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 | 从编辑视角初议学术论文的写作问题
承上所论，目前学术论文写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和缺憾，有些属于研究和写作的态度问题，有些属于文字表达基本功欠缺的问题，有些则是因为对历史研究本质的理解有偏颇。由于这些写作问题在经年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改进，一些研究者渐次形成了一些不良的写作习惯，给编辑的日常工作带来了直接而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在这种情势下，仅就笔者服务的《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的具体工作来看，绝大部分日常来稿和一些专门约稿因写作水平低下而无法通过编辑部的审稿程序，其中不乏具有较强选题优势和较好史料基础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智力浪费”。即使通过审稿程序的不少文章，也存在或多或少、或重或轻的写作失范现象，后续的编辑与核校工作并不轻松。近十年来，笔者每每编辑完毕一篇存在诸多写作不规范情况的学术论文，都有一种类似从一片遮天蔽日、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里不断搏杀、奔突到开阔大地的独特体验，丝毫不亚于自己进行历史研究和学术写作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笔者不止一次听闻编辑同行反映，最令编辑头痛不已的境况就是一篇学术论文拥有很好的选题、史料和观点基础，但在编辑过程中需要对几乎每一句话加以斧凿和润饰。
再如，在《中共党史研究》的三校流程中，每一校次都会将清样稿返给作者，形成编辑与作者共同校对文章的做法，以持续提升消除所有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可惜很多作者并不重视文章最初的文字版和清样稿，在进行到二校或三校的时候才开始发力，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改动，而这些改动均需编辑逐一衡估和敲定并誊写到编辑稿中，无形中极大地增加了编辑工作量，加大了出现二次甚至三次错误的可能性。还有很多作者声称认真地完成了多次的直接引文核对工作，但编辑在检查核对的过程中仍然发现了不少硬伤性错误。为了腾出更多校对时间，有时不得不暂缓刊发。但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即使经过一次或几次的编辑合作，一些研究者的不良写作习惯，仍然在下一次投稿的文章中未获明显改善，其中甚至包括不少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成熟学者，这种状况使笔者在内的很多编辑都颇感沮丧、困惑与无奈。学术写作中的问题和弊端如此明显而严重，却又如同“皇帝的新衣”被很多研究者视而不见。
就笔者的现实感受而论，目前学术论文写作中的诸多弊端，其本质毋宁说就是一些不良的写作习惯。这种不良写作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学术论文背后所承载的急躁的功利化诉求，学术论文被“异化”为实现各种现实利益的工具，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本质，“我们现在的发表狂对思维的尊严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而社会可能赋予学者的权威正是以这一尊严为基础的”。由是言之，年轻研究者若欲打破不良写作习惯与功利化诉求之间的恶性“互为”关系，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抵制外在诱惑，平心静气地坐冷板凳，回归学术本质，培养“战略定力”，“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退一万步讲，历史研究者即使有现实和功利的考虑，也不能完全无视学术与学者的基本尊严。
从学术刊物的角度而言，之所以如此强调写作问题，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文章的写作水平都是编辑和作者在合作过程中首先面对的“客体”，至于文章的思想、观点、方法等在处置次序上都不得不让位于写作质量。无论研究者的治学能力有多强大，史料收集与利用有多充裕，学术思想和观点有多新颖，理论和方法有多前沿，如果写作本身存在缺陷或文字表述水平不高，那就等于前功尽弃。论文写作及其水准既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这种结果的基本载体，写作本身的水平高低可以直接反映作者的历史研究水准，文字表达和写作水平亦由此直接决定了一篇学术论文的成败得失，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经验感觉，绝非夸大之辞，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相对于厚重冗长的学术专著，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学术刊物出现的文字硬伤等失误更为敏感，这些错误也更容易被发现，遑论刊物所属单位和出版管理机构对学术刊物还有严格的质检或年检制度。如论文在发表出版以后被发现存在硬伤，显然会极大降低学术刊物和编辑的声誉，当然也会明显降低作者本人在历史学界的学术观感，这是典型的“双输”“互害”。文字表达、文字规范的问题貌似微渺，但在当前比较浮躁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如果一个作者非常重视文字规范和写作质量，那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他有意愿、有心性全面检视整个文章的史料、叙述、结构、逻辑、观点等更为重要的维度。反之，如果一个作者不重视文字规范和写作面貌，也很难说他在短时间内观照到了文章的各个重大方面。这就是高度强调文字规范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何本来属于技术性层次的文字规范，现在倒成了决定文章能否发表的“战略性”问题。
