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从非典到新冠，中医药做出卓越贡献的曲折内幕
提要：历史事件当事人访谈录，讲述幕后的曲折故事。
宋晓斌：您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从计算机到气功，从卫生部到企业家，从文化到经济，不断跨界。
不过，最广为人知的还是2003年非典时期，您给国务院上书为中医请战，能谈谈其中的内幕吗？
应光荣：说来话长。我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是计算机，但是影响我人生的是在校期间练习气功的经历，不但锻炼了身体，也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伟大的经典和伟大的作品，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参考：略谈气功与中国文化：达到最高境界的秘密
后来我在学校教了很多人练气功。所以1983年我毕业时，卫生部来我们学校招人，学校就把这个唯一的名额给了我，我就去了卫生部。
宋晓斌：谈谈您进了卫生部的经历吧。
应光荣：到了卫生部，住在部里的宿舍。现在的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就住我楼上，他比我早半年到部里，因此我们还是比较熟的。
马晓伟先在科学教育司，后来给崔月犁部长当秘书，之后回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再后来当了辽宁省卫生厅厅长。
2001年马晓伟回卫生部当了副部长，非典的时候他就是负责医疗的副部长。
宋晓斌：非典的时候您是通过马晓伟递送的中医请战书吗？
应光荣：不是，你听我慢慢说。我到了卫生部，先去找了吕炳奎。吕炳奎是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中医司司长。我们成了忘年交。吕炳奎介绍我教崔月犁部长气功，我和崔部长也成了忘年交。
崔月犁是至今为止少有的真正支持中医的卫生部长。有一次在聊天时，他和我讲了他的经历。
1948年的时候，城工部部长刘仁派28岁的崔月犁策反傅作义。崔月犁以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医生的身份为掩护，最后选定了三条路线：傅作义恩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以及傅作义的副手邓宝珊，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
北平和平解放后，崔月犁担任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的秘书。因为这段经历，文革中受彭真的牵连被关进监狱7、8年。在狱中崔月犁得了幻听幻视的毛病，出狱后西医多方治疗无效，无法工作。最后是中医把他彻底治好了。
因为这段经历，让崔月犁成了中医的坚定支持者。
宋晓斌：那在崔月犁部长任内中医应该得到大发展了？
应光荣：阻力很大。卫生部大部分人都是西医出身。经过西医教育、被西方式思维洗了脑的人，很难了解和认同中医。
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解放后中医的情况吧。
1950年第一届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请来了余云岫，余云岫说“中医是封建医”，要废医存药。1951年的中医管理条例，规定所有中医必须考西医科目，不合格的取消行医资格。毛主席知道后，撤了贺诚和王斌的职。
为了加强中医药的力量，党中央在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司，薛和昉为首任司长。薛和昉1929年在北京辅仁大学医科上学后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解放后在中医司司长岗位上两年半，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岗位上两年，为中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4年石家庄爆发乙脑疫情，西医治疗死亡率高达50%。石家庄卫生局长袁以群找了郭可明等7位名中医，以白虎汤、清瘟败毒饮为主治疗34例乙脑，病人零死亡。
卫生部派了曾经留美的专家去石家庄考察。西医是教条主义，不知道病症不同药方也要随之调整，居然称同样是治乙脑，中医却用了几个不同的方子，没有统计学意义，否认了中医药的疗效。路志正向中医司汇报之后，引起了薛和昉司长的重视，于是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亲自带队第三次调查，终于承认了中医药的功效。
后来，薛和昉调任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1956年，吕炳奎调任中医司司长。
