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彼得潘、Kram的康拉了学
本文通过日本女性解放运动阐述了日本的「1968」革命的高潮和断裂。运动的全名ūman ribu 1暗示了与现有的日本女性运动的决裂以及该运动的跨国认同：她们与世界上其他的解放运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这些激进主义者与其他激进组织一起承担了创造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任务，本章描述了她们的革命是如何被集体展现出来和实践的。[译者注1]就是日式英语的“woman lib”，意为女性解放。
本章的写作有三重目的。
全球革命和
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诞生
受到东京乃至全球革命运动的催化，1970年，一场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运动于东京街头爆发，并与之产生连接。这些革命运动包括：1968年的巴黎学生抗议、金博士（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后在美国的示威游行、墨西哥夏季奥运会上的黑人权力致敬事件2、越共游击队与越南北部正规军在1968年的新春攻势——这些都是针对帝国主义战争、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抗议。[译者注2]1968年10月，第19届奥运会在墨西哥举行。开赛第4天，美国黑人短跑运动员汤姆·史密斯和约翰·卡罗斯分别获得了男子200米的第一、二名。在发奖仪式上，他们一反常态，光着脚走上领奖台，在场的观众大为不解。当赛场奏响美国国歌时，他们举起自己戴着黑手套的双手，要求伸张黑人的权利，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声援国内的黑人运动，刹时观众席上阵阵哗然。“黑权”事件并非偶然，1968年美国国内黑人运动空前高涨，他们决定要利用奥运会的舞台来声援自己同胞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凡来参加这届奥运会的黑人运动员，每人胸前都别着一枚佩章，上面写着：“奥林匹克法律是保障人权”。“黑权”事件使美国代表处境尴尬，特别到此致函国际奥委会表示歉意。但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因此而了结此事，他们要求美国代表团对这两黑人运动员进行严厉处罚，否则国际奥委会将对美国代表团采取制裁行动。迫于这种压力，美国只好取消了这两名黑人运动员本届比赛的代表资格，墨西哥移民局也限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墨西哥。
就像这本书里其他章节所讨论的，1968年的日本运动是反帝国主义与国际马克思主义交织渗透，且由学生领导的复杂集合。其参与者包含了不同的世代、性别、阶级（这个运动将祖母们、农民们、学生们和工人们带到一起），也包含了不同的民族、国籍和种族，例如冲绳人、阿伊努人、在日朝鲜人、部落民（Burakumin）和其他非日本居民。在最早的宣言中，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集会号召证明了它对运动的全球同步性的认识，将自身定位为世界范围内其他抵抗运动的一个分支。最早的宣言之一是1970年6月发布的“爱欲解放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Liberation of Eros），其中写道：“在全世界，人们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因为我们作为生命却正在被自己的（传统）意识压迫、迷惑和危害着。”宣言和著作中提到了其他有关世界各地过去，现在和正在发生的革命，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局限性的批评到详细说明了三里冢斗争、反对建设成田机场（the Narita Airport）的斗争。3这场运动既是国内也是国外的运动，它被理解成是对日本支持越南战争的一种抵抗形式。[译者注3]三里冢斗争（日语：三里塚闘争／さんりづかとうそう sanriduka tōsō ）是指日本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冢的当地农民、居民、左派团体与日本政府之间发生的冲突与抗争。这场冲突的起因，是日本政府在没有得到大多数三里冢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就决定在此兴建成田国际机场，由于事发地位于成田市且是为反对成田机场的建设，也被称为成田斗争。
