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教授：特朗普被封号，涉及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往后的言论自由
黄裕生教授。（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这个网络时代，在保护与捍卫言论自由问题上，不仅需要防止国家权力的越界，也需要警惕由资本支配的超级网络平台的僭越。
特朗普遭封号究竟意味着什么？
黄裕生 | 文
最近，因美国总统遭推特等网络平台封号，引发了有关美国言论自由的热议。这一事件的确值得讨论，值得深入反思。因为它不只是涉及美国的言论自由的问题，也必涉及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往后的言论自由，甚至涉及所有自由。
这里我想讨论三个问题：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美国还有没有言论自由？网络平台的封号对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
一、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开始自觉追求与努力维护的一项权利。要明白这一项权利之所以重要，我们首先要澄清言论的功能。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共同体（包括国家），言论主要有三个功能：
首先是表达自己的见解、看法、情感。每个人对事件、生活都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这包括宗教信仰这种系统性的看法。所有的信仰都是通过表达来获得，也是通过表达得到确立。
其次是表达自己通过思考、探究所认识或所掌握的知识、事实。每个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学习、接受、掌握关于世界的知识，或者去探索、发现关于世界的新知识；也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去观察、探究事实，获取关于事实真相的信息。不管是接受或发现知识，还是掌握事实，都需要通过言论表达来实现。
第三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所有这些利益诉求都需要通过表达被了解、被倾听，并因而才能被关注、被审议、被尊重。
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没有言论自由，人们就无法就各自的看法展开对话，以达成相互的理解与新的思想，无法就各种知识进行交流与相互的校正，以达成尽可能真的知识与尽可能新的知识，也无法通过相互了解、倾听各自的利益诉求而就各自的利益进行妥协与平衡。
因此，如果没有言论自由，那么，首先必定导致各种看法的冲突无法消除，一切分歧都会被某种暂时拥有强力的看法所掩盖；其次，必导致知识与信息的流动的停滞，人们之间失去相互校正错误与片面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信息单一，知识创新停滞，而且谬误很可能被装扮成绝对真理凌驾于所有知识之上，而谎言则可以被装饰成真相而成了人们心目中唯一的事实；而与每个人直接相关的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利益可以被无视，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在无声无息中被牺牲掉。因此，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必是冲突暗流涌动，谬误、谎言流行，不公不义泛滥。
换个角度，这意味着，言论自由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必要前提。一个健康社会必须建立在真知识、真事实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妥协的基础上。但是，只有在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能在公开的相互质疑、相互纠正、相互补充中获得真知识，接近事实真相；也只有在言论自由下，人们才能公开表达自己以及所属阶层、集团的利益诉求及其理由，使个体及其所属的阶层或团体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关注各自的利益所在，理由所在，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能对各自的利益及其分歧达成相互的理解、承认与妥协。
概而言之，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因而没有公开的对话与争论，那么，不但会阻碍新知识、新思想的产生，甚至会阻碍人们接受、接近真知识、真思想与真信息，而尤其严重的是，整个社会将失去理性处理利益分歧与冲突的可能。
正因为言论自由如此重要，它值得任何时代与任何社会加以关注与讨论。
二、美国还有没有言论自由？