吕炳奎是嘉定人，从小学中医，是当地名医。日本人占领嘉定后，23岁的吕炳奎组建了抗日武装。解放战争时，吕炳奎被任命为海防纵队政委，算是人民海军的创始人之一。吕炳奎还负责过苏北沿海地区的统战、军需和情报工作。电影《51号兵站》就是以吕炳奎为原型创作的。
解放后，吕炳奎任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后来当了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创办了南京中医院和南京中医学院。
吕炳奎任中医司司长时，卫生部大院充满歧视、排斥中医的气氛。吕炳奎对中医司的人说，他们看不起中医，是奴才相的表现，你们要抬起头走路。
当时建立北京中医学院，卫生部拖延半年都不给场地。后来周恩来亲自过问，才解决了问题。
毛主席要求西医学习中医。1958年，毛主席在吕炳奎的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还要求每个省都搞西学中培训班。
但是卫生部一直明里暗里打压中医。当时，全国大约有5万中医带徒弟，但徒弟出师后卫生部即不让分配工作，也不准自己开业。
1962年经济困难，卫生部借机要把23所刚建立的中医学院砍到5所。经多方努力，最后保留了21所。
文革开始后，中医司被取消，卫生部以“中西医结合”为借口，不允许中医单独生存和发展。
1977年，吕炳奎复职，接管了中西医结合办公室。吕炳奎发现卫生部的所谓中西医结合，就是用西医理论改造中医、最终消灭中医，于是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要同时各自独立发展。
1982年崔月犁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主持召开了衡阳会议，规定中医学院必须办成真正培养中医人才的学院，但是执行的困难非常大。
1983年吕炳奎就离休了。不得已，吕炳奎和崔月犁等人联合光明日报创办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受到很大的阻力，不仅学历不被承认，后来还被取消了办学资格。
不过，对中医打击最大的，还是1980年代开始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国家给医院的拨款越来越少，逼着医院自己从病人身上赚钱。
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让病人多掏钱的疗法，就越是流行；而简、便、廉的中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中医院为了生存，也引入了西医的设备和药物，越来越西化。
1984年，徐向前元帅发烧腹泻治不好，被邓铁涛几副药治愈，邓铁涛要求徐向前支持中医，不久国务院同意成立中医药管理局。
1990年，中医药管理局差点被以精简机构的名义取消，幸亏邓铁涛等“八老上书”，才保留下来。
中医的人数，1950～1958年时近50万，1978年时只有25万，到了非典发生的2003年也只有38万；而西医人数则由1930年时的4000人，到2003年的200万人，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中医已接近被消灭的边缘。
这就是非典发生时的基本情况。
宋晓斌：那么非典时你是什么时候参与的？
应光荣：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卫生部很久了。2003年4月23日，我去了中医文化专家林中鹏家，他和贾谦刚从广州调研回来，广东中医治疗非典很成功，已经让新华社记者给中央写了内参。
宋晓斌：广州的非典不是靠钟南山治好的吗？
应光荣：不是这样的。
广东相信中医的人很多，因此广州中医一开始就治了很多非典。对中医来说，不管非典是新病毒还是老病毒，都是辨证施治，没有什么特别的。
早在2003年2月11日广州《羊城晚报》就发表了《中药综合治疗初见成效》。2月17日《羊城晚报》又刊登文章《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立大功》，介绍了中医中药治疗SARS的显著效果和治疗经验。
实际上，非典期间钟南山一开始用激素和抗生素治疗非典，死亡率很高。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论文《38例重症SARS患者临床救治回顾分析》记录了钟南山的治疗方法和效果。
钟南山的治疗方法是：抗病毒、抗生素、激素、免疫调节、人工通气。
顺便说一下，17年后的李文亮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治疗的。
这38个病人全部使用了抗生素，其中32人联合使用两种。24例使用抗病毒药奥司他韦治疗但对控制病情无效。
病人全部使用激素治疗，平均用量240毫克每天，而且持续了3-4周。8例达500毫克每天，最高冲击治疗达1000毫克每天。
8个死亡案例中，6例死于多器官衰竭（MOF），2例死于感染性休克，全部对激素不敏感。
因为治疗效果不佳，他不得不请他们医院中医科的中医帮忙。