在日本国内，日本女性解放运动诞生于68年代多重激进政治形态下，其中包括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新左翼运动和学生运动。不少女性解放运动家都经历过学生运动的激进主义和新左派的宗派主义斗争。作为现存左翼运动的背离者（defector），女性解放运动家对三里冢斗争、山梨县斗争，在日外国人，和部落民解放运动人士的斗争，与占领冲绳相关的政治话题，和其他运动例如移民，工人权利和污染等话题都很熟悉并有着重要的讨论。在日本1968年的其他激进运动之后，为应对现有的左派和许多新左派的严格由上而下的等级制度，更加侧重于横向层面的关系。自发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一个跨越全国的分散网络，从北海道到九州；由于没有正式的领导人，它的主要活动人士是由20多岁和30出头的日本女性组成。Ribu（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诞生既是创伤性的也是令人振奋的。在与左派组织内部的男性共同斗争的过程中，日本女性经历了一系列的性别歧视和性暴力（从言语虐待到性侵犯、强奸，无所不包）在此之后，日本的活动家们对左翼文化中普遍存在着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做出了抵抗。（通常在这些运动中）女性需要通过家务劳动来支持男性领导者，如清洁卫生、烹饪做饭和其他等等。曾有年轻女性活动家被称为公厕（即日语便器benjo），并被左翼男性活动家殴打和强奸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针对敌对派别的女性进行强奸成为新左派内部政治斗争的一部分。1968年，小熊英二（Oguma Eiji）描述了此类性暴力事件。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激进分子见证了她们经历的性别歧视，攻击和强奸。考虑到在日本的1968年革命期间，大部分这种性暴力经常是处于隐蔽的状态，日本女性解放运动是如何回应的呢？在日本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对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男性如此愤怒的批判口号——如“性的解放”、“从厕所解放”（日语benjo kara no kaihō），这是一种进攻性的女权姿态。通过使用“另类媒体”（日语mini-komi）的标题，如《女人的反叛》（日语Onna no hangyaku），以及创造带刺的阴道图像的艺术，Ribu举起了一个从未如此明确和大胆地宣告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的政治旗帜。日本女权运动家对1960年代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和性别革命做出了回应。一些早期运动家，比如米津知子（Yonezu Tomoko），批评了男性活动家所支持的自由恋爱（“free love”），哪怕他们强调了对性行为进行政治化的重要性。知子和她的学生森节子（Mori Setsuko）同志一起将她们的房间命名为Thought Group SEX，并在打断东京多摩大学艺术展上的一次校园活动时第一次在头盔上写上了“SEX”。性和性向（sexuality）被作为解放人类解放宣言的关键概念。性的政治化是作为对主流社会和日本左派的性别歧视的一次反抗。Ribu宣扬性解放的重要性使之和此前的女性解放运动区别开来。田中美津（Tanaka Mitsu），这次运动的一位主要活动家和理论家，严厉批评了之前的女性运动，称那些“骨瘦如柴的女性”之所以“歇斯底里地缺乏吸引力”，是因为她们不得不变得像男人一样。4ta们宣言中无所顾忌又轻蔑的语气与关于过去女性解放的政治演讲截然不同。[原文注4]正如我在别处写过的，虽然Ribu运动没有正式指定的领导者，但田中成为其标志性人物，可以说对方向施加了最重要的影响和运动的政治。
对性解放的强调表明了Ribu和美国70年代一同爆发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运动的关系。当Ribu运动人士听到了在美国出现的女性解放运动的新闻时意识到了ta们和美国的相同处境。根据斋藤正美（Masami Saitō）记载，关于这些运动的信息通过新闻和不同的媒体流入日本。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刊登了在1970年8月26日女性罢工运动中纽约市街头上千的女性抗议者的照片。带着污损的美国国旗的反战海报装饰在Ribu的公社和组织中心的墙上。从美国和欧洲来的活动家参观了Ribu中心。这种活动人士中的跨国界交流也体现了68年运动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解放的共同渴望。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Ribu运动者也从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5中获得灵感，并试图跟随其脚步。这段从Ribu手册中节选的片段显示了他们是如何被黑人权利运动所鼓舞——像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一样——并和原来一起组织运动的左派男性划分了新界限并逐渐远离。[译者注5]“黑人权力”是一个政治标语以及协助非洲后裔达到自决的各种相关意识形态的名称。过往被美国的非裔美国人所使用。