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布哈林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
斯大林与布哈林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
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农村资产阶级的破坏，
强调通过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消灭农村富农，
强调以重工业为龙头，
通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加快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政策的错误，
强调从俄国落后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
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
保持国民经济各部分的综合平衡协调发展。
历史的转折常引起思想上的纷争。列宁生前，由于自身的崇高威望和民主作风，能够团结持不同意见，甚至批评过自己的同志在一起，共同为党的事业工作。但列宁的早逝使党突然出现“群龙无首”的境况，作为执政的俄共（布）如何领导全国上下继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摆在党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党内围绕着何为列宁主义、“一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产生了激烈的纷争，其中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就是斯大林与布哈林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发生的纷争。这场纷争虽早已成历史，苏联也已不复存在，但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它，总能让后人得到“兴替”之鉴。
一、分歧与争论的缘起
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疑会常常碰壁与犯错。但列宁强调不要害怕承认失败，从失败中学习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他说：“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1〕列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领导俄共（布）在1921年实现了建立政权以来的第一次伟大转变，成功化解了党的执政危险。不幸的是，列宁却英年早逝，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留下了许多“空白”需要后人填补。更不幸的是，从1924至1929年，党内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激烈的争论，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干扰。从1924年起至1929年，党中央先后同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新反对派”、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布哈林集团”进行了长达6年的纷争。纷争并没有做出理论上的是非定论，而是以政治上的清洗打压结束，且深深影响了苏联的历史命运。回顾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分歧与争论，可以端倪出斯大林与布哈林争论的走向。
1.争论何为
列宁的逝世使得俄共（布）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由于没有严格规范的领导人交替制度，造成党的领袖位置空缺，而这一位置正是党内“若干领袖”觊觎的目标；二是作为执政党的俄共（布）如何带领全国上下在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为此，党的主要领导人纷纷著书立说，试图对列宁一生的理论贡献作一个完整的总结。如斯大林写了《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年）、《十月革命、列宁和我们的发展前途》（1925年）；托洛茨基写了《论列宁》（1924年）、《十月的教训》（1924年）等；季诺维也夫于1925年出版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布哈林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年）、《谈谈研究列宁主义的问题》（1926年）等；加米涅夫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年）、《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1925年）等。上述著述的纷纷出版，都试图表明自己是列宁思想的正确继承者，都大量引用列宁的话语以表“正确”。事实上，当时他们关于列宁主义的认识都存在着“实用主义”的摘取，存在分歧是难免的，但分歧未必导致激烈的争论，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党的最高领导层之间的鸿沟越挖越深，以致无法弥合，最终造成了党内分歧与争论的白热化。
2.争论何事
上文指出列宁逝世后摆在党面前的两个问题，争论焦点在于：如何评价列宁及列宁主义，谁是列宁的真正继承者。列宁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内容庞大的思想体系，那么，列宁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认为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一国完全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或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必须依靠世界革命的支持，而目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事实上，双方的认识均存在不足之处。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只能提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强调要扎实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其缺憾在于没有认识到世界革命已走向低谷，而这时还过分强调世界革命来支援俄国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方强调要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这给当时党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增强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信心和决心。但他将“一国夺取政权”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是误读了列宁的思想，并且将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使苏联过早宣布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3.争论何果
斯大林在先后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纷争中，并不涉及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些关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领导力量、社会性质的根本问题，而只是在党内出现的弊病、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针等问题上纷争。但纷争的结果是：1925年1月26日，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被解除职务。1925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所谓的“新反对派”作了组织处理，季诺维也夫继续留在政治局，加米涅夫则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年1月，加米涅夫被解除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转任商业人民委员。1927年10-11月，联共（布）中央先后做出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后又开除出党，并把他们的问题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审理。同年12月，党的“十五大”批准了上述决定。值得提醒的是，这场纷争的处理方式与列宁生前处理纷争的方式不同，开始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思想理论上的纷争。
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纷争及其处理结果可以看出，上述纷争常常以非原则性、非根本性问题为开端，以政治打压、组织处理为结果。在前三阶段的纷争中，布哈林站在斯大林一方，而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在纷纷遭到打压后，斯大林的目标转移到了布哈林身上，1927年底至1928年春，苏联发生的严重粮食收购危机充当了“导火索”。1927年底，国家收购到的粮食急剧减少，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党中央就开始研究如何解决粮食收购危机问题。经过研究，党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收购粮食。虽然实行这一政策是经政治局全体委员讨论通过的，但在对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采取“非常措施”的限度等问题上，斯大林与布哈林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此引发双方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贸易自由的限度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二、布哈林的观点
