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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阅读:赤袖|人类解放抑或是“男性浪漫主义”?——新左翼学生运动被性别化的日常(上)
占领校园的希望在于他们可以创造一片自治的区域来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日常生活”——这也是这个词语被许多新左翼运动者赋予的第二层涵义。60年代的日本学生运动者们从多个角度来理解“日常”生活:它既可以指资本与国家控制下的再生产,也可以指他们组织起来对抗那些体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虽然学生运动者们会引用上述街垒与罢课是远离“日常生活”的言论,其他学生运动者也会将无限期罢课描述为与她曾参加过的上街游行示威完全不同的某种“日常运动”。她认为,对她来说,发动一场持续的罢课比起一次性的示威,既是一场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行动,也是一场对强权的“日常生活”的持续破坏。
一名东京大学的女性运动者,加藤光子[Katō Mitsuko]将隔绝了空间的街垒描述为将她暂时从社会的期望中决裂并解放出来的事物:“当在8号楼的那个‘无法离开’的空间中时,我被从自己在社会里的位置中解放了出来(如一个女性,某人的孩子,东大的学生等)。我仅仅是活在了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漂浮的‘现在’而已了。”光子对她在东大驹场校区占领区中经历的描述与鲁尔·瓦纳格姆的作品产生了共鸣,瓦纳格姆于1967年在法国写到日常生活中的革命潜能时说:“生活的空间从时间中偷走了一小片,把它带走并制作出了‘现在’——或者说它在试着这么做,因为现在还尚未被构建。它试图去创造有关爱,诗意,愉悦和沟通的统一时空:摆脱死去的时间,得到直接的体验。” 瓦纳格姆将这个现在的“活着的”时空与“线性”或者说“客观”——也就是与权威的“日常”这一概念相似——的时间相比较:“这是扮演某些角色的时间,其中,生命自身中诞生出了离身性、对真切体验的空间的否定、与对自身的压抑,并被外在与景观功能所取代。”
生活在被封锁的高校校园中,对许多年轻女性来说是一段成长的经历,她们后来又去组织了日本70年代的激进女性解放运动,因为这段经历使她们可以明确地表达出她们对社会期待的批判。后来成为一名知名的妇女解放活动家的米津智子[Yonezu Tomoko]回忆说,她第一次谈起她身体的残疾怎样一直令她不相信自己能够过上一个正常“妻子”的生活,就是在学生街垒后的“极度自由的空间”中。在这个地方,她远离了定义一名女性“正常”生活意义的“日常”逻辑,并感到被解放了出来。
60年代末期的这些占领校园的新左翼运动,让年轻人们能够从被社会所期望扮演的角色中脱离出来,也从过去他们曾组织过的教条主义的左翼政治中脱离出来;正是这些脱离,吸引了许多左倾的学生参与到了全共斗运动中来。小原仁子[Ōhara Kimiko]曾是一名参加了东京大学全共斗的本科生,她在1969年春出版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她是如何在东大加入到罢课和占领之中的。在全共斗将JCP隶属下的学生们赶出理科系的学生会议后,她就对校园运动产生了兴趣。随后,她参与到了一场大概有250名学生的会议中,这是他们第一次摆脱派系斗争并讨论起这场运动的激进民主目标和大学在日本的国家及资本中所处的位置。许多60年代末期加入到新左翼运动中的女性学生都在个人记录中提到了类似的经历。在这时,本来根深蒂固的派系斗争变成了对沟通的真诚尝试,也使她们产生了加入的意愿。渡久山尚子[Tokuyama Haruko]当时是一名曾参加了60年代中期早稻田大学的反学费上涨游行,后来又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年轻女性,她说参加那些会议让他们摆脱了各大派系的控制,并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全共斗无层级的组织理念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那些被主流社会期望边缘化的年轻女性们。
然而,女性学生们在学生占领的校园街垒中的经历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受到一种矛盾:她们一方面在总体上从日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被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却依旧被性别化的期望所束缚。街垒中夺取“日常生活”的渴望,和街垒中维持生活的需要产生了对立。那从无聊的授课、被合理化的社会和社会期望中解放出来的宏伟承诺吸引了许多本对政治无感的学生们加入了全共斗。而那些被这个广泛的解放号召所吸引的年轻女性们,却遇到了似曾相识的束缚。