其主要在1960年代晚期以及1970年代早期，强调种族的骄傲以及黑色政治与文化机构的创立，进而培养与促进黑人的集体利益以及黑人价值。“黑人权力”表达了一系列的政治目标，从防御种族压迫到建立社会机构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通过管白人警察叫“猪”，在美国斗争的黑人开始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和以白人为中心的社会保持距离以构建他们自己的身份。如果这是黑人构建自己身份的开始，那女人应该管谁叫猪呢？...首先，我们必须打击这些所谓的男性革命者，他们对自己存在形式的认识已经变得麻木。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打击我们最熟悉也是最直接的压迫者，我们永远无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那些有“既然我们在一起战斗，我们的想法就该是一致的”这种轻率想法的男人，就是我们中间的猪。左派女性开始称呼左派男性革命者为猪，这是对她们中间贯有的性别歧视和她们新发现的敌人——持有性别歧视的左派男性的一种宣战。当左派女性开始认识到这一亲密的敌人时，这一与日本左派男性产生不认同的时刻，构成了决定性的认知突破。她们与性别歧视的男性同志之间的冲突，迫使她们认识到，她们必须从自己主体地位的特殊性来重新定义她们与革命的关系。从歧视性的家庭婚姻制度中解放
《日本女性解放宣言》（Ribu manifesto）以“阴道说出的真相”等口号，宣布了一种女权主义的战斗和主观性。Ribu最出名的宣言，“解放从厕所开始”（Liberation from the Toilet），象征了对日本异性恋父权制度愤怒和其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联系的抛弃。根据由田中美津所著的宣言，婚姻制度“作为一种卖淫系统，它与奴隶制度平行，构成了人类历史的背景。”婚姻制度以一种震惊又可耻的方式被政治化，并被称为一种卖淫形式；在Ribu的第一次公开集会上，有一块具有象征意义的标示牌宣称：“家庭主妇和妓女蛇鼠一窝!”（Raccoons in the Same Den）Ribu运动人士谴责婚姻系统，指这种一夫一妻制只对女性进行约束。许多人因为这种政治立场数十年来一边拒绝进入婚姻一边与ta们的伴侣同居，ta们的孩子因此受到歧视。6Ribu的积极分子认为，这种结构，即家庭-婚姻-家庭体系，作为17世纪早期到战后日本社会的基本父系和父系家庭安排，已经疏远了女性的性权力，并将她们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在《从厕所解放出来》一书中，田中（Tanaka）写道，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为了限制和束缚女性的经济独立和性欲。”[原文注6]由山崎菜菜子导演的纪录片《变化的涟漪》（纽约：女性制作电影，2010 年[1993年]）包括一个例子，一个Ribu家庭的孩子因为父母未婚而在学校被欺负。
在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Ribu活动家批评了“经济条件”凌驾于“日常生活问题”之上的优先地位和理论上的“特权”，田中认为这个错误是“对历史前进动力的公然误解”。在《爱欲解放宣言》的一段中，田中把家庭制度和私有财产联系起来，论证了女性解放是一种对家庭制度解放和对性别解放的系统性的需要：正是基于威权主义原则的父权制（即家庭—婚姻—家庭），通过这种意识和意识形态结构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构成了该制度的人类基础。鉴于阻止女性的经济独立性的根本原因是在父权制婚姻制度基于私有财产制度下对财产的保留和传递，导致了一夫一妻系统基础上一个性别对另一个的压迫，女性解放因此从根本上来讲需要对性的解放....我们的运动方向是拆除父权制。
正如这句话里所看到的，婚姻被否定为一个（不断）产生父权制，私有财产，和独裁专制的系统。不管是《爱欲解放宣言》里还是三木草子（Miki Sōko）对于家务分工的拒绝，Ribu运动家奋起反抗，不仅反对与男性的不平等，也反对现代家庭婚姻制度本身。在这种制度下，女性被认为应该服务于男性，而且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于家庭范围。Ribu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
