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演讲被学生抢麦：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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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网络热点事件引发社会关于“金钱”“理想”“人生价值”的热烈讨论，其中问题核心即在于“义利观”：读书的目的是为了金钱还是理想？人生的价值到底如何体现？中国古人围绕义与利孰是孰非、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亦有相当深刻的论述。今天，“道中华”邀请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和大家一起回顾“义利之辨”的古老传统，期望借此启发大众思考。

记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价值领域的一些乱象亦不断浮现。今天重提“义利之辨”为什么必要？

王泽应：南宋大儒朱熹曾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陆九渊指出:“学无深浅，首在辨义利。”

在中华文明的价值谱系和精神标识中，义利之辨及其与之相关的义利观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义利之辨不仅涉及到道义与功利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即公私问题，涉及到人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关系问题即理欲问题，还涉及到志向动机与功利效果的关系问题即志功问题。

义利之辨对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有着深刻的价值规约和引领作用，是人们为人处世不能不考虑的基本问题。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由义利之辨而引出的各种价值学说广泛地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和国民性格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今天，一些极端义利观的出现，提示我们对“道义”与“利益”的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仍然是推动社会人生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宋代最高学府之一，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宋代大儒朱熹、陆九渊等在此讲学，对中国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记者：中国历史关于“义利之辨”有哪些基本观点？

王泽应：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诸家提出了一系列“务为治”的思想理论主张，其中对义利之辨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的重要因由。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学派的基本观点。义与利两相比较，孔子更主张重视道义，主张以道义来指导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思想命题，将义视为比生命更有价值的最高价值。孔孟儒家主张一种有益于社会理性实现的和谐秩序和道德人格，凸显了重义轻利伦理观的意义和价值。

在义利观上，墨子提出义利合一，认为义即是利人利国，贵义即是贵利，没有脱离利害关系的纯粹的道义，主张把贵义与重利结合起来。与之相反，法家反对儒墨空谈仁义道德的倾向，强调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认为不是道义决定功利而是功利决定道义，因此功利是第一位的，道义是第二位的。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明确提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主张一种义利俱轻的义利观。不过在这种观点背后，实则隐藏着追求真正的道义与功利的因素。道家所向往的真正的道义体现了自然无为的原则，是人民素朴纯真本性的一种自然显现；道家所崇尚的真正的功利是对生命机体的爱护和身体的珍惜。

▲先秦诸子围绕义利问题辩之甚急。儒墨道法四大家的义利观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针对着不同的对象而发。它们的义利观既有相互排斥、否定和区别的一面，又有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的一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凸显着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和价值，多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思考，两汉时期的义利之辨则更多同本末之辨相关，探寻的是治“国”之本体与末用的关系。儒家重义轻利思想在此期间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伦理价值观。汉以后，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义利之辨采取了较为隐晦和玄奥的形式，同名教自然之辨、善恶报应之争联系在一起。两宋时期，为了建立起长治久安、利国利民的社会秩序，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竞相把思维的焦点集聚在义利之辨上，并把义利之辨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和历史高度。

总体来看，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了汉儒董仲舒“正义不谋利”的观点，明确地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同时他们又把义利之辨同理欲之辨联系起来，并结合佛道的宗教禁欲主义，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纲领。程朱理学严辨义利理欲，是针对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而发的。而庆历新政的拥护者李觏则大胆地肯定利欲“可言”，反对“贵义贱利”，王安石提出了“理财乃所谓义”的观点。南宋时，叶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以功利之学反对理学家辟功利而尽废天下之实的学说。

明代以后，许多思想家从探讨明王朝何以衰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中，一致认为程朱理学所鼓吹的贵义贱利、存理灭欲思想及其对人心的腐蚀是其重要原因之一。黄绾、高拱、何心隐、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在批判程朱理学义利观的过程中，开始突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樊篱，把个人正当的欲望和利益同道义联系起来，并试图对义利的含义及其关系作出重新解释。

▲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期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辩论，其中问题多涉义利之辨。（图片来源于网络）

▲两宋社会经济的繁荣，引发知识分子对义利问题的激烈讨论。这一阶段的义利之辨，由于熔铸着天理人欲之争、公私王霸之辨以及天人性命之分，所以比先秦两汉时期的义利之辨更具有理论的抽象性与哲学的思辨性。图为北宋张择端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记者：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义利之辨，都因当时社会经济各方面情况的不同而显示出阶段性特点。那么，义利之辨的传统对于我们今天社会有何启发？

王泽应：总结来看，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包容着君子小人之辨、公私之辨、志功之辨，并联结和贯通着人禽之辨、王霸之辨、理欲之辨和仁富之辨，从而形成为一个构架坚固而内奥无穷的价值系统，对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和国民性格的形成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义利之辨的历史，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不断清晰、不断明确的历史。义，是正义，是道义，是公义，是个体道德践履与社会团结和谐的基础。我们坚持“义”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也肯定正当的“利”，支持大众为了美好生活而作出的努力拼搏。崇尚一种有情有义、取财有道、义利并举的价值观，正是历代思想家为我们提示的一条健康向上的社会人生道路。

今天，当“一个小目标”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本届年轻人表示“何以解忧，唯有暴富”的时候，回头看看古人关于义与利的讨论，或许不无启发。从前面的梳理不难看出，“义”固然具有公共的伦理价值，但没有“利”的支撑亦将流于空茫；而“利”尽管能够带来物质的欢愉和满足，但“利”绝不应是自私自利、枉顾公义的理由。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既是大国相交的气度和风范，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前提和根本。

所以，当我们“沉迷搞钱”的时候，更应时时铭记，在这世间始终有着比“搞钱”更重要的东西。倡导并践行正确的义利观，也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应有之共识与责任。

▲中国经济的崛起，民生日用得以极大提升的同时，社会伦理价值领域的嘈杂也成为了亟待反思的问题。树立正确义利观，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受访者简介：

王泽应，哲学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伦理学》首席专家（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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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康坤全采写 | 陈海龙编辑 | 郭晖制作 | 胡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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