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做的这件事，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闲来无事，常与朋友交谈。

聊的话题自然很多，天南地北，但大都离不开一些名人轶事。有一次，我问一位朋友：你还记得耀邦吗？

有些意外，他竟然反问我一句：耀邦是谁？

我顿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可仔细想想，不觉得奇怪，毕竟90年代以来的青年，还能记得他的肯定不多。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

胡耀邦对中国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成了改革的主体。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且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在历史上的痕迹无疑更为深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留下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对“土改”以后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是被打入另册的“贱民”。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薪水，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者，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1949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已故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写道：

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那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

无论如何，胡耀邦都是中国当代历史绕不开的人物。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则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断面，它生动地再现了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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