在《名为Ribu的革命》（The Revolution called Ribu）这本书里，加纳实纪代（Kanō Mikiyo）以独特的声明开头，表示Ribu（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目标不是让女人像男人一样，或者是和男人平等。尽管从根本上倡导男女平等和权利平等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一直是对女权主义政治目标的普遍理解，但这种女权主义思想并不是Ribu战斗口号的核心。正如上野千鹤子（Ueno Chizuko）所指出的那样，解放一词在运动的文献和宣言中比比皆是，而平等一词却很少出现。相反，如果我们追溯回国内Ribu发展的黎明时期，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目标在运动开始时就因为其存在缺陷而被拒绝了。Ribu对性别歧视的批判并非集中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权利或者力量的不平等上。相反，ribu对性别歧视的理解是由女权主义者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回应所决定的，并试图呼吁一场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结构的彻底革命。作为一场激进女权运动，Ribu强调的是对于意识和文化的改变，而对于马克思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是ta们的核心信条。像很多其他激进女权运动一样，Ribu（日本女性解放运动）人士用性别歧视和着重创造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取代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冲突的首要地位。ta们主张性别歧视是“最古老的阶级斗争，深深扎根在人类意识的核心”，并怀疑这种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推翻日本帝国主义”而得到解决。许多Ribu活动人士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令人非人化的（dehumanizing）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女性被要求成为“让男性成为资本奴隶的帮凶”。因此，女性追随男性并不是一种解放，她们谴责这是一种“奴性心态”，女性也被批评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同谋。与其他左派人士和女性运动不同，Ribu主要谴责现代家庭制度担负了一个歧视性的社会的基本自我再生产的功能。歧视是这个运动的关键词之一，它与ribu的其他关键概念：性、“女性”（onna）7和爱欲（eros）结合在一起。歧视概念的核心地位，更具体地说，也就是性别/性别歧视（sei sabetsu），可以归功于饭岛爱子（Iijima Aiko），ribu运动的先驱之一。8[原文注7]onna一词的意思是“女人”，与josei等更中性的女性用语相比，onna一词被ribu活动家们故意使用，因为它具有性感、低级和贬义的含义。
[原文注8]饭岛是Ribu运动的先驱，影响了田中和其他活动家；然而，她个人并不认同ribu活动家。来源于东京饭岛爱子采访，时间是2002年3月11日。
三卷本的重要文集，《日本妇女解放史》（史料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罗马字为Shiryō Nihon ūman ribu-shi），是由三位Ribu学者，三木草子（Miki Sōko），佐伯洋子（Saeki Yōko），和沟口明代（Mizoguchi Akiyo），共同编辑而成，源自于饭岛爱子的团体，1969年成立的“亚洲女性的委员会对抗歧视=侵略”（Shinryaku = Sabetsu Ajia Fujin Kaigi）创作的作品。该组织将歧视视为对他人的侵犯，并强调了泛亚洲女性主义政治意识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已成为Ribu运动的一条主线。饭岛是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并嫁给了太田龙（Ōta Ryū），日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Japan’s Trotskyist league）的创始人。她后来结束了与龙长达十七年的感情关系，并声称她在婚姻中受到了“基于她性别的压迫”。饭岛质疑了战后女性解放理念（josei kaihō），并接受了“男女平等......实际上导致了歧视的增长和扩大”这种说法。在她于1970年发表的文章“对女性来说，歧视是什么”里（What is Discrimination for A Woman），饭岛坚持认为女性解放“既不是模仿男人，也不是在阶级解放后就会到来的东西。”尽管日本左翼普遍持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立场，但大多数男性和女性并没有拒绝家庭制度的国家化和性别化规范。由于田中曾与饭岛学习过，她得以通过阐述激进女权主义的批判来扩大女性斗争，并从这位终身的社会主义活动家那里汲取经验教训。田中发展扩充了饭岛对于歧视的概念来强调女性解放运动中性压迫的重要性。Ribu的积极分子故意采用了日语汉字：“女”的训读音Onna这个词，因为它具有性化，下层阶级和贬义的意思。在《从厕所解放出来》一书中，田中认为，在为男性服务的过程中，女性相互对立；她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扮演“处女”（“virgin-like”）角色的好妻子，另一类是被视为“妓女”，被认为缺乏成为“贤妻良母”的贞洁。