那么，特朗普被推特等网络平台封号，是否意味着侵犯特朗普的言论自由呢？是否象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意味着美国没有了言论自由呢？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认为是言过其实了。如果美国到了特朗普总统（或者任何一个总统）能够下令关闭任何一家新闻媒体或网络平台，那就真正表明美国在向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迈进。在人类进入国家状态之后，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通常就来自国家权力，尤其来自国家的最高权力。因此，只有当国家的最高权力能得到有效限制，才有可能保障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自由而多元的媒体作为“第四权力”是否能够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者进行批评，包括拒绝认同、刊发他（或她）的发言或主张，是一个国家权力是否能得到有效制约，从而能保障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标志。单就美国而言，如果“第四权力”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才真正意味着媒体沦陷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而失去了言论自由。
但是，推特等网络媒体毫不担心美国国家权力的报复，坚决封了特朗普总统的账号，在我看来，恰恰表明，媒体世界保持着可以自我决定、可以自我发声、可以自我主张的自由。
相反，如果美国的网络媒体不能或不敢封停特朗普账号，不得不听命于特朗普总统的命令或旨意，随意关闭其他人的账号，那才表明美国的言论自由出现了严重问题。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说，美国的言论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对此，我没有异议。这里要表达的只是，不能由推特等网络平台关闭特朗普总统帐号，而推定美国没了原来存在的言论自由。
那么，推特等网络平台是否侵犯了特朗普个人的言论自由呢？
正如其他自由权都有自己的边界一样，言论自由也有边界。色情、暴力等信息、言论内容，以及宣扬恐怖、暴力或煽动暴力行动的言论，威胁、危害法治制度与秩序的言论等等，都是言论自由边界不能容纳的内容。自由言论只有在宪政法治制度下才能得到保障。因此，威胁或危害法治制度的言论或者会引发损害、威胁法治制度的行动的言论，都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当然，所有的谣言也都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
因此，如果特朗普的言论在这些边界内，那么推特就没有理由关闭他的帐号，否则就有损害特朗普个人的言论自由。
但是，在我看来，国会山的骚乱显然与特朗普拒不承认竞选失败而发出的一系言论有直接的关系。在没有法律事实足以证明对方在选举中作弊，并且在一系列法律诉讼均遭失败之后，仍然拒不承认自己败选，这本身就是对宪政——法治制度的挑战与损害。鉴于国会山骚乱的教训，人们有理由担忧特朗普是否会有进一步引发更大规模骚乱的危险言论。
诚如此，美国运行二百多年的宪政制度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面临巨大的危险。从特朗普败选以来的一系列行动与言论表明，我认为这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后果推测，而是有事实依据可预判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推特关闭特朗普的帐号，正如它关掉任何其他他们认为散布谣言或煽动暴力的帐号一样，并非侵犯谁的言论自由，而是通过履行媒体平台被赋予的法律责任，在保护社会，保护宪政体制，从而保护言论自由。
三、网络平台的封号对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
不过，关闭帐号应有分级：短暂关闭，较长时间关闭，永久关闭。对于特朗普帐号，在我看来，是否应当永久关闭则是值得讨论的。
在网络媒体成了主要媒体的今天，永久关闭一个人的帐号，有必要更加慎重。特别是，当各主要网络平台都步调一致地永久关闭一个人的帐号，那么，这毫无疑问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这已对这个人的言论自由构成损害。
所以，虽然我认为推特等网络平台关闭特朗普帐号有正当的理由，但是，永远关闭则是值得质疑的。美国主要网络平台先后关闭特朗普帐号这一做法与现象恰恰以一种若隐若现的寡头形象在提示人们：在这个网络时代，在保护与捍卫言论自由问题上，不仅需要防止国家权力的越界，也需要警惕由资本支配的超级网络平台的僭越。
网络媒体时代与传统纸质媒体时代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在纸质媒体时代，媒体的创办与维持、发展不仅需要资本，也依赖媒体的内容，媒体内容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资本。媒体内容的重要性会促使媒体去寻求与社会的多样性进行对接，在社会多样性中定位自己的市场。这使得传统媒体拥有更强的社会导向，而较弱资本导向。
但是，在网络媒体时代，网络平台的创立、维持与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本运作，这使网络媒体的社会导向弱化：不是社会引导媒体，而是资本引导着社会。
第二，在传统媒体时代，虽然媒体平台有大小之分，主流与非主流之别，但是，纸质媒体不仅无法一家或两三家独大，而且大媒体无法取代小媒体，全国性媒体无法取代地方媒体。因此，媒体的多元化能够得到保护与维持。
但是，网络媒体时代的一个共同趋势则是消灭所有地方性媒体与小型媒体。今天，在大部分国家里，只有全国性的网络平台，而不存在地方网络平台。如果没有国界，那么今天大多数国家级的网络平台很快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少数几个世界性的网络媒体。因此，网络媒体世界正走向网络寡头的时代。
这两个区别都共同表明，在网络媒体时代，资本在媒体舆论中将进一步发挥着更加主导的作用。尽管网络时代看似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发声而显示出多元化，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参与者都可能只是在扮演资本导演下的某个角度，而你发出的声音，听起来的确是自己的声音，而实际上却是在资本引导下符合资本期待的声音。
