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

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7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5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

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

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人感觉逻辑学不过是文科中的一个科目罢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学。这是错误的认识，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就开始学，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训练。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就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吧，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长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理解不同，对小品的评价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一般情况，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说，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再如“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碍，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

同样，笔者在本文中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在不同场合，同一语词可以表达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达集合概念。如：“人”，在“人是由猿转化而来的”这一判断中，“人”是集合概念，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由猿转化的性质；在“张三是人”这一判断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这一类动物或其中一分子。区别某个语词是否表达集合概念，须结合语言环境而定，即需要把某一领域的每一个对象与概念反映的性质联系起来考察。准确区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有助于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

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开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错误推理

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地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的以偏概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

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乱放炮嘛！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而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驳论证中，象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一样思维的人非常多，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

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这是推不出的，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

逻辑的缺失，是我们进入现代文明的重大挑战。也是当下诸多社会乱象的根本原因之一。逻辑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逻辑犹如空气一样重要，离开了逻辑，我们在面对身边的种种状况，日常困境都没有办法解决。
当诸多力量想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才能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也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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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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