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 中医药倍受打压,吕炳奎致信胡锦涛和温家宝
提要:吕炳奎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信。卫生部长期以来都是西医掌权,成立独立的中医药部一再受阻。
中医只有从被西医控制之下独立出来,才能有出头之日。参见:亲历|从非典到新冠,中医药做出卓越贡献的曲折内幕
1950年,卫生部接受余云岫“中医是封建医”、“废医存药”的思想,规定中医必须通过西医考试才能执业,90%以上的中医被禁止执业,新中医的培养被禁止。邓铁涛发文“新中国需要新中医”反击。毛主席收到中医届的投诉后下令调查,卫生部负责人贺诚和王斌被撤职。
为了加强中医药的力量,党中央在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司,薛和昉为首任司长。后来,薛和昉调任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1956年,吕炳奎调任中医司司长。
吕炳奎是嘉定人,从小学中医,是当地名医。日本人占领嘉定后,23岁的吕炳奎自费组建了抗日武装。解放战争时,吕炳奎被任命为海防纵队政委,算是人民海军的创始人之一。吕炳奎还负责过苏北沿海地区的统战、军需和情报工作。电影《51号兵站》就是以吕炳奎为原型创作的。
解放后,吕炳奎任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担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创办了南京中医院和南京中医学院并兼任校长。这是全国第一所中医院和第一所中医师资学校。
吕炳奎调任中医司司长时,卫生部大院充满歧视、排斥中医的气氛。吕炳奎对中医司的人说,他们看不起中医,是奴才相的表现,你们要抬起头走路。
当时建立北京中医学院,卫生部拖延半年都不给场地。后来周恩来亲自过问,才解决了问题。
1958年,吕炳奎主持起草《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
吕炳奎创建了新中国首批五所中医院校,北京中医研究院和各地的中医院也先后建立起来。
但是卫生部一直明里暗里打压中医。当时,全国大约有5万中医带徒弟,但徒弟出师后卫生部即不让分配工作,也不准自己开业。
1962年经济困难,卫生部借机要把23所刚建立的中医学院砍到5所。经多方努力,最后保留了21所。
文革开始后,中医司被取消,卫生部以“中西医结合”为借口,不允许中医单独生存和发展。
1977年,吕炳奎复职,接管了中西医结合办公室。吕炳奎发现卫生部的所谓中西医结合,就是用西医理论改造中医、最终消灭中医,于是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要同时各自独立发展。
1982年崔月犁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主持召开了衡阳会议,规定中医学院必须办成真正培养中医人才的学院,但是执行的困难非常大。
1983年吕炳奎就离休了。不得已,吕炳奎和崔月犁等人联合光明日报创办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受到很大的阻力,不仅学历不被承认,后来还被取消了办学资格。
不过,对中医打击最大的,还是1980年代开始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国家给医院的拨款越来越少,逼着医院自己从病人身上赚钱。
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让病人多掏钱的疗法,就越是流行;而简、便、廉的中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中医院为了生存,也引入了西医的设备和药物,越来越西化。
1984年,徐向前元帅发烧腹泻西医治不好,被邓铁涛几副药治愈,邓铁涛要求徐向前支持中医,不久国务院同意成立中医药管理局。
1990年,中医药管理局差点被以精简机构的名义取消,幸亏邓铁涛等“八老上书”,才保留下来。
中医的人数,1950~1958年时近50万,1978年时只有25万,到了非典发生的2003年也只有38万;而西医人数则由1930年时的4000人,到2003年的200万人,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中医已接近被消灭的边缘。
2002年11月15日,在胡锦涛当选总书记之日,吕炳奎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中医建国以后被压制和排斥的历史,和西医主导的卫生部打压、消灭中医的策略和方法。
吕炳奎致胡锦涛主席的信
2002年12月15日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一流传了数千年未中断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学科。它又是一活文物,中医药学没有因为它的古老而在现今丧失治病的功能和极高的疗效,因为它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具有超时代的内涵所致。说到文物,对文物保护有整旧如旧、原汁原味的要求,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中医药学。
现今,卫生部等部委对中医药采取了以现代化的道路去改造它,要对中医药进行“创新”,这将把中医药的原汁原味彻底破掉,这是个错误的路线。中医药学在现今,不存在创新的问题,而只有继承、发扬和提高之路。原因很简单,中医药学在高等教育上已完全被西医化,继承都已经成为问题,如何去创新?