结果会是什么呢？如果资本需要一批网络暴民，马上就会产生出一批这样的暴民。比如通过阴谋论或杜撰的事实，可以轻而易举地引导一批人群情激昂地敌视、暴力资本锁定的目标人。而如果资本需要一批网络愚民，同样很快会涌现出一批愚民——只知道买买买，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或者只能阅读推特上特朗普式的文字，而无法忍受任何长文。
当然，永远还会存在有能力独立思考的人，因而永远会有发自自己内心与良知的清醒声音。这些幸存者将是网络寡头与政客们的唯一批评者。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网络寡头都是最富有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他们有足够的财富去影响、收买那些重要的政客，以维持最有利于他们垄断地位的社会秩序，推动最有益于其垄断利益的公共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幸存的批评者能发出批评与质疑的声音吗？对于现有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的批评和质疑，都可以被视为对现有的合法秩序与权力的威胁。因此，如果网络平台可以以危害法治秩序为理由永久关闭特朗普的个人帐号，那么，网络平台也可以同样的理由永久关闭所有批评者的帐号，以使批评者的言论自由权被悬空的方式消除一切批评。而如果批评者再也无法发出批评的声音，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已经死亡。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诉诸法院。的确，批评者可以寻求司法部门的介入。但是，在巨额财富面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法官会克服人性的弱点而拒绝诱惑，特别是他清楚地知道不会有媒体监督与报道网络寡头贿赂这类事情。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近代人类设计出来的宪政体制不能化解这样的难题吗？的确，面对网络媒体时代的危险，也许仍然是基于理性原则与自由理念的宪政体制最有可能化解危机。但是，前提是，必须真正正视网络媒体时代对言论自由的可能威胁。其中有几个问题首先值得思考与讨论：
1.网络媒体在筛选、删除用户个人发布的信息内容方面的权利界限在哪里？如果网络媒体平台超出了这方面的权利边界，如何应对？
2.网络媒体在关闭个人帐号问题上的权利边界又在哪里？它有永久关闭一个人的帐号的权利吗？如果网络媒体有权永久关闭一个人的帐号，也就意味着它有权裁决一个人的言论自由的死亡。这与传统媒体退稿或拒稿有不一样的性质。
3.网络媒体有负有净化言论信息、澄清谣言的社会责任，它是否也有维护与尊重言论自由的责任呢？如果有，应当如何承担起这种责任？
4.如何防止网络媒体寡头之间的共谋，以避免网络媒体时代对个人言论自由的危害？在只有少数巨型网络平台的处境下，少数寡头的共谋很容易使不利于他们的声音无法发出来。
5.如何防止网络媒体寡头与政治强人或不良政客的共谋，以避免出现宪政危机，或者导致社会的封闭与新型的奴役？媒体的寡头化使媒体导向可以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被操纵，从而使媒体全面“意识形态化”成为可能。这种意识形态化给资本戴上了隐身戒而使资本在各种新型的奴役现场隐身，从而使资本展开的各种奴役成为被奴役者接受甚至欢迎的事业。
因此，如何避免网络媒体意识形态化，避免网络媒体寡头与公权力的共谋，避免网络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个人生活的掌控，是这个时代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只是涉及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自由的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问题终归也就是资本的边界问题：资本是否可以胜者通吃？显然不可以。因为正如公权力应有边界一样，资本也一样应有它的边界，也正如国家权力不应直接介入资本运作一样，资本也不应直接介入国家权力的使用，试图借助政客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谋取特许权（垄断权）或优先权的利益。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这个本性使资本通常也追求自由。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资本只有在自由流通中才能获利。但是，当资本获得了寡头地位时，则可能走向反自由。而这是不应当被允许的。正如不应当容许国家权力损害人的自由一样，资本也一样不能损害人的自由。这应是资本的一个边界。
特朗普遭各网络平台封号虽然并不表明美国没有了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侵犯了特朗普的言论自由，但是，各网络平台步调一致地对他采取的永久封号，则提示人们到了该面对问题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黄裕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比较哲学等。著有《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宗教与哲学的相遇》等。主编“纯粹哲学”丛书。新浪微博：黄裕生-H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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