同时，编辑固然承担着拟发表论文的文字编辑责任，但如果编辑仅仅成为或被迫成为单纯的“文字匠”，也不啻于另一种“智力浪费”，毕竟学术刊物及其编辑拥有独特的信息资源和观察视角，可以为所属学科的整体学术进步提供更多切实有效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在这个问题上，《史学月刊》前主编李振宏的认知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我们深知，编辑不可能比学者更高明，刊物主办者不能对学术指手画脚。但是，就学术发展的状态说，单个人的研究，总是处于散在的状态中，而众多研究成果的集散地，则毫无疑问会呈现一种风气；而这种风气则在学术传播的同时，影响着整个学术群体。所以，刊物的主办者，在引导学术风气、规范学术秩序、形成学术趋向等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术期刊只有承担起引领学术发展的历史责任的时候，坚定地站在学术发展的前沿阵地的时候，才可能为学界所注目，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关注，也才可能奠定期刊在学界的稳固地位，真正成为学界的一方重镇”。近些年来，史学界的研究条件和环境获得了巨大改善与进步，研究者获取资料、信息、思想和理论资源的途径得到极大拓展，但整个国家社会的加速度发展、学术评价机制的主导性增强以及学术刊物之间的高强度竞争等因素，推促“时间”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学术刊物亟须在芜杂的日常工作与争取更多优质学术资源之间保持艰难平衡，学术编辑也需要协调日趋繁重的编辑任务与自身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篇在文字表达和学术规范方面非常优秀的历史论文，会大大减少编辑的工作量，从而为其腾出更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不断提高编辑能力，把脉历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动向。正因如此，年轻研究者若能抱持对自己和学术刊物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仔细地写好每一篇学术论文，持续提高自身的学术写作能力，切实减轻编辑的工作压力，与编辑形成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良好的合作与双赢关系，进而型塑“负责的编辑”与“有心的作者”之间更具建设意义的张力性学术结构，相信会对稳步提升研究者的学术写作能力和编辑的创造性工作水准产生积极的促动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简要点出了一段时期以来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中广泛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多少具有一定的批判性。目前很多年轻研究者追求的是文章的可发表性，而编辑则更多地强调论文的科学性，二者之间存在不小的“温差”，需要研究者与学术编辑付出同等重要的努力来弥补这一鸿沟。事实上，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特定逻辑和内在规律。研究者只要坚持主动、严格而长期的艰苦训练，并在持续不断的论文写作过程中保持对自身问题、不足和弊端的及时警醒与自我批判，就可以步入学术论文写作的“正规生产线”，写出符合学术规范的历史学论文，进而滋育自身的学术逻辑和理论创新能力。唯其如此，研究者才有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刻真正地“飞跃流水线”，完成治学能力和思维品格的自我超越，为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进步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创造性贡献。
学术研究是一生的志业，而写作更需一生的修炼，新一代的年轻研究者有必要透过严谨规范的学术写作，树立对于“学术”的敬畏之心。为了从学术编辑的角度就学术论文写作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笔者从前两年开始全面梳整和解读《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的三审意见与外审意见，努力从中总结出有关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负面清单”，亦即规范的、理想的学术论文写作至少应该规避的问题，并与相当多的年轻研究者就此做了具有实效性的沟通与交流，今后将陆续成文，提供给年轻研究者参考。笔者坚信，学术编辑是历史学界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其掌握的独特的学术信息以及由此型塑的独特学术体验，在提高历史论文写作能力乃至提升历史研究整体学术水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似乎比以往想象的更加重要。在这方面，学术编辑绝不可妄自菲薄，可以做、应当做、必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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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截取自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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