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谈宏观经济形势

针对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政协报通过撰文、接受采访等方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在此选取其中3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观点共飨。

李稻葵：

关注后疫情时代的“衰退”问题

李稻葵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谈及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时，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传统增长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增长的包袱，必须高度关注。

一是居民的前期消费被房地产投资所挤占；

二是以房地产开发商为首的一批前期利润很高的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操之过急，引发危机；

三是地方政府在2008年之后集中投资生产型以及消费型的基础设施，形成了大量的地方债。

随着疫情影响逐步退却，全球经济出现了一轮恢复性的反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走势和国际形势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李稻葵表示，我们必须看到后疫情时代，2023年之后，全球范围内仍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一是债务导致的衰退，简称债衰退；二是减碳导致衰退，简称碳衰退；三是产业链再布局导致的衰退，简称产业链衰退。这些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债衰退”“碳衰退”“产业链衰退”？

李稻葵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既要积极化解当前的压力，也要前瞻性地应对疫情之后各种各样的挑战与危机。

为此，李稻葵给出三点具体建议：

一是实施新一轮稳消费措施。对于那些房地产行业已经出现疲软趋势的三四线城市，重点是稳定房价，避免这些城市的房价下降，引发消费者恐慌，从而引发消费下降。对于房价仍然有较高上升压力一二线城市应适当增加土地供给，这是盘活地方财政和稳定房价从而稳定居民消费预期的根本之策。

二是加快新一轮城镇化。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合理应对新一轮人口跨地区流动的浪潮，既要稳定人口流出地区的公共支出和经济活力，为这些地区引进一批产业，同时也要对人口流入地给予更多更宽松的政策。

三是积极应对债务重组。对于地方债应当从中长期角度制定计划，合理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可以把一部分地方债转为中央政府的国债，同时，应当更加明确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探讨地方政府新税收模式。

四是积极推动低碳和科技投资。低碳和科技投资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建议在相关领域制定更为细致的补贴政策，积极引导民间资本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参与相关领域，盘活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在低碳和科技领域的转型升级。

（作者：人民政协报记者 李元丽）

刘尚希：

加快结构性改革步伐

 作者：刘尚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经济形势有好的一面，我国经济还保持一定的韧性，也有不太好的一面，经济脆弱性在加大，可谓形势严峻、风险不小。

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多项公共政策接续叠加出台，产生了极大的经济影响。此外，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使双循环不畅，增长潜力下降，经济的脆弱性增大。

我国的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的是城乡就业结构、人口结构的扭曲。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3%，说明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人口在随着市场化的拓展而扩大；而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仍有55%，这说明我国人口大多数仍是“农民”身份，而不是市民。这说明社会转型慢于经济转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对经济循环中的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严重拖累。再比如市场结构，在城乡分治体制下，呈现出明显二元化特征，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都是分隔的。在多头审批、监管的体制下，债券市场至今是割裂的。诸如此类的市场不统一，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几点建议：

一是经济增长、减污降碳、数据安全、反垄断、共同富裕、回归公益性等公共性目标之间应构建协同的生成机制，防止各行其是，相互对冲，避免给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社会供需良性循环。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形成清晰的多级改革目录和实施方案，着眼于中长期，把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治理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城乡分治带来的结构性扭曲与资源错配，增强经济韧性。

三是利用好降息的窗口期，发挥金融的现代经济核心作用。现代经济与金融日渐融合转变为金融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可谓“成也金融，败也金融”。金融已经深度嵌入供给与需求，对促进供需进入良性循环具有关键作用。美联储量宽政策不可能一直搞下去，一旦转向，将会加大我国资本外流及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留给我国政策空间的窗口期或正在收缩。降息是当前缓释风险、抑制经济收缩的关键一招。一方面，当前资本过剩，储蓄率高，具备降息的条件；另一方面，在高杠杆条件下，企业财务成本、政府利息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也迫切需要通过降息来对冲再融资风险，为货币政策传导减少障碍。对企业来说，假如降息一个百分点，其减负的数量规模远大于近几年的减税降费。为了更好地把握宏观政策的“时度效”，应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择机下调政策利率。

四是明年财政政策应适度加力，以对冲经济收缩风险。预测明年财政收入增速回落明显，广义财政收入的增长空间有限。实现稳增长目标，明年可考虑适度提升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应适当调整政府债务结构，提高中央债务比重，在地方债务中适当加大一般债务比重。

肖钢：

防范居民储蓄率下降过快

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作者：肖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过去40多年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高储蓄、高投资是重要推动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储蓄率仍高达40%以上，稳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但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必然趋势。2010年至2019年，国民储蓄率从50.9%下降至44.4%，其中，居民储蓄率由42.1%下降到34.8%，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

影响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结构变化。一方面，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储蓄占比相应下降。2010年至2019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49.3%上升至55.4%，其中，居民消费占比从34.6%上升至38.8%；相应地，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从47.0%下降至43.1%。同时，居民消费倾向在不断上升。2010年至2019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57.9%上升至75.1%。另一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逐年放缓，从2010年10.4%下降至2019年5.8%。

第二，人口老龄化。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而15-59岁人口占比为63.4%；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4个百分点，而15-59岁人口占比则下降6.8个百分点。老年人口迅速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减少，成为推动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发现，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根据当前人口数据和退休制度预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从2020年的0.68上升至2030年的0.88，居民储蓄率将进一步降低。

第三，居民债务增加。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08-2020年，居民部门杠杆率由18.2%上升到72.5%。债务偿付压力增大使可支配收入受到影响，拉低居民储蓄率。尤其是中青年家庭由于面临购房租房、子女教育等多方面支出压力，债务负担较重，储蓄率偏低。

居民储蓄率对宏观经济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一是储蓄率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相互影响，储蓄率是影响潜在增速的重要因素。二是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关系，两者之间具有稳健的正相关性，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中国投资率与储蓄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8。储蓄率下降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升级有不利影响。

居民储蓄与居民养老金财富关系十分密切。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居民储蓄率下降，但养老金财富在积累增长，居民财富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养老金财富可以弥补储蓄率下降导致的长期资本缺口。比如，美国国民储蓄率虽只有18.7%，但养老金财富却相当于GDP的140%，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养老金财富，成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

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老龄化加剧，储蓄率下降，养老金体系不健全、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我国过多依赖第一支柱，而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发展面临诸多困难，许多省市养老金收不抵支。有研究预计，2036年左右，累计结余将耗尽，财政补贴规模会越来越大，难以弥补养老金缺口。因此需要加快完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财政支持和国有资产划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做好养老金制度的系统配套。

在储蓄率下降趋势中，还要注意研究居民储蓄的结构。从广义来说，居民储蓄可分为实物储蓄、金融储蓄和养老金储蓄三部分。现在，实物储蓄占比过高（主要是房地产），金融储蓄占比较低，养老金储蓄很少。2019年中国居民财富配置于金融资产比重为20.4%，比美国低22.1个百分点；而配置于住房资产的比重达59.1%，高出美国28.5个百分点。未来需要通过调整结构来增加长期资本来源。

应对居民储蓄率下降趋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增长，减少对高投资、高积累模式的依赖。同时，加大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增加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等支持力度，助力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

总之，居民储蓄率下降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关键是防范储蓄率下降过快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补充养老金储蓄，增加长期资本来源，优化居民储蓄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原文刊登于

2021年10月26日《人民政协报》

第5版、第6版财经周刊

版面编辑丨人民政协报记者 崔吕萍

编辑丨赵爽

审核丨毛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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