田中写道，“侵犯和反革命力量是由童贞维持的”，将侵犯和性联系到歧视。拒绝这种好女人和坏女人的二分法，也意味着拒绝现有以妻子和母亲的可敬身份为前提的女性政治运动。此外，Ribu与其他左派女性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拒绝现有以阶级和婚姻状况而赋予女性的身份，比如fujin（女士）或shufu（家庭主妇）。Ribu活动家批评父权制的婚姻-家庭系统作为一个日本男性中心（dansei-chūshin）社会的缩影因为它复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血缘论的逻辑。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婚姻和系统与日本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旨在保护和继承财产的经济系统将女性的性欲与男性和系统捆绑在一起，以保证血统的纯洁。”因此，Ribu活动人士不仅批评和拒绝了女权主义者理论中的异性父权制；他们还把婚姻与帝国主义以及ta们自己在其中的同谋联系起来。在《从厕所解放出来》一书中，田中通过将日本妻子与对慰安妇的性侵犯联系起来抨击了日本妻子的“贞洁”，称“军国妻子的贞洁”与“慰安妇的肮脏”是同一个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宣言中对性的坦率令人震惊，并表达了一种新式的激进主义女权。这种对性纯洁、性暴力和性堕落的关联象征的批判构成了Ribu政治的基本元素，并明确表达了对性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叠瓦化的控诉，这后来通过其抗议日本人在韩国的买春旅游（kisaeng tourism）的行动表现出来。作为帝国主义共谋的
日本女性
Ribu（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对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的拒斥并不可以等同为对日本女性单方面性压迫的抗议。参与Ribu的女性在学习了足够的左派自我批评和自我否定理论后，从运动开始，便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感，包括作为在结构性压迫中的同谋，也包括对过去朝鲜慰安妇9被殖民者压迫的历史。以下引述是宫冈真纪（Miyaoka Maki）在1972年第30届全学运大会上分发的一份Ribu宣言。宣言表现了一部分ribu女性如何看待对殖民女性的暴力行为的立场：我是一个导致朝鲜女性因精神错乱而丧命的日本女性……日本慰安妇中有90％是朝鲜女性……但是，朝鲜女性和日本女性却处于这种极端的对立状态。作为压迫者的日本人的同族，日本女性与朝鲜女性立场迥异……我难道不是站在那些迫使朝鲜女性遭受这种疯狂死亡的日本女性一边吗？我不想再成为杀害其他女性的帮凶，加重我所属的女性的苦难。
[原文注9]慰安妇是一个委婉的历史术语，用来指代被要求为日本帝国军队的士兵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大多数女性被强迫成为这种形式的军事化性奴隶。
这种对日本女性作为历史上压迫者的共谋地位的明确承认，认为其身份是通过性别殖民主义暴力形成的，是Ribu女权主义反帝国主义话语的一个例子。激进主义者还批评日美新帝国主义的双重结构，迫使冲绳女性担任美军的妓女，将慰安妇的历史与正在冲绳进行的军事化占领和性暴力联系起来。Ribu的反帝国主义女权主义话语后来将在其对性旅游的抗议中体现出来。这种性旅游业涉及到日本商人前往韩国参加在名为kisaeng（妓生）的俱乐部工作的年轻韩国女性的性服务。Ribu对性旅游的抗议代表了性解放与反帝国主义理念的结合，以及如何基于对女性的性剥削和性压迫的观念促成新型的跨国女性主义团结。从Ribu（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角度来看，这种旅游形式代表了日本在经济领域对亚洲进行的帝国主义改革。ta们不是反对日本女性从事性工作，而是反对对朝鲜留下的持续性剥削，因为这是对帝国主义性别暴力的复兴。Ribu激进分子因此将帝国主义和被殖民女性的性压迫与1970年代对朝鲜女性的持续性剥削联系起来。这样，ta们能够扩大日本左派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同时指出日本左派论述的不足之处。即使在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运动中，由于缺乏一个包括性别之间关系的斗争理论，斗争就会变成彻底的男性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斗争[dansei-chūshin shugi]。