许多女性学生都提到了与街垒后这片自由的空间格格不入的,但却司空见惯的性别歧视现象。她们被给予的都是女性化的工作,同时,参加更有侵略性的抗议活动的男性角色却日益被优待。女性应该去做饭和打扫卫生常常变成了不言而喻的认识。一名男性运动者曾向笔者回顾说“没有人要求女性们去做饭。也没有人告诉她们必须去做清洁。”然而,来自数个高校的多个学生的记录都描述到了女性被期望去管理新左翼运动的“大后方”的情况。尤其是饭团,成为了女性记述日本学生运动中的性别歧视时的一个借代说法,因为她们都记得揉上一堆一堆又一堆的饭团。
供养这场运动的责任常被交到年轻女性的肩上,再加上其他那些被视作低微但实际对斗争的存续必不可少的工作,比如印刷在校园和城市中流通的传单、组织对被捕的在监狱中的学生进行支援以及偷运诸如速食拉面和缓解催泪弹疼痛的柠檬等补给之类。这些工作使运动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在重视男性化的大规模的街头运动的全共斗的叙事中,这些工作都被忽视了。这些事例,正是新左翼运动反映出和主流社会类似的性别歧视观念的一部分。
随着新左翼运动的焦点转移到考虑如何在日常生活层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参加到校园动员中的年轻女性们因对性别不平等的看法却越来越难以和运动提出的目标达成一致了。尤其是在60年代末,随着男性学生在街头对抗国家对暴力的垄断的“男性浪漫主义”愈演愈烈,其在各方面都变成了人们对新左翼运动的看法和纪念。特别是当60年代末,一种被称作“Gebaruto”(音译自德语“Gewalt”,意为暴力或力量)的军事化行动愈发被学生运动者重视时。
学生运动者们也像定义街垒一样,将发动这种大规模的街头冲突“Gewalt”定义为一种破坏国家和资本的“日常生活”的策略。通过挑衅警方,他们希望将巩固着战后日本社会和平的暴力揭露出来,而这种和平也不过是建立于施加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暴力上的。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越加暴力的街头和校园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彰显出自己的风格,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者们开始采用一种Gewalt制服:有一顶涂着自己派系标志的头盔,一条从催泪弹(以及警方和媒体的摄像机)下保护面部的毛巾,以及一根用于在战斗中挥舞(以对抗警方或对立派系)的木质或竹制的棍棒“Gewalt stave” [gebabō]
在这个从新左翼运动中诞生的性别权力体系中,战斗行为主要被视作一种男性的行为,以及对运动投入程度的最可信表现。一名女性学生提到,虽然“你是个女孩,所以你不用去街斗(Gewalt)”从未被直说过,但她也能从男性运动者们身上觉察到这种意思。被迫退居后方将女性们排除出了新左翼动员活动中的重要位置。东京大学的学生和无宗派的运动者小原仁子曾表达她因身体虚弱而无法完整参与运动的遗憾:“我对自己没有一个能像男生那样挥舞刀剑的结实身材感到非常沮丧。”在运动中,剩下了两种界限分明又依性别划分的角色:饭团或者棍棒。后勤工作几乎都被交到街垒中的女性身上,她们供养着校园中新左翼运动的“日常生活”的工作,最终被更引人注目的大规模街头行动所掩盖。
当然,即便在新左翼运动里,也确有一些女性参加到了街斗之中,但她们的参与并没有怎么改变街垒后性别化的分工情况。一位名叫柏崎千惠子[Kashiwazaki Chieko]的东大女研究生,因其积极的行动而闻名,并得到了“Gewalt Rosa”的外号。这个外号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作为一名波兰史专业的学生,柏崎接收了波兰出生的罗莎·卢森堡的革命遗产,而“Gewalt Rosa”这个名字也被印在了她于1969年春在监狱中写下的回忆录的封面上。这份回忆录的标题本身——《烈日,风暴与自由》——也是出自卢森堡在假期期间写就的一封信。在信中,卢森堡写道,她享受着“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暖阳,宁静与自由——但还比不上烈日,风暴与自由。”
柏崎在她的作品中抗议了向参加激进运动的妇女附带性别化的意味的行为。她描述了她对一名将她视作运动中的“女性”进行采访的记者的敌意。她向记者回应说:“难道一个女性也会去战斗就那么稀奇吗?在这场斗争里,我从来没意识到过自己是一个女人或者妻子。”柏崎也排斥了将厨房里的责任和性别化的权力结构联系起来:“当我为街垒中的同志们做饭时,只是因为我确实喜欢做饭和关心大家的身体,和我是个女人完全没有关系。”她声明使用菜刀和挥舞棍棒在斗争中同等重要。
但是,这两者并没有被视作同等重要。有一些女性确实写过她们因准备街垒中的同志所需的食物而感到自豪,她们也并非男性运动者们没有头脑的走卒。但那些男性运动者写就的英雄故事里并不认为饭团对斗争有多么重要。街斗依旧是最明确和最受尊重的对抗主流社会价值观及国家和资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是否参与暴力活动也成为了评估运动者对学生运动投入程度的关键指标。与向警方或“敌对”学生挥舞棍棒比起来,向小萝卜操刀被视作不那么革命。