布哈林是联共（布）党内早期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列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肯定他的成绩，称赞其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又指出其缺点，即“没有学过辩证法”和“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他一生提出过许多有建树的理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针对1927年底至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他提出了如下观点：
第一，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国家计划领导的失误和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的失调。布哈林从苏联是一个“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定位出发，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最终必将建成社会主义。因此，他十分重视苏联农村和农民问题，他说：“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将在一个农民国家内建设起来，因此，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我们这里就特别重要。”〔2〕为此，他曾提出“发财吧”的口号，旨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针对当前国家存在的困难，他认为原因在于，“由于我们经济政策的许多措施实行过迟，由于计划领导的失算，由于我们党组织陷入党内争论和同反对派的反党和反苏维埃活动的斗争而脱离经济领导所造成的。”〔3〕因此，“计划和调节在某些方面的各种失算十分严重地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4〕接着，他指出，由于农业与工业的生产周期不同，造成苏维埃的货币还没有稳固到可以作为积累手段的地步。同时，加上苏联商品供应不足、货币币值不稳定，增加了农民的不安心理，这就造成农民把粮食而不是货币作为直接的积累手段。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苏维埃的信贷系统、储蓄银行等不稳固，造成了富农利用苏维埃工作中的失误开始搞投机活动。他说：“只要我们保证在我国经济的主要因素之间保持正确的比例，富农反攻的领域就大大缩小，当然还不是完全不再存在。”〔5〕所以在他看来，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政策失误，而不在于富农投机，富农只有在利用国家方针政策错误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一支危险的力量。
第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重综合平衡。1928年4月13日，布哈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经济与阶级有着密切关系，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各阶级通过经济形式，通过商品量以及对这些商品量的调节，通过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展开斗争。为此，他强调要注重经济发展的平衡论，以经济平衡来缓解阶级矛盾，最后达到消灭阶级敌人。他说：“如果我们能做到把国民经济的诸因素正确地加以平衡，使它们保持一定的均势，我们的阶级敌人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就会被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6〕反之，阶级敌人就会利用国家政策的失误开始“神气起来”。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再次强调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问题。他指出，为了能够使社会主义尽可能没有危机的顺利前进，“必须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7〕为此，他提出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城市和农村的需求平衡。他说：“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我们才能长期地保持最大的速度。”〔8〕意思是说，工业和农业密不可分，工业发展纪录的刷新要以农业的真正积累为前提，只有工业和农业保持相对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才能实现平稳增长。二是平衡工业内部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利用关系。他指出，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会促进农民副业收入的增加，进而会造成农村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提高。但现实情况是，国内基本建设方面投资过快，而利用效率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进而使得供需平衡遭到破坏。对此，布哈林提出了投资的最大界限问题。他指出，力求工业化的高速度并不等于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如果将两者等同起来，那将是相当荒谬的，原因在于“这个荒谬的问题却包藏着另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这就是积累的界限问题，投资的最大界限问题。”〔9〕为此，党中央在制定工业和农业基本建设的年度发展计划时，须将党关于后备力量储备的指示考虑在内。三是平衡农业内部粮食谷物同技术作物、畜产品之间在生产和市场上的对比关系。
第三，对党中央的“过火行为”提出批评，强调发展合作社。为了征集粮食，当时一些工作人员不按照司法手续没收余粮或一概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取缔粮食自由市场，为查清余粮而进行各种搜查，在许多地方建立阻截队，强行摊派公债等行为，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对这种行为，布哈林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必须了解同各种过火行为、对歪曲我们的政治路线和我们的非常措施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10〕这些过火行为和歪曲势必会造成不良的经济与政治后果。对此，布哈林分析认为，强行摊派公债，国家可能会暂时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是，这种做法必然会破坏国家的信用制度，“信用制度和我们经济的商品率本身遭到过火行为的破坏。……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额就会缩减，也就是说，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必定吃亏。”〔11〕在布哈林看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在于列宁晚年所强调的合作社，而不是集体化。他说：“如果农民合作社将整个地长入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的体系，那么，这将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经济领导，这将意味着工农联盟的加强，这将意味着我们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大步前进。”〔12〕尽管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苏联落后的国情可能会变得非常漫长，但它是一条正确可靠的道路。
第四，强调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能取消。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常规性经济政策，并给予新经济政策以高度评价。他说：“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13〕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创造了各种经济成分通过市场竞争的条件，从这种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成分中，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高涨，但是竞争并不放弃苏维埃政权对市场自发势力的控制。他说：“我们在一定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但是我们对它加以调节，而调节的限度和深度由我们即由苏维埃国家确定。我们同样知道，新经济政策本身包含着自我克服的根源，即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源。”〔14〕意思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其他经济成分在一定范围内同时存在，苏维埃国家通过政策加以调节其限度和深度，但是最后的胜利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他说：“我们的出发点一直是：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现在这个论点仍旧不变，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15〕可见，布哈林认为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将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主动性和发展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也就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服务。
