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 |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

作者：沧浪仙编辑：机煲

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出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家庭，进入布鲁克林学院后由于经济困难，第2年即休学，就业于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从此，先后在海军造船厂、铁道修配厂、基础钢铁工业设备厂等处工作了十四年之久。1954年参与创办《美国社会主义者》（The American Socialist），并任联合主编达5年之久，直到该杂志被禁止出版。此后担任两家出版社的主编和经理共十余年。1967年起担任《每月评论》出版社社长。
布雷弗曼对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批评对工作社会学和劳动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他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布拉弗曼扩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增长对劳动过程影响的著作，特别关注大公司和寡头垄断行业的发展。
Ⅰ / 在“科学管理”时代我们如何理解阶级？

哈里·布雷弗曼（1920-1976）是美国的工人活动家、经济学家。他的代表作《劳动与垄断资本》从不同职业具体的劳动过程和职业数据出发，说明了二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取得新发展时期的社会分层与职业分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导言中首先回答了一个基本问题：他认为当今的美国社会依然分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两级（而且比以前明显扩大了），他也认为，工人阶级的定义是：“不占有劳动手段或对劳动手段没有所有权、而必须把它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劳动手段的人的那个阶级”。但他补充：“当全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变得适用这样的标准时，这一标准的应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他要研究‘整个劳动人民’，将符合这个定义的人群全部纳入他的研究范围，对他们的劳动过程与再生产过程做具体的分类与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了他的论述。

布雷弗曼选择从最基本的“劳动”概念出发，他说，人类和动物行为的最大区别在于，人能够主动在脑海中创造对自己的实践的全部构想，并按照这一构想行动；而动物只能依照本能机械地行动。这一论点我们已经见惯，但他提出了关键的一点：人的“概念和实行的统一”是可以被分开的。这意味着人的劳动力可以被其他人纯粹地用于工具性的用途，而不是劳动者的主体性的创造。这种分离的可能性，就是一部分人支配其他人劳动的可能性所在。在抽象的意义上，这种分离古已有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可能性具体体现为工人对劳动的控制权被让渡给了资本家。近现代的“管理”与“分工”的问题自此诞生了。

概念与实行的分离，并不是少数人的恶意所致，而是现实经济运动的必然。因为经济活动走向复杂，劳动者开始分工协作。为了协作有效，这个集体必然需要有人承担协调管理的职能。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为了让劳动过程能为他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他们必然会牢牢把握对工人劳动的控制权，外在地表现为对企业的“管理”。

布雷弗曼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创新原则，就是制造方面的分工”。资本主义为了实现时间和劳动力培养成本的节约总是倾向将生产的过程拆解成更小的部分。雇用五个只会一种工序的工人，与雇用一个会五道工序的工人，完成同样的工作量，资本家要为前者付出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后者。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职业不断分化和社会分层的新变化，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通过分工节约成本，以赢得竞争的倾向。无论是生产场所内部的分工，还是全社会范围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皆是如此。

“科学管理”制度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变革。其根本精神在于由专门的管理者将一切生产的流程标准化，并予以精密的计算。科学管理客观上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让劳动过程和科技研究的话语权从劳动者转移到了资方掌握之下。这一变革并不是在原有的人事上进行重新组织那么简单，科学管理的推行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在于：“专业化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急剧增加”，这意味着“管理”的需求被分离出来；劳动者“转移到新工业上”，也在“工业过程内部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上”。

