屏。
去年，罗琳就因为推特上部分关于跨性别者权益的发言而被“除名”。
反对她观点的人认为，“罗琳在歧视跨性别者”，“她的言论损害了跨性别者的权益”。其中也不乏哈迷，为了表达自己的主张，他们删除了《哈利·波特》粉丝网站上关于罗琳的信息。
从此，网络及现实中对罗琳的攻击就不曾停止。
11月中旬，罗琳在推特称，迄今她已经收到了无数死亡威胁，一些人还通过照片泄露了她的家庭住址，但她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
“罗琳被除名”事件因“政治正确”而起，至今未平的余波让人不难联想到近年来同样由“政治正确”话题引起的一系列新闻：
今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数学教学改革提案中，曾引用题为《公平数学教学的方法》的报告，该报告拒绝承认孩子有数学天赋的差别，并且认为数学有正确答案是一种种族主义。风波过后，提案删除了有关这项提案的引用。
同样是今年，英国著名的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课的学生投诉莎士比亚的作品“充满了白人男性的经验”，学校为了“去殖民化”，选择从课程大纲里删除莎士比亚的作品。
不可否认，政治正确最初因为弱势群体声张权益而诞生，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如今，越来越变本加厉的激进的“政治正确”风潮，不仅影响到了文艺创作领域，更是令教育领域也陷入了如履薄冰的境地。
原本应该是学习和研究净土的校园，也时不时遭受“政治正确”风潮侵扰，越来越多的老师、教授要么被要求离开职位，要么明哲保身，避开敏感内容。大学学生，甚至青少年也被裹挟进去。外滩君不禁想问，教育可以应对这场风暴吗？
说错一个词就可能被投诉
大学校园的教授们如履薄冰
2019年末，“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词悄然走红，在教育界最常见的新闻，就是某某讲师或教授因为上课选用的材料、和学生交流时的用词等原因被学生投诉，有不少人都被要求停课，甚至被开除，职业生涯都被“取消”。
其实，2018年《娇惯的心灵》一书就指出，在此之前的多年内，大学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完全主义”的现象——学校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和包容的校园环境，开设了专门的通道来接收关于偏见、骚扰、歧视等现象的的投诉与揭发。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提高这条模糊的界限：
把“感受”当作“安全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西方文学与哲学经典”课，曾将奥维德、荷马、但丁、奥古斯丁等人的作品列为阅读材料。但2015年有四名本科生撰文称，这里面包含许多“触发性和冒犯性的材料”，教授应该做到“事先警告”，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心理支持。
把“情绪”当作“安全问题”：一些学校规定，教授应该使用学生所倾向的性别代词来称呼他们。如果学生不想被称为“he”或“she”，就要用“zhe”或“they”，否则，就会“在课堂上有损甚或危及学生的安全”。
把“观点”当作“安全问题”：因为不认同作家麦吉尔罗伊对美国性暴力环境的定义，有布朗大学的学生认为，让她进入校园演讲，会“摧毁一切”。这位同学还打造了一处“安全空间”，为任何受到情绪触动的同学提供庇护与帮助。
而这些激进追求“安全”与“正确”行为的结果由谁来承担呢？是想用心授课的讲师、教授，是真心求学的学生、真正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乃至整个社会。
与这些激进的投诉者不一样的是，许多讲师和教授变得越来越如履薄冰。很多教授坦言，他们是在“提心吊胆地搞教学”。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珍妮·石·格森曾在《纽约客》上发文：“在讨论关于强奸的法律时，组织学生讨论，挑战并质疑对方，已变得寸步难行，于是教师开始放弃这个题目……如果性侵这个题目被驱逐出法学院的课堂，损失将是巨大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性侵受害者。”
8月有报道称，加州大学医学院一位内分泌学教授给学生发邮件道歉，因为自己用了“孕妇（pregnant women）”，而不是“孕者（pregnant people）”。这在加州大学医学院不算特别，如果他们没有即时道歉，学生就可能发起投诉或请愿。
有人评论，生物学是科学，有无法改变的真理，无论任何人多么想要/希望改变它们。教授不应该为教授科学真理而道歉，绝对不应该迎合一群学生，这些学生是我们未来的医学专业人士，他们似乎无法掌握现实。
“我不希望这些医学生中的任何一个，将来成为我或我的任何亲戚的医生。”
如果说一些人可以通过避免敏感内容，或者及时道歉继续工作，那么另一些普通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去年6月，苏格兰作家兼代笔作者吉莉安·菲利普被告知，她的图书包装公司与美国出版商考虑到她在推特上支持罗琳带来的不良影响，将不再与她合作出版——她被“取消”了。彼时，她刚完成广受欢迎的儿童读物Bravelands的第七部。