这件事，有钟南山参与写作的论文《71例SARS患者中医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证明。
钟南山请来中医科的潘俊辉、杨辉、喻清和、王峰、邱志楠5位中医，中医药介入治疗的71例SARS患者，治愈70例，只死亡1例。
这期间，钟南山治疗了88个病人，死亡10例。
其中钟南山使用纯西医治疗的17例，死亡9例，死亡率53%。
而中医药介入后参与治疗的71例 ，只死亡1例 ，死亡率 1.4 %。
实际上，广东1000多例非典，钟南山只治了88例，而且他的死亡率是广州市最高的。
治疗非典最成功的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治疗73例病人零死亡、零转院、零复发、零后遗症，医护人员零感染。有的医院0死亡是因为把重病人转走了。
钟南山自己请了中医来治疗，但是北京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北京的中医被禁止参与非典救治。
宋晓斌：原来如此。
应光荣：所以，林中鹏他们请了广州的专家来介绍经验，希望我帮忙找场地。我找了京城俱乐部，但后来他们确定在藏医院开会，我就派了公司的车辆帮他们接送。
4月26日在藏医院开会，广州的三位中医专家出席：邓铁涛的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邹旭，广东省中医院呼吸科林琳主任，还有广州中医药大学丁辉博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急诊科主任朱敏通过电话，介绍了中医药治疗非典的情况，目前收治的非典病人大部分已经出院，无一死亡。医院每天接待发烧病人高达200人以上，无论是不是非典一概收治，病人无恐惧心理，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邹旭代表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做了“论中医诊治非典型肺炎”的专题报告。
丁辉代表广州中医药大学温病研究室彭胜权主任做了“中医对非典的认识及论治”专题报告。
林琳介绍，广东省中医院治疗112人，除7名合并严重心脑基础疾病的7人死亡，其余105人全部治愈出院。
林琳提到，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坚持使用抗生素、激素治疗最后不幸去世；而另一个护士长邓秋云，正好是邹旭的夫人，在邓铁涛的指导下停了抗生素、激素，使用中药治疗治愈了。这两个案例在广东省中医院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林琳还说，广东有关部门不允许她们公开说中医有效。
宋晓斌：是谁不让他们说中医有效？
应光荣：这个我们没有问。
就在4月24日，北京市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成立，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北京市副市长张茅直接领导，北京同仁医院院长韩德民被任命为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担任指挥中心总指挥。
我给张茅副市长的秘书打了电话，会后就带着广州的专家去了韩德民的非典医疗救治指挥中心，介绍了广东经验。
然后，我又带着他们去了北京市卫生局，见了局长金大鹏。
宋晓斌：效果怎么样？
应光荣：问题是当时北京的非典医疗救治组中没有一个中医，没法落实。
我觉得必须直接找高层领导。
4月30日，我起草了给胡锦涛、吴仪的报告，去找吕炳奎签名。
吕老的儿子吕嘉戈给我们合了影。
吕炳奎给吴仪副总理写了封信，托我转交给吴仪。下午三点多我去了卫生部，本来想让秘书处转交，结果秘书处的人不配合。我又找高强秘书，但是他也怕事。
这时候我在电梯里碰到了马晓伟。他当时是负责医疗的卫生部副部长。
我前几天翻到了当年的日记本，清楚的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马晓伟问我找谁，我说找他，就一同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他刚从广州回来才下飞机，高强马上找他，问我有何事。
我拿出吕老的信，告诉他治非典，中医有办法。他不屑的对我说：“你们中医又想干什么！？” 我说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治非典很好，他同样轻蔑地不认可。
后来我告诉请他将吕老的信转吴仪，开始他不同意，后来同意转达并将信留了下来，我就走了。
宋晓斌：后来马晓伟把吕老的信转交给吴仪了吗？
应光荣：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当时看他的态度觉得不靠谱，但他毕竟是卫生部副部长，也不能逼他写收条。
从卫生部出来，下午五点我又去市委送报告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他腰疼没来，就让徐和健出来取的材料。
