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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与陈训慈的师生情谊
竺可桢和陈训慈同时还是一对情深义重、患难与共的师生。竺可桢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提携陈训慈，陈训慈促成竺可桢长期执掌浙江大学并协助开展相关工作，抗战期间师生二人合力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这些事迹无不彰显师生二人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高尚情谊。
竺可桢与陈训慈的师生情谊，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下半叶，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是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伟大胜利、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散发着灿烂夺目、温暖世界的人性光辉，直至今日仍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思想触动。
一
如果用一句诗句形容竺可桢与陈训慈的师生情谊，莫过于“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唐·刘商《酬问师》）。他们之间既有长辈对晚辈般的呵护与提携，也有朋友一样的相互鼓励与帮助。这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与世俗功利，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真挚之情。
陈训慈于1919年秋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他非常敬佩竺可桢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不仅选修多门竺可桢地学课程，还积极参加野外考察，积累研究经验。在竺可桢的引导与其自身的勤学善思之下，陈训慈打下了扎实的地学基础，培养出开阔的学术视野。
在修完竺可桢的《美洲地理》课程后，陈训慈撰写了《世界煤油问题——近二十年来国际外交之重要背幕》作为期终考试论文，全文洋洋洒洒18000字左右，展现了青年学子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识涵养，深得竺可桢赞赏，将其推荐到《东方杂志》并于1924 年2月正式发表。
在陈训慈晚年撰写的《自述小传》中，他非常感激竺可桢的教导与提携，直言竺可桢是他大学时代最为敬佩的两位老师之一：“大学时代最服膺之老师为丹徒柳翼谋（诒徵）先生、地理气象学家绍兴竺可桢先生。”
如果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是竺可桢对陈训慈的激励与栽培，那么在浙江大学时期，则是陈训慈对竺可桢的协助与佐理。
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此之前，竺可桢曾提出校长一职以“半年为限”。竺可桢深知此时大学形势复杂，他更愿意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在陈训慈和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竺可桢最终执掌浙江大学13年。在竺校长任内，陈训慈献言建策，成效显著，如图书馆发展、龙泉分校建设等等。
陈训慈的成才之路，离不开竺可桢的引导与扶持；竺可桢的教育事业，离不开陈训慈的协助和佐理。他们二人的相互鼓励与帮助，不仅促进了个人成长，更推动了浙江大学的发展。
二
古往今来，师生反目现象并不鲜见。竺可桢与陈训慈的师生情谊却能跨越半个多世纪，历久弥坚，激荡人心。这是因为二人有共同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追求，所以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齐心协力、挺身而出。
这种以义相连、至性真情的师生关系，正如古人所吟咏：“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唐·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
1938年，浙江大学西迁至江西宜山。1939年初，竺可桢考虑到浙江本身及周边地区高中毕业生升学西行困难，经教育部批准同意，准备筹建龙泉分校（初名为：浙东分校，1940年4月1日起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并将任务交给陈训慈。
在之后的半年时间内，陈训慈为龙泉分校的建设工作不停奔波，3月2日，在龙泉勘定坊下曾姓大屋作为未来学校办学之处，7月末完成新生报名、入学考试以及阅卷、计分、审查、分发录取通知等多项工作。
开学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处理日常教务工作，还负责中国通史课程，如此繁重的日常工作并未吓退他。
为了早日建成学制完整的龙泉分校，更为了未来中国的人才队伍建设，陈训慈恪尽职守，竭尽全力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
对此，郑晓沧教授深为赞叹：“分校已开学，吾弟对内对外诸种布置，感佩之至。现在筹备已到开学，煞费心力，已告成功，公私均堪欣贺也。”
陈训慈协助竺可桢建设龙泉分校，为竺可桢腾出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处理西迁事宜。
1940年3月，陈训慈离职浙大，半年后在重庆就职。师生二人虽然分隔两地，但并未失去联络，反而因浙江大学的建设事宜联系得更加紧密。
在办学经费问题上，陈训慈也常替竺可桢打听消息，努力争取财政拨款。师生二人的里应外合，为浙江大学的异地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竺可桢和陈训慈的默契配合，源于他们的一心为公、毫无私心。翻看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内容多是关于国家公事，如办学经费、学校建设、人事聘用等问题，而绝少涉及个人利益的计划与谋算。
三
如果从竺可桢与陈训慈的交往过程中，挑选一件最具传奇色彩的事迹，莫过于二人合力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中国古代官修书目的巅峰，具有无法估量的文明意义和价值。今天我们有幸能在浙江省博物馆内看到，首先得感谢竺可桢与陈训慈师生二人。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全国各地共有7套，分别藏在南北7大藏书阁。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丁氏兄弟、钱恂、张宗祥等人的整理、抢修、补抄，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位于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随时有可能被敌机炸毁。为了挽救这批珍贵文物，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打算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
经过努力，一部分书籍已经转移到富阳渔山，但仍有一部分尚未妥善安置。陈训慈请求竺师协助，竺可桢电告教育部借省政府之力转移至贵州，但得到的是拒绝态度。时局维艰，师生二人并未放弃。
为了加快转移，师生二人通力合作，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将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其他善本古籍抢运出杭州。是年10月书籍从富阳迁至建德，浙大卡车又发挥重要作用。
陈训慈感慨道：“幸赖竺师对浙图之同情，对文物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
不久之后，师生二人再次努力转移书籍，加上其他人士鼎力协助，这批书籍最终搬迁至贵阳地母洞和重庆青木关。抗战胜利后，这一国之瑰宝，在多方人士的斡旋下，又重新回到了杭州。
如果没有竺可桢与陈训慈师生二人的共同努力，我们恐难以再见文澜阁《四库全书》。其中多少的波折与险阻，多少的委屈与诎辱，构筑了这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历史。我们唯有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时代，砥砺前行、开拓未来，方能慰告先烈。
竺可桢与陈训慈恰恰是其中之一。他们拥有共同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追求，用为国奋斗的一生，诠释了亦师亦友的君子之道，激烈着我们不断向前、开拓创新。
今天的我们，拥有先辈难以企及的资源和条件，更应该充实自我、奋发向前，接续先辈的光辉事业，努力承担尽责，创造有益民族、国家的进步事业。
作者介绍
叶达：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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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浙大档案馆
今日编辑：吕蓬霖
责任编辑：奚婉 毛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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