据Ribu活动人士说，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状况不仅感染了革命理论，并划定了它的界限，还创造了一种革命性别概念，使男性主义等级制度在左翼文化中享有特权。Ribu活动人士谴责了左翼的伪善，以及ta们所认为的“激进男性”过于频繁的自负姿态，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和统一意志”，但却没有真正将女性视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Ribu活动人士们反抗马克思主义教条，拒绝接受这种更看重正确的革命理论知识，而不是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的性别等级制度。此外，Ribu的活动人士批评ta们所经历的是一种男性主义形式的战斗，这种战斗将参与与防暴警察的巷战作为真正革命者的最终标志。在接受使用武器的训练时，森节子（Mori Setsuko）等活动人士质疑，参与身体对抗的暴力是否是革命的方式。Ribu对侧重暴力对抗的等级制度的拒绝和批评，预示着新左派内部即将到来的自我毁灭。从死亡到肯定生命
ribu最激进的贡献之一是该运动对联合赤军（URA）浅间山庄事件的反应。10联合赤军的私刑变成了日本新左派内部最臭名昭著的内部暴力案件。它涉及对该派十四名成员的酷刑和杀害，其中大多数是因为没有证明自己是“适当的革命者”而被杀害的。使该案更加引人注目和臭名昭著的是，一名女性是组织的二把手并应对其中许多杀戮负责，她就是永田洋子（Nagata Hiroko）。可以说，她成了战后日本史上最受关注的女性之一。她最终死于死囚牢房。[译者注10]浅间山庄事件指的是于1972年2月19日—2月28日，联合赤军在长野县轻井泽町河合乐器制造公司的保养所“浅间山庄”所做的绑架事件。事件中，五名联合赤军成员（坂口弘、吉野雅邦、坂东国男、加藤伦教、加藤元久）胁持浅间山庄管理人的妻子作人质达10天。2月28日，警察攻入浅间山庄内拯救人质，死者3人（2名机动队员，1名民众），伤者27人（26名队员、1名报道关系者），5名赤军被捕，人质全数获释。电视直播警察攻入山庄时的情况，当天是有收视率调查以来录得家庭收视率最高的一天：在人质被救出的一刻，民间放送各台及NHK合共的收视率接近90%。
1972年发布的浅间山庄事件的新闻摧毁了日本新左派的声誉，许多左翼人士谴责了这些行动。左派内部暴力事件标志着它的灭亡。尽管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同样被针对同志的暴力吓坏了，但许多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激进主义者以极为激进的方式做出回应，我在其他地方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团结。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激进主义者拒绝歌颂暴力策略。因此，ta们绝不支持联合赤军（URA）11的内部暴力。但是，ta们并不仅仅是谴责联合赤军的领导者和同志们是怪物和非人类（hi-ningen），而是试图理解问题的根源。ta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进行暴力行为的能力，但是社会禁止女性表达自己的暴力潜力。为了回应该州将永田洋子（Nagata）定为叛乱和暴力女性的性别定罪，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实行了我所描述的专为联合赤军女性的女性主义批判团结。Ribu活动家们支持法院的听证会，并写了ta们的经历以及对如何对待联合赤军成员的批评性观察。因此，通过访问拘留所中的联合赤军女性，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分子也受到了警察的监视。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激进主义者的行动在政治上并不务实，而是出于哲学动机的方式进行团结。ta们的反应涉及在对方的令人讨厌的行为中进行彻底自我识别的能力。活动家写了很多关于永田的文章，例如，田中在她的《致有精神的女人》（To Women with Spirit）一书中将永田描述为一种“普通”女性，她对此深有敬佩，除了私刑事件的悲剧。1973年，田中（Tanaka）撰写了一本名为“您的捷径适合您，永田！”的小册子。针对该州对联合赤军女领导人的性别定罪；此类人性化话语的故意出版表明，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努力声援可以说是当时最受侮辱的女性。因此，即使联合赤军错误的追求革命导致ta们自己的同志不必要地死亡，日本女性解放运动仍在采取行动拒绝将这些人放入犯罪分子的修辞中。通过日本女性解放运动与联合赤军的关键团结，ta们对不完美的激进联盟的必要性进行了建构，打开了一个具有哲学动机的与激进主体性的关系，并建立了反霸权联盟的新视野，以反对父权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主导逻辑。[译者注11]联合赤军（日语：连合赤军），是一个在1971年7月至1972年3月之间活跃于日本的激进组织。1971年7月13日，赤军派与毛主义修正派左翼革命团体“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委员会”（京浜安保共斗）正式展开合并进程，联合赤军即为合并之产物。联合赤军的斗争目标是扰乱日本政治体制，在国内为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1972年2月，长野县榛名山区发生浅间山庄事件，警方与革命者对峙达九天，联合赤军在事后戛然解体。在日本国内，浅间山庄事件得到了广泛关注，观众甚至能通过电视转播观看激进分子与警方的枪战。日本民众对联合赤军的看法不一，很多人都因该组织的性质以及暴力倾向而强烈抵制他们，也有少部分群众认同联合赤军推翻警察国家的志向，对之表示同情。