徐和健就是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北京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宋晓斌：后来怎么样？
应光荣：我日记本里写着呢。5月1日上午，我又找北京市卫生局长金大鹏，建议他尽快请广州中医来京。他表示让我们请，也可以用市里的名义请，来京费用他来出，希望中医赶紧上。
19:00左右，我到市政府门口，副市长张茅的秘书派人取走了我给张茅、刘淇、强卫、王岐山、蔡赴朝的信。
5月2日，我给韩德民打电话，他让我找郭瑛。我又给郭瑛打电话，问他请广州中医来京的事，他说这个还要征求一下钟南山的意见。我一听就火大了，你们怎么那么听他的话呢？
到了医疗指挥部所在的永安宾馆，不让进。出来一个工作人员，说郭瑛他们听钟南山的报告去了。
后来郭瑛回来了，说已经批给了王辰指挥，会让王辰与我联系，还说应该可以让我参与进去。
宋晓斌：最后让你参与了吗？
应光荣：没有。
5月3日传来消息，应香港邀请，广东省中医院派了林琳和杨志敏两位女中医去香港协助治疗非典。
广州“非典”疫情四月初其实已经结束了，而香港疫情却越来越严重，死亡率非常高。香港医管局知道了广州中医治疗非典的效果，于是他们不请钟南山，而是请中医去帮忙治疗。
这天，新华社记者李杨建议，我和李三平、林中鹏、黄明达等人商量，以此事为契机，换个角度再写内参给中央。
5月4日在藏医院，黄明达主持的会议。新华社内参记者还电话采访了吕老和广州的朱敏、吕玉波等。记者和焦树德先走了，之后我们集体合了影。
左起：老王，刘成起，曹长利，陈光曼，林中鹏，陈士奎，王学苔，陆广莘， 傅士垣，周超凡，黄福开，黄明达，李三平，应光荣
这里先说说香港的事情。
香港非典死亡率是大陆的好几倍，让自认为医疗水平比大陆高很多的香港，不得不放下身段，求助于大陆的中医。
林琳和杨志敏在香港5个月，共医治10家医院的危重“非典”病人近50名，康复期病人100余名，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的“抗非勇士”金质奖章。
实际上，广东的非典在4月初已经被控制住了，广州街头一片歌舞升平，没有人带口罩。世界卫生组织4月初来广州考察的时候也没有带口罩。
下面是凤凰卫视的相关视频报道。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width=500&height=375&auto=0&vid=g3134c0zq8n
宋晓斌：也就是说，张文康当时说非典已经被控制住了，至少在广东是真的了？
应光荣：是的。如果北京早点吸取广东的真实经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这让人心急如焚。
5月5日，我起草了给中央领导的请战书，先找了冯理达签字。
冯理达是冯玉祥和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的长女，免疫学专家，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
下午，我去吕老家找吕炳奎签了字。
然后连着两天，都在忙着通过各种渠道递信。5月7日，我想起了国务院研究室的陈永杰，找到了电话和他联系，他答应帮忙。中午就把材料给他送过去了。
但是下午，陈永杰来电说他们主任认为不合适递交。我说5月5日内参的“动态清样”就有关于中医治疗非典的报告，你把它复印后和我的材料一起给主任。
离开中南海我去找了吕嘉戈，嘉戈拿了吕老的请战书给我。我把这份请战书又传真给了陈永杰。陈永杰说他们主任已经同意转交我的报告给温家宝总理，秘书已经去办理了，让我放心。
我又把吕老的请战书传真给了刘淇、王岐山、强卫、张茅、蔡赴朝。
这时候倪建民也来电，说已经收到我的信，并转呈胡锦涛办公室了。
晚上6:50左右，刘淇市长的秘书来电，说已经批示给王岐山了。
5月8日上午10点我给吴仪秘书刘玉亭去电话。他说给吴仪的报告太多，他们都直接转到卫生部处理，让我直接找卫生部和中医局。我说都找了没用才写报告给吴仪的。他说还没看到报告。
11:10分我再次给刘玉亭去电话，他说报告收到了。
5月9日下午四点，国务院秘书局左海洋给我电话，说温家宝总理已经在我的信上批示，问我是给我寄过来还是我去取。我马上告诉他我自己去取，他就通知我到中南海西北门。我到了那以后给他打电话他送出来，我签收了。
温家宝总理批示：
请吴仪同志阅处。在防治非典中，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实行中西医的结合。
温家宝
五月八日
吴仪副总理批示：
今天下午我已召开会议，进行了部署。
吴仪 8/5
5月8日下午吴仪与知名中医药专家进行座谈
后来北京市委刘琪、强卫、张茅、王岐山等领导的批示我也看到了。
宋晓斌：这样北京中医才参战了？
应光荣：实际上4月底北京各大中医医院已经派人参与了各定点医院的救治工作，但大多是第二梯队。
5月9日非典指挥中心成立了一个中医组，并于当天开展了工作。5月10日，北京开放了5所医院鼓励中医介入一线治疗，5月17日增加到了13家。
小汤山医院，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680名非典病人，8人死亡，死亡率1.2%。