建国53年来,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中医药一直是十分关注和保护的,谁反对和要消灭中医药学,就会给予严厉的批评、直至撤职处分。解放初期,就有对当时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消灭中医药政策的行为给予行政撤职处分的先例(部长是民主人士李德全)。
但是,这并未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权上给予分开,使得中医在卫生部内长期受到西医的排斥和压制。可以说,中医被西医统治了53年!因为有了王斌、贺诚被撤职的前车之鉴,反对中医药的势力,采取了打着发展中医药学、弘扬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帜,进行着反对和消灭中医药学的勾当。
由于卫生部长期以来均是西医掌权,现今,在消灭中医药学的进程中,已经获得节节胜利。
2002年11月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这个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的破坏了,是西医消灭中医药学的重要证据,也是它蔑视中医药学的一块耻辱牌。
对西医消灭中医的做法,或者说以西医改造中医的做法,庄子在《应帝王》中有一很恰当的比喻,其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中医药与西医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实行中医药现代化,其意就是要中医药西医化,这与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异曲同工。
由于中医药学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促发剂。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开始增大,在许多国家政府以及人民也开始承认和接纳中医药学的时刻,中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却在做着过去连殖民主义者和汪伪汉奸都未做到的事——消灭中医药学。这不光是广大中医药从业者所不能容忍的,一旦真相大白,全中国人民也是不能容忍的。
故针对当今这种打着发展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号,干着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党中央及中央政府应当顺应中医药界以及中国人民的心声,采取有利于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行政措施,即将中西医在行政上分开,各自独立管理,真正让中医药学在没有西医干扰的前提下重新获得生机。
这对提升中国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国人对党和政府的拥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首先将中医药的教育权从卫生部移交给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
(2)由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起草有关中医药的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上报人大批准;对以前限制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宣布它不适宜中医药界,只适用于西医药界;
(3)有确立中医药的研究课题的权力,可与科技部协商,如确立中药自身的符合中医药的鉴定标准,废除以美国医药鉴定标准为中医药的标准的规定和做法;
(4)中医行政部门有按照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审批中医师职称以及设置临床机构的权力;
总之,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人还在,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50岁以下的会纯中医的几乎为零。照此下去,再有10年,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
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现代西医学是无法与它相比的,如果现在不去纠正对中医药学的错误做法,不断然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上分开,还延续现今的管理模式,那么,中医药学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落,如果这样,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1950-1951年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还邀请了余云岫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卫生部错误地轻信了余云岫的话,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了,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来改造中医师。因此,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
不久,中央的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毛主席立即撤消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中医药重新开业。
1953年初,我在南京,时任中共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刚从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正值年关。柯庆施出面在其家里邀请南京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吃年夜饭(当时的中科院尚在南京,还未迁来北京)。
在席间,柯庆施传达了中央对卫生部轻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撤销了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职务,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咱们新四军中还真藏龙卧虎呢,吕部长是名医出身,叫‘中医司令’,那时兵荒马乱,名不副实,现在该归队了,中医的事业让他来搞吧。可以先办一家中医院,并成立一个中医学院。”这样,大家纷纷表示赞成,我也很高兴重操旧业。
1956年,我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此时,李德全部长,徐运北副部长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郭子化副部长具体领导我的日常工作。中医工作在这个时期(大约一年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开始建立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由于有南京中医药学师资和中医药学教材的基础,北京中医学院经过半年的调整,进入正规教学。
以后,为了团结西医,响应毛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中医司又进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是我起草的,毛主席对此有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这是中医工作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另外,为使西医能学好中医,专门让南京又编写了《中医学概论》,并推向全国使用。后来的全国数十所中医学院,全是我一手推动办起来的。
中医药学受到毛主席的直接关心,有了很大发展。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对此,我心急如焚,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
此后,国务院文办在有关教育系统精简大会上(开了40多天),仍宣布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我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并恳请徐运北副部长亲手交给周总理。徐副部长将信交给周总理时,还将我的意见直接转达给了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10多所!”得到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的一句话。
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经过我的力争,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
中华民族连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中医药学都保护和继承不了,将无颜面对全人类!我作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者和见证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中医药学的复兴大肆呼吁,希望总书记注意到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自尊心以及代表了比现代西医学水平更高的学科——中医学的命运,认真考虑这一有关中医药学生死存亡的建议。
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流过血,负过伤的老战士;
一个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中医;
一个不愿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瑰宝——中医药学失落的中国人寄与厚望的
2002年12月20日,吕炳奎得知国务院同意成立独立的中医药部,高兴的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提名骆诗文为第一任部长人选。
吕炳奎致温家宝总理的信
2002年12月20日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因瞒报非典疫情,2003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撤职,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以上两封信,出自吕炳奎先生之子,吕嘉戈先生的书《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
可惜,成立独立的中医药部的阻力非常巨大,未能成功。
2003年,非典爆发。北京中医无法参与非典救治。吕炳奎给出了中医治疗非典的理法方药,多次写信请战。
后来,吕炳奎为应光荣起草的请战书上签字,对中医介入SARS治疗过程起到了关键促进作用。
吕炳奎、应光荣
参考文章:
2003年12月10日,吕炳奎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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