更糟的是，经纪人说，不会再有传统出版社愿意和她合作了。为了谋生，菲利普不得不考虑转行——她开始学开卡车，和朋友开始马匹饲养业务。一些没有名气的研究员、讲师也可能要面对同样的困境。
“面对大量要求解雇或惩罚一名员工的请求，附上‘否则我们将抵制你和你的公司’时，公司更容易通过解雇员工来解决问题，因为雇主总可以招到很多雇员。”美国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斯莫克认为，“所以‘取消’对普通人职业生活的影响往往是毁灭性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教授们不说人人自危，至少也都要过得小心翼翼。追求真理、观点交锋都不得不让步于部分人追求的“社会正义”。
表面的“政治正确”
难保真正的教育公平
谁能看到亚裔的艰难挣扎
除了课堂内容、网络发言这类的“正确性审查”，教育机会公平也是“政治正确”风潮下绕不开的问题，这也是美国长久以来教育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
但是，教育机会这块蛋糕似乎怎么分，都难以达到每个群体都接受的结果。
比如受到许多关注的学校录取问题。
芝加哥大学近期发布了一篇论文《哈佛对校友子女及运动员学生的偏好》（Legacy and Athlete Preferences at Harvard），认为哈佛大学并不是百分之百地择优录取。
研究者发现：在白人中，超过43%是通过运动员、校友子女、院长关注名单、教职工子女（ALDC）几个类别被录取的；在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中，这一比例均不到16%。
他们又设定了一些限制条件，研究不同录取政策会给哈佛带来怎样的影响。得到了如下的结果：
如果这些白人ALDC申请者走普通申请渠道，那会有75%的人收到学校的拒信。
如果取消校友子女或者运动员偏好，入学的白人人数都会明显减少，而非裔、拉美裔和亚裔的入学人数会增加或没有变化。
如果取消校友子女、运动员，以及种族偏好，那非裔和拉美裔的录取率会下降惊人的69%和42%。
由此可见，哈佛现行的录取政策至少对白人学生给予了很大倾斜，这也难怪“种族配额制”，会成为解决方案之一。
但配额以后，“透明的”亚裔又再次成为受害者——“种族配额制”有意限定入学新生的种族比例，这样一来下，就会有亚裔学生即便学术表现、课外活动都更优秀，但因为超出比例，而不能被录取。对于个体而来，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这也难怪会有人认为，“平权法案”让许多成绩并不优秀的非裔、拉美裔学生进入了哈佛，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择优录取”。“公平入学”组织也在2014年指控哈佛大学在招生中歧视亚裔学生。遗憾的是，最终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哈佛大学没有歧视亚裔申请者。
这种流于表面的“政治正确”，治不了根子上的教育不公平。同样的录取难题也存在于纽约的9所特别高中，各个群体也依旧为教育机会吵得不可开交。
刚才提到的这些特别高中都以出色的学术表现、毕业录取情况出名。通过按分数择优录取的特殊高中考试（SHSAT）制度，占人口24%的亚裔获得了特殊高中62%的名额；占人口45%的非裔和拉美裔在特殊高中只占10%。
亚裔成了特别高中的大多数，非裔、和拉美裔占比很低，这个比例好像不是很“正确”。于是，纽约市长在2018年公布了针对特别高中的“多元化改革计划”，准备分两步逐渐提高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占比，最终取消现有的SHSAT制度。
这对向来重视教育的亚裔家庭无疑是重大的打击，有不少家长公开表示，这项貌似为了“让各族裔平等”的改革，本质是对亚裔的歧视。
今年纽约特别高中公布录取结果以后，关于录取公平的交锋仍在持续。有报道指出，超过一半获得录取的亚裔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改变SHSAT制度是在无视这些弱势学生的努力。
也有议员参选人说，有人看到亚裔独占鳌头，心理不平衡，就重提废除考试，其实非裔、拉美裔表现不好，和考试没有关系，考试本身最公平的。
纽约华裔黄先生更是直指问题的源头：“纽约教育局的心思没有放在办好学校、提高教育质量上面，而是一直拿‘种族’说事。取消SHSAT、取消天才班，又推抽签，推多元化，把学生从原来对应的学校转到别的学校。今年非裔、拉美裔报考人数、录取人数都有所下降，说明不重视教育质量，结果只会越来越糟糕。”
一边是通过种族配额，达到数据上的“公平”，另一边却放任真正的歧视横行校园。韩裔作家Wesley Yang曾在Paper Tiger一文中写道：“Jenny Tsai曾在竞争激烈的纽约公立学校亨特学院高中担任班长的学生，她常会听到有人说：‘学校的亚洲人太多了，早晚把学校搞垮。’”
高中尚且如此，更不用提早就被提及的亚裔在职场遇到的“竹制天花板”。在这种现实之下，还只追求数据上的“公平”，表面的“政治正确”，无疑是在逃避解决问题的责任。
培养孩子换位思考、理性抉择
是在给他们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现在美国各类“政治正确”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旁观者不免会认为，吵闹者是大多数。可2018年10月的一项调查却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结果。
