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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爱饮茶。起初，由于制茶技术比较原始，茶叶只能放在锅中熬煮。直到宋末元初，制茶技术经过一次次 “技术革命”后，茶叶在饮用时对水温的要求大大降低，人们才从原来的煮茶改为用热水泡茶。泡茶的出现，不仅使饮茶的程序大大简化，还催生了一种新的饮茶器具——茶壶。茶壶是从中国传统酒具——执壶演化而来，其制作工艺与当时成熟的制瓷工艺相结合，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瓷质茶壶。在这些茶壶中，有一种诞生于元代的瓷质僧帽壶，因造型融合汉、藏、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元素而独树一帜。事实上，瓷质僧帽壶不是普通人日常饮茶的器具，而是一件为优礼藏传佛教僧人而专门设计并烧造的茶壶。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泡制”的可不仅是茶叶，还有元明清统治者有效管理西藏、优礼藏传佛教僧人的政治意图。▲北京出土元代青白釉僧帽壶，高19.7厘米、口径16.3厘米、足径6.7厘米。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瓷质僧帽壶为1965年出土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青白釉瓷质僧帽壶。据考证，此为元代遗物，也是唯一一件元代瓷质僧帽壶标准器。这件瓷质僧帽壶以僧帽形壶口、鸭嘴形流以及如意云头执手为主要造型特征。其整体造型为中国传统的酒具执壶的样式，但因功能的改变，茶壶的颈部和口沿部位逐渐变粗和加大，目的是为了便于放置茶叶及观察茶汤的色泽。瓷质僧帽壶的最大特点是盘口为僧帽造型，这也是其得名的原因。据考证，其造型来源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所戴的金边黑帽的形态。僧帽在藏传佛教中不仅是喇嘛、活佛等高僧大德参加重要法事活动时必不可少的法帽，而且经常被佩戴在金铜佛造像上，以示庄严。这顶金边黑帽并非普通的僧帽，而是由元宪宗蒙哥授予噶玛噶举派祖师噶玛拔希的重要法器，因特殊的象征意义而被作为本教派重要的宗教信物世代传承。蒙哥汗赐给噶玛拔希黑色僧帽不仅出于宗教目的，还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代表授予了一定的行政职权，是地方政治权力的象征，这也符合中原衣冠之制的传统。由此看来，在元朝统治者设计制作瓷质僧帽壶时，将极具政教权利象征意义的僧帽造型融入茶壶中，具有特殊的政治意图，表明这件茶壶绝非一般的生活用具，而是承载了佛教和政治意义。终元一朝，统治者十分推崇藏传佛教。“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元史·列传·释老》）。为稳定西藏的僧俗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藏传佛教僧人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进京朝觐，并组织了诸多由皇家发起的大型法事活动。他们“告天祝祷”，为皇帝及王公大臣灌顶传法、举行法会，这在当时成为一种定制。在漫长、频繁的法会中，饮茶以缓解疲劳，成为僧人们必不可少的需求。为此，景德镇浮梁磁局奉命依据内地执壶的造型，融合噶玛噶举派僧帽的造型元素，专门为僧人设计、烧制瓷质僧帽壶作为茶器，以供他们在法会过程中饮用。这是元朝统治者崇佛、优礼藏僧的政治举措。瓷质僧帽壶不仅僧帽的造型独特，其执手上下两端装饰中国传统的如意云头造型，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传统。此外，壶流为典型的鸭嘴形流，这种仿鸭嘴的仿生造型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典型特征。壶流与壶身连为一体，使得茶壶整体造型简洁、厚重、实用，且不易损坏，体现了游牧民族的审美特征。一言以蔽之，僧帽壶可谓中国瓷器史上一种具有独特“历史使命”的特殊器型，它是自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西藏地方政权以来，汉、藏、蒙古等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集当时精湛的制瓷工艺及权力象征意义于一身。到了明朝，藏传佛教仍然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因此瓷质僧帽壶的社会功能得以继续沿用。随着朝贡赏赐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多的藏传佛教高僧进京朝觐，对瓷质僧帽壶的需求继续增加。▲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时期甜白釉僧帽，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1983年在景德镇御窑珠山出土一件甜白釉刻划缠枝纹僧帽壶，这与西藏博物馆现藏的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不论在制作工艺还是造型方面都十分相似。据分析，这件僧帽壶应为大宝法王得银协巴在永乐年间奉旨在南京举行法会时使用的。而西藏博物馆藏的僧帽壶，极有可能是当时永乐皇帝赏赐给得银协巴并由其带入西藏的。明成祖于1413年致宗喀巴大师诏书，邀请其入朝，随诏赐给宗喀巴的礼物中有“无花纹白磁茶壶两把，白磁碗七个”，根据永乐皇帝对瓷质僧帽壶的功能定位来看，此两把白瓷茶壶极有可能也是甜白釉僧帽壶。据《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记载，明成祖将书有“白昼吉祥”等藏文以及绘有八种图案和吉祥八宝的青花瓷碗赐给了大乘法王。至宣德时期，瓷质僧帽壶继承了这种装饰手法。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青花藏文双龙纹僧帽壶，装饰有缠枝莲纹、五爪双龙纹、如意云纹、莲瓣纹等佛教题材图案，最为醒目的是在茶壶鼓腹部位装饰一圈藏文，其意为“日平安，夜平安，阳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远平安泰，三宝护佑永平安”，与元代僧人“告天祝祷，为皇帝祈福”的职责是一致的。清朝建立后，更加重视发挥藏传佛教的作用，统治者通过建立完善的册封制度，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治理。乾隆皇帝在现存于雍和宫碑亭的《喇嘛说》碑文中说明了重视藏传佛教的原因：“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在此背景下，瓷质僧帽壶在康熙、雍正时期得到大力发展，使很多已经消失的瓷质僧帽壶工艺得到恢复。到乾隆时期，瓷质僧帽壶的制作达到鼎盛阶段，其制作工艺除了青花瓷、白瓷以外还出现了粉彩、斗彩、珐琅彩、绿釉、黄釉、红釉等工艺类型，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陶瓷工艺种类。一把瓷质僧帽壶，充分体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密切交往与交流，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见证。作者简介：
周玉州，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2018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法学博士学位，具有美术史学和民族史学等多学科交叉学术背景，目前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及相关展陈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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