女性参与者还面对着男性对她们性资源的期望,有时是在“自由性爱”的口号下,有时是作为对政治分歧的性惩罚。强奸与性侵是新左翼运动中的女性运动者所面临的现实。性侵也发生在不同派系争夺各个学校控制权的内斗中。当革马派在千叶大学对一名敌对派系中核派的女性学生处以私刑时,那些男性的攻击者们在最后强奸了她。他们希望被性侵的耻辱会让她不敢再回到这个校园。学生们的私刑随着时间过去逐渐变得致命,既有殴打又有折磨,而性侵的使用也符合这个将性暴力加入到政治暴力中去的逻辑。“用强奸和性暴力惩罚女性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一位参加了新左翼运动的女性回忆说。
鉴于这一事实,我们也很难去忽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与政治激进主义有关的文化作品中常出现的强奸的电影情节。比如说,因淫秽内容而面临审查的情色电影也与挑战国家与权威产生了联系。小岛长崎[Oshima Nagisaki]曾是早期将“粉色”软色情电影作为政治对抗方式的佼佼者。粉色电影常面临着来自审查机构的法律挑战,因此拍摄者和观看者们常把这当做是他们政治上激进的证据。然而,就像一位女权主义评论员在70年代所说的,他们的作品常常只是遵循着老一套的父权制的性别观念罢了。一位专栏作者在向一份女权主义期刊《女性情欲(Onna Eros)》投稿评论西村翔五郎[Nishimura Shogorō]的电影《年轻的妻子:忏悔录(The Young Wife: Confessions)》时批评道,这部电影缺乏想象力地描绘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向强奸和她悲惨命运屈服的故事,“直到最后这部色情电影也没有离开它那阴暗狭隘的自我满足的城堡和打起进步主义的旗帜。”需要补充的是,尽管这些电影也类似学生修筑的街垒似的破坏了国家和权威的日常生活,但在其创造的时空中缺少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其所谓激进性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东西不过是男性主义浪漫的产物,反而破坏了60年代末期新左翼运动对解放的承诺。
许多对分析劳动、日常生活与异化变得敏感的女性学生运动者发现,许多新左翼运动中的内容实际上是将她们从革命中排除在外了。年轻的女性们也不一定都是在新左翼运动中发现“女性问题”的,在新左翼运动开始前,也曾有数个著名的关于女性在战后日本社会面对的问题的讨论,甚至还有一些高校中的学术小组对这个议题进行研究。但是,不止(不出所料地)从社会结构中,更从那些追求革掉日常生活的命的同志们的随意的行为中,女性运动者们都觉察到了女性和女性的工作都处于次要地位这一意识的根深蒂固,于是她们常常都离开了新左翼运动。
由于有了这些经历,女性们开始质疑谁才是那场“革命”的能动主体。尽管有许多年轻的女性被吸引到校园运动,并投身于建筑和维护街垒以及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激烈活动中,她们也开始发现她们的不安与不满来自于她们感到自己被这个运动看起来普世的目的排除在外了。正如一名前运动者提到的,东京大学的全共斗应当是以全人类名义进行的全面斗争,但她却感到自己因为女性的身份而被区别对待了。这类经历让许多年轻女性意识到,尽管新左翼运动试图对战后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所讲的全人类依然只意味着“男人”。一位年轻的女性总结道,东京大学的全共斗是一场男性运动不一定只是因为其中男性的数量,还因为运动的出发点就是男性主义的。这些回顾式的反思,预示女性运动在之后的70年代从“男性的”新左翼运动中分离而出,开始在历史上书写独立的篇章。
最终,尽管这场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学生运动发动了一场对重新富裕起来的战后日本社会的权力层级系统的激进批判,但主流日本社会的“日常”价值观中顽固的性别层级观念依旧保留在了这场新左翼运动中。随后,在运动内部依照性别进行的分工,使许多女性参与者开始质疑这个不断优待男性行动模式的结构。因此,尽管这些年轻的女性也参与到了这场日本60年代末期的校园运动,她们的贡献却往往都消失在了理论和实践的分裂中。那种理想化的,不止与国家权威,也和其他派系进行对抗的男性街头斗士形象,反映了新左翼运动只是钻在壮观的场面和破坏法律与秩序中,却不曾同样紧迫地关心过如何通过日常的实践建成一个新的社群。“日常”这一概念成为了许多女性参与者觉察到新左翼运动的思想和实践之间矛盾性的关键;这些深刻的矛盾让她们相信,在这个仅由她们男性同志们构想出来的革命中,并没有她们的位置。
插图 / KL
排版 / 口袋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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