这项民意调查题为《隐藏的部落：美国的两极化格局研究》，访问了8000名受访者，收集他们关于美国人对各种政治和文化问题态度，包括种族、移民、性别歧视、言论自由和其他热点共计数十个问题。结果显示：
8%的受访者可以算作激进的左翼，支持政治正确、认为政治正确不是问题的人比例最多。
25%可以算作保守的右翼，几乎都认为“政治正确是个问题”。
67%的人属于疲惫的大多数，很多人对美国的政治现状感到悲观，一些人不喜欢政治正确。
所以，其实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政治正确是个问题，并且大部分人已经觉得不堪其扰。而我们的孩子，有可能以后也会成为这大多数中的一员。
令人担忧的是，有不少青少年已经开始着急站队，寻求自己的同道，甚至热衷于“取消”那些在他们看来触及了“政治正确”红线的人。
如果越少青少年明白“取消文化”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越少有意识先沟通理解，后下结论，那么等待他们的或许会是一个更加“非黑即白”的环境。
所以，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多理解别人的想法，再做出理性的判断和行动，就是在给他们改善未来的环境。
首先，家长等养育者就要先警惕二元论的思考方式，比如认为“如果某件事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它就有十足的危险”，从而因噎废食，不让孩子干这，不让孩子干那。
要让孩子知道，一些压力会伤人，会让人不舒服，但它不会杀人。
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好路。让孩子在不断的体验中积累成长的经验，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比如把玩耍的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能够和玩伴们在户外自由地探索；为了确保人身安全，成人可以看护，但不应该过多地介入孩子们玩耍时产生的争端。
从孩子本身来说，二元对立的思考是一段必经阶段，比如一二年级的孩子，看待世界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会进入到具备灰度判断的阶段——他们可以开始思考两难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推动他们多换位思考，体会不同视角下的观点。
比如经典的器官捐献问题：一间诊室里有五位需要替换不同器官的病人，已经到了不治疗就无法存活的关头。此时，一位醉汉被送进医院，他的器官正好匹配那五位病人，可一旦取走器官，醉汉也无法存活。医生应该作何选择？
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家长要给孩子的思考一点助力：
这样的换位思考能够让他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能够看到当下一些“政治正确”事件的荒谬之处。
《娇惯的心灵》中有这样一段话：
外滩君也认为，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理性做决定，才能成为一个情感和性格上都真正勇敢的人。而不是通过“取消”他人，或者以“正确”为名，仅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空间”，而忽略真正的问题。给孩子真正的勇气，才是为他们构建一个真正安全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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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娇惯的心灵》，20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Getting cancelled virtually, losing your job in reality
https://www.welcometothejungle.com/en/articles/cancel-culture-in-the-workplace
3. 纽约“重点高中”明年起将按人口比例录取学生，成绩最好的华裔遭“逆向歧视”
http://www.whb.cn/zhuzhan/huanqiu/20180703/202456.html
4. Paper Tigers
https://nymag.com/news/features/asian-americans-2011-5/
5. Only 8 Black Students Are Admitted to Stuyvesant High Schoo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4/29/nyregion/stuyvestant-black-students.html
6. Hidden Tribes: A Study of America's Polarized Landscape
https://www.immigrationresearch.org/system/files/Hidden_Trib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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