小汤山的680病人中，548人次使用了各种中药制剂。在当时西医对SARS病毒无特异性病原学治疗的同时, 小汤山医院注重了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的治疗特点。卫生部专门安排科研课题, 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协作, 专家现场查房, 诊断病人。
非典1、2、3号方，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张晓梅和张允岭根据广东省和姜良铎的经验制定的。
临床结果证实, 中药可以缩短平均发热时间, 减缓发热所致的全身中毒症状, 具有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减少激素用量、无明显副作用的优势, 对于SARS患者的治疗起到了较为肯定的作用。
上面的论文比较了北京524例非典病人的治疗效果。
使用纯西医治疗的206例死亡7例，
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318例0死亡。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3年10期论文《185例SARS死亡病例分析及原因探讨》对北京2003年6月20日各综合医院上报的185份死亡病例进行了检讨。
治疗中，使用了大量激素、大量抗生素、各种抗病毒药物的方法。
激素用量80-800毫克每天，使用10天以上。
论文说：除了年龄和基础疾病，抗生素和激素的滥用所致继发感染是死亡的主要原因。
大量激素的治疗方法还造成了很多后遗症患者。
北京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中，股骨头坏死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国务院研究室原副司长陈永杰等人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中医药介入后，北京非典的死亡率下降为之前的五分之一。
参见：吸取非典教训：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为13亿人民健康造福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width=500&height=375&auto=0&vid=t31347etwd1
当年全球非典病例共8422例，死亡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病例百人以上的是：
中国大陆：5327例，死亡349人6.6%；
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17.1%；
中国台湾： 665例，死亡180人27.1%；
加拿大： 251例，死亡 41人16.3%；
新加坡： 238例，死亡 33人13.9%；
而广东的非典死亡率为3.8%，广州为3.6%，全世界最低。香港的死亡率是广州的四倍。
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广州的西医比香港的西医厉害四倍吗？
钟南山院士坚持认为，成功的经验是他提出的“三早三合理”。
“三早”和“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和“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合并症”。
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客观的。非典的成功经验，是中西医结合，而不是钟南山疗法。
宋晓斌：看来，2020年的新冠疫情初期，武汉犯了和非典时北京类似的错误。
应光荣：是的。所以2020年1月23日，我又给主席上书了。
不过我不知道我的报告起了什么作用。因为很多人，包括张伯礼也在公开呼吁中医药应发挥更大作用。
张伯礼说诊疗指南虽然列入了中医，但是不能有效应用。
1月25日，政治局开会，主席亲自确定了中西医结合战略。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width=500&height=375&auto=0&vid=c3135h9wakc
当天，第一批中医国家队开赴武汉。
张伯礼、刘清泉、仝小林、黄璐琦等长期在第一线指导中西医结合抗疫，总计4900多名中医医务人员驰援湖北，成建制接收病区，还包括一个方舱医院。在全国确诊的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病例达到了93%，系统性的确立了三药三方。
一开始在武汉，中医也推得很难，张伯礼公开在采访中说过。
当时武汉重症28天内死亡率高达61.5%，但是他们还是很排斥中医。李文亮也还在用钟南山治疗非典的方法。
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几乎都对中医又有偏见，到现在也只有张定宇一个人站出来公开认错。