考虑到普遍存在的男权问题的深层沉淀，迫切需要对左派进行严厉的批评，但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开始之初，日本女性解放运动与其他左派组织的亲密关系有多种表现形式。Ribu的第一次公开抗议在参与10月21日的反战日，一些女性拿着竹竿和木棒在街上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并不主张和平主义。在其报纸上，定期印有诸如“如何打人”之类的文章。在1970–1972年的抗议活动中，一些抗议活动人士（如米津和节子所指出的那样）仍然戴着头盔，这些头盔标志着一个人的政治派别和政治目的，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的常见行为。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男人都实行性别歧视，有些男人试图实践反性别主义，并希望从压迫男人的二元性别规范中解放出来。男性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参与日本女性解放运动。举例来说，在1974年由女同性恋活动者麻鸟澄江（Iwatsuki Sumie）组织的“女巫演唱会”里，男性在演唱会期间参与照顾孩子的工作。这证明了Ribu运动试图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扭转某些性别规范，并将男性从其规定的性别角色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由于照顾孩子被认为是女性劳动，与革命的直接行动相比，这种劳动分工的逆转是一种温和的革命形式，它仍然是一场长期的性别革命的一个被低估的方面。正如最早的宣言所述，Ribu活动人士清楚地抓住了性别主体构成的相互联系：“当我们塑造自己的主观构成时，我们想要帮助（改造）男人的主观构成。”因此，尽管Ribu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以女性为主导的社会运动，但是其出版物和运动轨迹中却包含了男性解放的内容。Onna的哲学和集体实践
尽管男性的解放在Ribu的计划内，但是作为以onna（女性）为中心的运动，它的关键贡献之一就是对以女性为中心的哲学和实践的概念和持续创造。正如濑古美喜（Miki Sōko）在她的对此次运动的文献介绍中阐述的，“Ribu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它已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灵活再现的哲学并非基于知识或者男性逻辑，而应该被视为对于男性中心的革命理论的替代选项，这种理论不注重日常生活的实践，而是注重产生一个人的革命资格的有形证据或证明一个人的革命决心。 让我们发动一场革命，
如果你改变，世界便会改变，如果世界改变了，你亦会随之而变。
[原文注12]Ribu新宿中心的活动家创作了一部Ribu音乐剧，表演喜剧小品并将歌词改为流行歌曲以解决妇女解放问题。该音乐剧于1974年开始，并在东京、大阪和北海道演出。
作为内含了每个个体而又连接他人与世界的生机革命的日常斗争，这首歌曲里的简明，重复和看似循环往复的逻辑捕捉到了对Ribu革命的共生关系的理解的精神，活力和关联性。Ribu活动家通过唱歌跳舞，创造了大量表演艺术与音乐而扩展了革命的形式，而不是只专注于于警察的斗争和武装反抗当局。作为在Ribu的女性限定的夏日露营或是女巫演唱会的一份子，ta们有的穿衣跳舞有的不穿衣。ta们对解放的表达在对女权革命文化的集体塑造过程中，很重视参与。13而这包含了超越抽象的死亡的积极生活，作为一种革命的理想和替代的生活方式，承认自我与他人和世界的相互联系。 [原文注13]Ribu运动于1971年和1972年组织了女性专属夏令营。第一次在名古屋信州举办，有来自日本各地的250名参与者参加。第二次夏令营于 1972年8月17日至21日在北海道组织。舞蹈特色在两个营地，包括第一个营地的户外裸体舞。