布雷弗曼认为，机械的存在不仅是一种技术事实，还是一种社会事实。它与人类的劳动有分不开的关系。机器作为人类工作器官的延伸，它的运动是被人预设好了的。这同时也意味着，预设机器动作的人，可以不是亲自操纵的人。在资本家支配生产资料的前提下，机械化和信息化能够让工人不得不更彻底地为资本家盈利和竞争的意志服务。从汽车组装、建筑工业到服装制造乃至面包制作，以往需要复杂工艺的劳动都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操作，技术工人的劳动愈发变成同质化。布雷弗曼还引用布赖特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机器进步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劳动者个人的知识与经验的贡献都急剧下降， 佐证了自己的观点。同时，机器的普及还导致大量需要更低工资的女工取代了岗位上男性的位置，职业对性别的要求也进一步降低了。更直接地，自动化能降低企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布雷弗曼通过对比历年美国非农业工人数量，工人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发生过明显下降，而是持续增长，但这一群体在劳动力总数内的占比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被排挤出来的劳动力主要被转移到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企业内部，行政管理人员、设计劳动过程的工程师、采购销售等等非直接生产性质的岗位发生膨胀。在1947年，美国制造工业中行政岗位与生产岗位之比的比值已经到了21.6%。他还引述德莱汉蒂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这些非生产岗位中，真正的科学家、技术员占比更少。而这些非生产人员的待遇未必要高于工人：如1954年美国中等工程师的薪金水平仅为制造业工人的66.6。也就是说，如果单从收入上衡量，这些离开了机器与体力劳动的劳动者，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美国的消费品价格降低，传统的家庭劳动产品的成本开始高于市场提供的产品的价格，让垄断资本主义更深入地瓦解了家庭劳动。本属于家庭内部的劳动服务转化为由市场提供的商品，家庭的养育、情感、教育职能，也随着家庭内雇用劳动者数量增加，逐渐难以维系了。一起瓦解的还有各类的仆役工作，这些服务也愈发成为自由流转、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美国面包房消耗面粉的比例在1899年为七分之一，到了1939年已经上升到了五分之二。而且其他领域商品生产中面粉使用的扩大尚未被列入。这就是现代社会个人的所谓“原子化”。19世纪晚期，美国还有大量劳动者自己投入劳动，缝衣物，烤面包，做篱笆，由自己直接消费自己的劳动成果。但现在更多人必须通过为他人工作，领取工资，再用现金购买他们的生活所需，“不仅是物质方面和服务方面的需要，甚至表达感情的生活方式也得通过市场”。同时，这些新职业的劳动者往往没有工会，并且来自工人阶级的底层，因此他们的薪资往往更低，比机械化生产领域的工人要受更多的剥削和压迫。

资本主义将越来越多的家庭劳动者赶往劳动力市场，但它又天生要让一部分合格的劳动力以各种形式被排挤出工作岗位，作为让他们拉低劳动力价格的劳动后备军。因此即便有新岗位的增加，美国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仍然属于劳动后备军，他们没有一份全日工作，甚至时常处在失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社会又需要保证这批后备军不会威胁到秩序，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机构和保障体系，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维持他们的稳定。教育在这时也逐渐与实际的劳动脱离，成为了“将失业维持在适当的范围内”的必要手段。即使雇主只需要高中学历的人就能毫无阻碍地开展生产，但他们仍然会随着教育的普及不断提高招聘时的文凭要求；除了高等教育进一步普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作为儿童与青年的管照人。

这时我们迎来了一个几乎所有分层理论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既然二战后大量劳动者流向非生产性的领域，流向了各种形式的第三产业，那我们还能用旧有的“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进行阶级分析吗？

布雷弗曼并没有用“所有权”、“收入”、“声望”等等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与地位，对劳动者的地位进行分析。他这样说：“各阶级、阶级结构和整个社会结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正在进行的富于各种变化的过程，不能简化为一些公式”。布雷弗曼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你自己使唤一个邻家小孩为你除草，并付给他报酬，和你去一家园艺服务公司用同样的钱预约到了同一个小孩的相同服务，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后者的情况中，企业首先得到了你的报酬，并将其中一部分投入扩大再生产，即提供更多的商品。他总结道：“在资本掌握之外的非生产性劳动已经减少，而在资本活动范围内的非生产劳动则增加了”。

笔者再延伸地说明，如果那一次的劳动关系仅存在于你与小孩之间，那他不大可能将自己的收入所得投入扩大再生产，而往往是将挣得的零花钱全部用于消费。同时，如果服务业者的劳动并不因为生产可见的商品，因此不能生产剩余价值，所以不能算作“无产阶级”，那么在传统工业中的搬运工人、运输业工人等等并不会直接接触生产业的劳动者就也不能被纳入这一行列。更极端地，一个产业工人在他劳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做出运送、传递的动作，难道这些时间也应该被剔除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吗？既然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的方向指向了剩余劳动的增殖，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让更多人成为了同质化的（能更自由地流动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剩余劳动被大小资本家取走，投入到了扩大再生产中。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分层反而比以往的时代简单了，社会更加分化为了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两极。他们的劳动过程虽然可能大相径庭，但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上的位置，是在愈发走向一致的。

既然对立更加强烈，那为什么二战后西方世界反而没有爆发革命呢？首先，布雷弗曼一开始就声明，这本著作的重点在于详细地描述客观状况，而非寻找作为革命力量的“自为阶级”；同时，他保留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他认为工人的“批评能力、才力和构思能力，不论如何削弱、如何降低，对资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威胁”。抵抗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同时，新的可能性还会被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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