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拨抢房风，始于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上海红卫兵迅即响应，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凡是公共建筑物上的西洋雕塑、古代雕刻、街道名称、外文标志，一律当作封、资、修和四旧，加以铲除。随后进入私人领域，对身份为“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的家庭，查抄四旧，随意进出，翻箱倒柜，挖地拆墙，无所不为。搜出的珠宝首饰、佛像、书籍、古董、字画，有的集中堆放，贴上封条，有的运走，有的烧掉。许多住房宽裕的房主，被扫地出门，勒令住进小房间中，腾退出来的大房间，用来作了红卫兵组织的办公室。红卫兵，最初只是大专院校和中学学生的造反组织，后来不少社会人士也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到处“破四旧”、抢房子。很快，各类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诸如兵团、战斗队、纵队、公社等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这些组织一成立，首先便是替自己抢个房子，扯起一面大旗，表明自己有了根据地。
早期，抢到的好房子大都用来设立造反组织的“司令部”、“联络站”，也有的作了关押审查对象的“隔离室”。造反派大小头头吃住在司令部或联络站里，一有动静，便高呼而出，呼啸而回，常常深夜还不睡觉，搞得四邻不安。当年，地处南京西路的静安新村被称为“头头新村”，许多佩带红袖章、身跨摩托车的造反派，成群结队，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地频繁出入。新村里人人屏息而立，侧目而视。有时各造反派之间，为争夺批斗对象，可以拿一户人家查抄数次，像永安公司私方代表郭琳爽家，就被抄了七次之多，各派互贴封条，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打出手，互不相让。受第一拨抢房风的带动，社会上一些人起而效尤，彼此串连，共同行动，出现了“困难户造反队”之类的组织。1966年12月31日一夜之间，在全市掀起了第二拨抢房风潮。房管部门手中待分配的新旧空房和造反组织封存未用的空房，一下子全被抢占。有些聪明人怕有朝一日遭到追究，竟然发明了“连环抢”。他自己抢了大房子，然后叫熟人抢占自己的房子，熟人又叫熟人抢住自己的房子，以此类推，造成无法退房的死循环。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有些私房主眼看房子保不住了，就叫自家亲友抢住进来，以阻止外人来抢。也有一些危房旧房的业主，抢到好房子后，主动上交原来的房子表示革命。经统计，这一波抢房风潮共涉及19578户，使用面积361737平方米。抢房风造成的社会秩序大乱，引起了市领导机关的不安，要求市房管局予以整顿。对于查抄归公的私房要补办自愿上交的手续，经批准归公后原业主自住部分按公房标准交租。被抢占的空房经审查核定后建户收租，像造反派头头王洪文、陈阿大等人，原住简屋，几经搬迁，最后都住进了花园洋房，通过补办分配手续，将非法抢占变为合法分配。这项整顿工作到1970年2月告一段落，计登记处理16218户，28.86万平方米。尚有3360户，7.3万平方米无法处理。第三拨抢房风是有组织的抢。1967年7月25日，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工总司”，头头是王洪文，下辖的房管系统联络站串连全市各大造反组织到处张贴联合布告，勒令所有“地、富、反、坏、右、资”分子把他们的房地产一律交公，限在8月15日前向当地房管部门交出房产证和住房，不得提出任何借口拒绝执行。交出的空房由造反派分配。这次全市性的有组织的行动，在当时的形势下比政府法令还有力。房管系统的造反派积极响应号召，表现得极为狂热，他们布置造反队员到里弄看大字报，摘录其中被查抄的对象，派战斗组上门看房，如认为尚有挤占空间的，即勒令房主继续退房。房管所在本地区发布“通令”，令“地、富、反、坏、右、资”携带户口簿、房票簿（公房）、有关产权证件（私房）于限期内向房管所报到。报到时在造反队员监视下，先在门口向毛主席像“请罪”，朗读墙上贴的标语或语录，然后视其高兴与否打两个耳光，以“端正态度”，然后排队，按次序叫去谈话，对照“战斗小组”摸到的口径填表申请退房。造反队手执皮带来回巡视，现场气氛恐怖，吓得房主和住户不得不按照要求填表。总计前后三拨抢房风，市区被抢（包括被迫“自愿”上缴）的各类私房共17650户，141.75万平方米；郊区8454户，45.46万平方米。合计26104户，187.21万平方米。不少人家被扫地出门，原住房全部交出，安排到又差又小、没有煤卫设备的房子里居住。朱道南（已故），市房地局副局长、上海房地局副书记，原住湖南路一套2室40平方米公寓，被扫地出门后，搬到高安路某大楼，一家4口住2间储藏室、加起来不足10平方米，无煤卫、无厨房、又暗又闷。刘靖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商联主任委员，原住自产江宁路1019号花园住宅，建筑面积691平方米，被扫地出门。夫妻二人手拎小提箱一只，彷徨在马路上，无处可去，被统战部工作人员发现，找到一个亭子间安顿下来。后因国庆邀请上主席台，有外宾访问，又才搬迁到北京西路某公寓住宅，约20平方米。陈新典，泌尿科专家、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安徽省医学院院长，原租住泰兴大楼公寓，扫地出门后，一家分居2处，均为小间。戚雅仙、毕春芳，都是著名越剧演员，原居住陕西北路公寓，一层三间。扫地出门后，戚雅仙住大沽路旧式里弄底层后客堂16平方米，昏暗潮湿。毕春芳居住条件也大体相同。随着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扫地出门的事，先后持续数年，直至1971年才逐渐终止。很多人虽未扫地出门，但被迫交出较好较大的房间，自己搬到储藏室，或是灶间、阁楼、亭子间居住，但仍须负担原来的全部租金。私房归公后，自己留住的部分必须按公房标准付租。这些人当时多数停发工资，只给一二十元的生活费，犹如雪上加霜。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建房很少，群众居住困难。当时身居市领导地位的马天水、陈阿大等手中有大量抢来的空房，决定拿来收买民心。由工交组拿出5条解困标准，实行他们吹嘘的“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解困”，由房管部门统一接受住房困难户申请，独家负责分房解困工作。但实权仍归工交组的房调小组（组长陈阿大被称为“房司令”）掌握，他为造反派头头和亲戚朋友批了不少条子，房地局都得照办。于是所有分房的矛盾都集中到房地局。为了平衡各区房源，将普陀、闸北等空房少的“穷区”的困难户，分配到徐汇、静安、卢湾等空房较多的“富区”，结果许多花园洋房、公寓、新式里弄，被生活习惯差的住户搞得破破烂烂。有些迁到新闸路沁园村的困难户，不仅房租付不起，连煤气也用不起，就在打蜡的地板上支起了锅灶，用拾来的木柴生火做饭。著名中医妇科专家陈小宝家，在巨鹿路有花园洋房1000余平方米，共有各种彩色卫生设备27套。被没收后划拨给部队做招待所。因军人习惯蹲坑，全部敲掉改为蹲式便坑。落实政策归还时限于经费只修复了6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为抢房风落实私房政策，从1976年10月到1991年底基本结束，花了十几年时间，拨用了104万平方米新建住宅，支付收购费用920万元才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