Ribu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佐伯洋子（Saeki Yōko）出过一本于1972年发布的写作集，命名为《女性的思想》（Onna no shisō）。这一作品是Ribu的激进女权哲学诞生的典例。它的第一章就以宫冈真纪对她的新左派团体批评出发，这么做招致了对她生活的种种威胁。鉴于反抗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威权主义结构可能会导致殴打、强奸甚至死亡，宫冈是在意识到该组织试图永久压制她对性别歧视的批评后才离开的。接下来的章节是关于女人需要独立于男人生活。三木（Saeki）描绘了选择生孩子并成为“未婚妈妈”的政治学。这种对未婚母亲地位的政治化（mikon no haha）也预见了Ribu活动家们会发动女性，支持抛弃家庭制度来抚养孩子的决定。另一章探索了性爱（eros）的概念，关于身体与家庭。这部写作集的内容融汇展现了女性（onna）身体和将自我从男性凝视和男性认可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通过书写女性的月经，性经历和高潮也表现了Ribu话语的特色。Onna的思想并不抽象或者贬低身体或者不自然。相反的是，它重视身体欲望、直觉的表达以及自然节奏。这种对身体和自然的回归也是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抗拒的的很大一部分表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将经济收益看得高于一切，并利用技术手段来控制身体和自然。这种对身体和自然的回归预示着Ribu思想中的生态女权主义思路，同样的，有许多活动家后来成为医疗人员。onna的哲学和实践的潜在革命本质在于其将onna（女性）的性别化身体视为一个悲惨主体的政治化认同。对悲惨者的开垦使该运动能够与诸如永田洋子和杀害儿童的妇女（kogoroshi no onna）等被定罪的主体结成激进的联盟。在运动的开端，Ribu活动家还组织起来与杀害儿童的妇女进行批判性声援，试图理解和阐明女性与性和性欲如此疏远以至于她们会杀死自己孩子的根本原因。Ribu的批判性团结的哲学联系涉及一种开放的态度，即通过与那些被社会其他人所丑化的人拥抱这种关系而认识到原社会赋予女性主体的低贱。这种女权主义的团结拒绝了好坏女性的划分，拒绝了要求女性保持适当驯化以再生产异族父权国家的主导逻辑。Ribu还寻求与全国蓝草协会（全国青い芝の会，罗马字Aoi Shiba no Kai）等团体结盟，这是一个脑部瘫痪人士组成的草根组织。这个联盟是由Ribu活动家发起的，ta们能够将残疾与资本主义生产力联系起来。1974年Ribu的抗议活动之一包括给在东京上野博物馆展出的蒙娜丽莎画喷油漆，因为官员禁止残疾人进入展览。米津（Yonezu）是一名残疾的Ribu活动家，用红色喷漆破坏了包括蒙娜丽莎在内的作品，以象征性地抗议一个社会主导的资本主义逻辑，该社会将残疾人、老人、妇女和儿童视为麻烦、软弱和没有生产力的人。这种直接行动的抗议是68年代的象征，并且通过愿意违反法律并与被社会视为低贱的其他人结成联盟以抗议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规范证明了Ribu自身的激进主义。Ribu运动也将女性之间的情欲表达政治化。其历史悠久的期刊《女性的爱欲》（Onna erosu）在其标题中结合了Ribu的两个关键词，传播了关于女同性恋爱情的翻译文章。Ribu新宿中心报纸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女女性爱的采访，另一个团体在1973发表了一份挺女同性恋的宣言。其他Ribu活动家，如若林苗子（Wakabayashi Naeko），成为了日本女同性恋女权运动的领导者。也就是说，Ribu并不支持女同性恋分离主义作为其最终目标或是作为从男性压迫中解放的唯一路径。或正如上面提到的，它的大部分话语都试图将女性和男性从与家庭制系统相关的异性恋耦合中解放出来。许多活动家继续与男性合作，但有些人基于Ribu对婚姻的批评而拒绝结婚。许多Ribu活动家也在ta们的关系中鼓励、实践和书写ta们人际关系中的非一夫一妻制，作为维持自己生活独立和性独立的女权主义女性身份。Ribu试图在革命化世界的必要道路上首先使自我革命化，但Ribu革命概念中的构成性张力之一涉及主体的自决和自我定义过程。虽然首先对自我和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进行革命化是有道理的，但这种转变存在于与运动集体性相关的自我主观革命的张力中。就Ribu而言，正如在其他解放计划中的一样，当自我解放（和利己主义问题）占据优先地位并与集体解放斗争脱节时，该运动将失去活力和激进性。14[原文注14]小熊英二批评田中美津在运动中的位置是通往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桥梁。这种批评招致了她严厉的反驳。
这种对自我解放的关注最初阻止了Ribu与非日本女性结盟，不管是在日本、冲绳、阿伊努、部落民或其他非日本地区的女性。通过这种方式，Ribu运动以日本为中心的倾向类似于白人女权主义运动经常未能有意识地实践反种族主义，并与她们自己的民族种族群体之外的女性建立团结意识。尽管如前所述，在运动的早期这些是运动的部分局限，贯彻整场运动的反帝国主义女权主义意识也是存在的，这导致其许多活动家从事长期行动，以促进与其他亚洲女性的团结（正如我们在反对赴韩买春旅游的抗议活动中看到的那样）。许多Ribu活动家多年来一直保持这种做法，例如继续与韩国女权主义电影制片人一起组织女权主义电影节的三木草子（Miki Sōko），以及为菲律宾人提供庇护所的《女性的叛变》（Onna no Hangyaku）的编辑曾野绫子（Ayako Kano）。这些活动人士继续以Ribu的身份生活在ta们所发起的革命仍未完成的世界里。在日本68年后，这场运动绵延了50年，它的遗产和生命力通过活动家们的著作和终生持续的实践得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