三、斯大林的观点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关系在短暂几年间经历了从“亲密战友”到“反目成仇”的转变。即在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斗争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布哈林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理论斗争方面，斯大林则仰仗布哈林。”〔16〕而在其他对手都被击败后，1928年初，两人之间开始出现分歧，逐渐升级为“仇人”。针对1927年底至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提出了如下观点：
第一，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富农肆意投机囤积粮食所致。斯大林通过“沙赫特事件”说明资产阶级在苏联还远未被消灭，阶级斗争有着不断尖锐化的趋势，因此要提高全社会的阶级警惕性。1928年5月28日，斯大林在有关谈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布哈林“拿计划得不好和偶然的错误”来解释粮食战线上困难的做法。他说：“不应当忘记，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有敌视我们的阶级，而这些阶级是不能单单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工作来战胜的。”〔17〕面对粮食收购危机，他认为原因在于近年来富农和成长起来的富裕分子在市场上玩弄手腕、囤积粮食、抬高价格。在他看来，粮食收购发生暂时困难的主要因素就是“农村富农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反抗。……手里有很多余粮并在粮食市场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富裕阶层不愿意按照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价格自愿地把必要数量的粮食卖给我们。”〔18〕可见，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并非是国家政策错误所致，主要是富农投机的结果，因此必须向富农进攻。同时，他批评布哈林的观点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国家革命力量的动员，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他说：“富农并没有打瞌睡，富农在发展，他们在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而我们的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不是看不见敌人，就是迁就敌人，不和敌人做斗争。”〔19〕可以看出，斯大林将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源认定在农村富农的身上。
第二，主张大规模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上文指出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正是因富农肆意投机囤积粮食所致，造成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关系的破裂。为此，他提出了克服这种破裂危险的办法，即使农业跟上工业的发展速度，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说：“必须逐步地把分散的个体农户联合为大农业即集体农庄，必须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设农业，必须扩大集体经济，必须发展原有的和新建的国营农场”。〔20〕与此同时，为了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斯大林积极推进农业集体化，有力支持了苏联的工业化建设，保证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确立。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分析苏联农业发展比工业缓慢的原因时指出，一方面是由于农业技术和农村文化水平低，另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无计划性。那么，农业的出路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21〕在斯大林看来，分散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须要实现农业的集体化，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大型合作社才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斯大林乐观且肯定地认为，苏联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大规模建立，正在完全摆脱或者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苏联就毫无理由地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第三，主张加快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步伐，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在这次争论中，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得到了完整鲜明地表述。他强调，工业发展是农业生产发展赖以滋养的主要源泉，不加速发展工业，就不能给农业提供必要的机器，迅速发展工业也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因此，采取“剪刀差”的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来保持和保证工业的发展速度是需要的，“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22〕因此，现在还不能取消这种超额税，他还坚持认为这种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农民个人经济的收入能使农民缴纳额外税。同时，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规律决定的，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决定了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特别是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才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挤压，取得苏联经济上的独立性。他说：“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23〕斯大林从当时苏联面临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形势和自身贫穷落后的国内实情出发，强调苏联要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在后来的实践中，他也意识到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并试图在实践中加以调整，但是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使得调整的方针最后付诸东流，未加落实。
第四，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战后恢复时期的一种过渡性政策。新经济政策自提出伊始，就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到1926年，联共（布）中央根据十四大决议精神，开始把私人资本看作敌对力量加以排挤。1928年年初，国家又采取“非常措施”征购粮食。与此同时，党中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斯大林与布哈林开始互相指责对方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斯大林指责布哈林只看到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却没看到新经济政策是决不容许私人贸易的完全自由和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他说：“新经济政策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24〕在他看来，后者的危险性大于前者的重要性。他批评布哈林只看到了新经济政策会受到来自“从左边”即想取消任何自由贸易的危险，而没有看到来自右边的危险，即私人贸易要求完全自由的危险。他说：“不应当忘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是在这方面进行活动，正是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也应当记住，富农和富裕分子的号叫，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的号叫（我们的许多同志常常受这种号叫的影响），正是从这方面来攻击新经济政策的。”〔25〕斯大林认为对新经济政策的威胁主要来自这方面，因此，它只是战后恢复时期的一种特殊性过渡政策。到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就急忙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26〕伴随着全盘农业集体化、高速工业化和“大清洗”运动在苏联的展开，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已被中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由“渐进发展”转变为“高速猛进”。