2020年2月8日，中央换帅，调梁万年担任新冠肺炎专家组组长。调查发现，截止2月10日，湖北中医药参与治疗率仅为30.2%，远远低于全国其他省份87%的平均水平，而其中武汉中医药参与率仅有8. 36%。后来武汉才大力推进了中西医结合。
具体过程，你的文章里写过。参考：中国治疗非典和新冠的成功，证明中华文化是真理
宋晓斌：是的。
从2020年5月17日至今天，中国大陆新冠病人只死亡2例（2021年1月13日河北石家庄1例，1月26日吉林通化1例）；其余9000多例全部治愈，死亡率只有0.02%。
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死亡率只有0.02%，远低于普通流感0.1%的死亡率，充分证实了中医药的救治效果。
应光荣：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恐慌。
我们就靠两条，一个是隔离防疫，靠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一个是疾病治疗，依靠的是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
宋晓斌：您怎么看新冠疫苗的问题？
应光荣：新冠疫苗既不能代替隔离防疫，也不能代替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些专家希望全民打疫苗之后，可以打开国门，这是非常有害的想法，会让我们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
我们现在一年多才死亡2人。面对新冠病毒这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病毒，即使死亡率降到0.1%，扩散到1000万人会死1万人，扩散到1亿人会死10万人。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能预言中医可以治新冠，而疫苗不能消灭新冠病毒呢？实际上，这个问题，需要跳出医学，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来思考。
宋晓斌：难道这不是个医学问题吗？
应光荣：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只有中国文化揭示了宇宙的真理。
宇宙的真理，可以用一个字概括：易，也就是变化。
再详细一点，是三个字：恒、变、简。也就是理是永恒的，象是变化的，而掌握了规律之后的术是简单的。
就拿中医来说，中医的理“调整阳阳平衡”是永恒的，每个人的病症是变化的，掌握了规律之后的治疗方法是简单的。
所以，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一样可以指挥现代战争；几千年前的《伤寒论》，一样可以治疗新冠。
而西方医学今天提出一个理论，明天就否定了；今天推出一种疗法，明天又淘汰了......这就证明西方医学不是真理。
因为流感病毒很容易变异，而且流感病毒抗体维持时间普遍不长，因此至今没有一种流感病毒能够被疫苗消灭。疫苗不能提高人的健康水平，还有副作用。
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最好的预防是提高人的抗病能力。
西方医学使用杀戮的方法治病，就像美国人以为用炸弹就能消灭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结果事与愿违。
中医并不直接杀病毒，而是消灭适合病毒生存的土壤，就像中国用民生和发展消灭恐怖分子生存的土壤，却取得了成功。
医学问题背后，体现的是不同思想和文化的竞争。
中国的很多专家，至今迷信西方。西方人说要群体免疫，他们就大喊“中国危险了”；西方人说要全体打疫苗，他们就喊“全民注射建立免疫屏障”。
实际上他们已经一错再错：从新冠疫苗能防感染，后退到新冠疫苗不防感染，但能防重症防死亡；从新冠疫苗能消灭病毒，后退到新冠病毒流感化每年都要打。
崇拜西方的专家，应该抛弃这种幻想：即认为西方国家能够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能够很快恢复正常。世界上，西方已经陷入了“开放-疫情复发-封城-再开放-疫情再爆发”的怪圈。
西方的新冠疫情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对西方国家保持入境隔离的准备。
新冠疫情就像一个照妖镜，展现了西方制度和西方医学的无能。
我们将亲眼目睹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国作为世界榜样的力量。
中国的专家，应该建立医学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摆脱西方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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