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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墓前:“悠悠”“沉沉”“寂寂”“漫漫”“历历”“年年”
作者:叶永烈
姚文元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捕的。198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因此刑满之日是1996年10月6日。
叶永烈在姚文元夫妇墓前(2009年)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体汉字:“女金虹丽群继红婿浩岐殷伟圭章孙颖婷沐春冰聪金星”。不言而喻,为了避人耳目,女儿只写名字,没有写“姚”姓。
遥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涛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长相忆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
历历年年
化作同心祭
从词意可以看出,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的。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这首词。
姚文元过去写过类似顺口溜式的诗。这首《蝶恋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词中一连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历历”“年年”六个叠词。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姚文元对他自认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据公墓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这个墓中。他们后来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几次到这里凭吊妻子。
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作家之家。父亲姚蓬子是诗人,也写过小说,还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任执行委员。他曾与丁玲一起创办左联刊物《北斗》。
据上海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孙志尚、冒金龙告诉笔者,1948年10月姚文元在沪新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姚文元声称父亲姚蓬子是“进步作家”“鲁迅战友”。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开始就提到:“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了那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从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徐中玉……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从“棍子”进而成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
姚文元的“棍艺”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常委张春桥看重。
1963年初,来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为“基地”,打造“现代京剧”(也就是后来的“样板戏”),而当时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与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张春桥则被柯庆施派去协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为“大写十三年”的热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女客人”对于上海这个“基地”非常满意,1965年春节刚过又来上海。这一回,她找张春桥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张春桥则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骑着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于是,江、张、姚多次在此秘密讨论,写作那篇“重量级”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诚如江青后来所吹嘘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1970年8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倒台之后,姚文元接替他成为全国的“舆论总管”。
“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世
1973年,随着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张、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结成“四人帮”。“四人帮”实行“四结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他们在政治局里反对周恩来,反对邓小平,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帮”送进了囚牢。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唯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导。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然而“四人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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