四、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与争论评析
争论的结果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集团”的失败而告终。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批评了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联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确认“布哈林集团已经开始向党的领导进行派别斗争”，撤销了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人所担任的职务。这场争论最后以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并被肉体消灭，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被宣布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全党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而告终。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并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后，应当及时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和平组织”上来，并竭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苏俄历史上看，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领导的第一次伟大战略转变，“历史证明了列宁的回答和选择是完全正确的。”〔27〕因为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比，新经济政策“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巩固工农联盟，发展无产阶级事业。”〔28〕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中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29〕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活跃了市场。列宁在有关的报告中指出：“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30〕最后，这次转变成功化解了俄共（布）执政的危险，开启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单独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但是新经济政策在实施之初，直到最后终结，始终存在着或明或暗的争论。党内关于新经济政策存在着三种态度，一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总体上否定态度，一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就是介于或者说动摇于这两者之间的。为此，列宁多次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认真领悟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旨在能够统一全党的思想，更加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
布哈林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国家计划领导的失误和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的失调，进而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重综合平衡，反对片面追求积累和投资，主张利用市场和经济手段来改造城乡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落脚点归宿到新经济政策必须坚持，不能取消。但从政治统治的视角来看，布哈林的分析无疑具有局限，没有经过历史与实践检验的理论，不能有意或无意地抬高。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被迫”实施的政策，不仅在党内遭到了敌视，而且在人民中间也逐渐引起不满，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左”的思想在苏俄革命的浪潮中始终存在，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生活中富农和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增长。换言之，新经济政策自身包含着矛盾，即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与利用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现在看来，这两者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在当时人们看来，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因此，结合当时苏联身处的国际国内局势，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是偶然中的必然。
斯大林从政治统治的视角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源在于敌对阶级搞鬼。为此，他强调要通过大规模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主张加快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步伐，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唯有此，才能够在“社资对立”的国际环境中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才能使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获得争论的最后胜利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渐进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在斯大林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他在1929年12月27日就宣称“让它（指新经济政策—引者）见鬼去”。新经济政策的夭折意味着通向市场经济道路的中断，此后苏联逐渐走上了一条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而且使苏联在二战后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大国，但同时也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综上可见，斯大林和布哈林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不同，双方由粮食收购问题为“导火索”，引发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和方式问题的争论，直至最后聚焦到新经济政策的去留问题。斯大林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认为粮食收购危机问题的存在正是由于农村资产阶级，特别是富农在破坏，强调通过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消灭农村富农，强调以重工业为龙头，通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等方式，加快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布哈林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政策的错误，强调从俄国落后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保持国民经济各部分的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实际上，不管是斯大林的观点，还是布哈林的观点，都是在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艰难曲折之后才被认识的，“民族梦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体现在一个民族共同的理想和信念”〔31〕，用历史的眼光对两人的观点进行审视，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分析各自存在的优缺，让后人在历史的回响中保持“警钟长鸣”，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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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旺旺，男，河南沁阳人，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共运史。俞良早，男，湖北武汉人，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列宁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研究”（17AKS00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KYCX17-1009）
文章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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