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期 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是保持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绝对优势

大道天下智库 第5期

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

是保持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绝对优势

2022年1月17日、19日（公开版）

大道天下智库：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是必须保持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绝对优势。中文“宗教”的本意，宗是祖宗血脉，教是文化传承，缺一不可。

只有中国文化揭示了宇宙的真理。顺应天道为正，违背天道为邪。天下为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大道天下智库的使命。

本期提要：“人越多越穷”是西方对中国进行的战略洗脑。西方的洗脑遵循这样的套路：西方人提出理论，而“专家”进行“科普宣传”吓唬老百姓，从战略上影响政策。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出生1062万人，死亡1014万人，仅增加48万人。

人口出生率为7.18‰，是自1950年以来的新低。1062万的出生人口，也创下了新低，这还是在放开三胎的情况下：

2011年 1785万

2012年 1973万

2013年 1776万

2014年 1897万

2015年 1654万

2016年 1883万

2017年 1765万

2018年 1523万

2019年 1465万

2020年 1200万

2021年 1062万

从趋势看今年人口将负增长，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刻不容缓。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美国对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猛增长产生了恐惧。

1952年，洛克菲勒三世在纽约建立了人口理事会，致力于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

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爆炸”等理论铺天盖地。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人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67年秘书长设立人口活动信托基金，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主要职责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问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人越多越穷，越穷人越多”，把这一类理论观点推到了顶峰。

联合国人口基金成立后，不断表达援助中国的意愿。

基辛格也同样热衷于向中国推销这个理念，却遭到了毛主席的当面嘲讽：

“让他们搬到你们国家去，他们会制造灾难，那样你就减轻我们的负担了。（笑声）”

上图：1973年2月17日晚毛主席接见基辛格谈话的美国官方档案

下面我们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看待人口问题的。

1．新中国前30年的生育政策

1949年9月，毛主席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

批判马尔萨斯主义，不是因为毛主席认为不需要节制生育，而是因为毛主席从没有把人民看成为是国家的负担。

1956年，毛主席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明确的表达了提倡节育的观点：

主席是这样说的：

“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1956年8月6日，卫生部发出《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指出：“要知道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政府应准备一切条件，来指导并解决群众对避孕的需要，以使广大群众能有计划的生育、调节生育密度，保证妇女和儿童的健康。”

除了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利于人民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以外，政府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撰写通俗性的小册子，宣传人体生理卫生和避孕节育的科学知识，投资和引进生产避孕器械的工厂。

60年代，炔诺酮口服药丸和宫内避孕器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刚一出现，国务院就要求国家科委组织科学攻关小组试制安全、高效的避孕药械。60年代后期，仍然从战备物资中拨出足够的橡胶材料，供给生产避孕套。70年代以后，根据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定期选派医疗队伍巡回下乡宣传计划生育和为村民提供具体的节制生育服务，成为城镇卫生部门的一项制度。

特色一：国家承担居民避孕和节育的全部费用。

50年代中期以后，计划生育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日常工作，先是城镇居民中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的节育费用由组织宣传活动的卫生机构负担，后来发展到全体城镇居民都由所居住地区的卫生部门承担。60年代以后，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国家也免费给农民提供避孕和节育服务。

特色二：人民群众自愿实行避孕和节育。

与共和国后30年的计划生育制度比较，前一个30年的最大特征是按照主席的“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由人民群众自由实行避孕和节育，禁止强制限制居民的生育。

虽然一些地方提出了诸如“一儿一女一枝花”，“晚、稀、少”，以及“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但政策上并不强制实行。

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华国锋说：“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

从总体上来说，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都是由群众自己决定的。

效果：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从1966年左右的高峰6.38开始大幅下降，到1978年已经降到了2.94。而维持人口不减少，生育率至少要在2以上。

这说明新中国前30年的生育政策“国家承担费用，人民自愿节育”是成功的。

2．强制一胎的诞生

1978年，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

1979年总设计师访美之后，中国“重启了和国际社会的合作”，签署的第一个重要协议就是接受国际援助帮助中国控制人口。

1979年5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北京同我国政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北京设立了驻华办事处。基金会决定第一期给中国5000万美元，用于解决中国的“人口困境”。

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要知道1978年我国外汇存底仅有1.67亿美元。

有了巨额资金推动，进展就快了。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1980年举行的五次人口座谈会之后，“只生一个”成为新人口政策的重要标识。

1982年9月，实行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5000万美元，是西方叩开中国大门的第一笔国际援助。

不过，这5000万美元存在一个技术上的障碍，那就是这笔主要从发达国家筹措的钱，不能直接送给中国这样的“非自由民主”政府。

为了让美元落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出面，让中国社科院先名义上设一个中国人口研究中心，教育部也召集有关高校挂出一批人口研究室（所）的牌子，特别以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为依托成立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人口基金会急于要把钱送进来，帮助中国控制人口，对此睁一眼闭一眼，驻华机构也就跟着落地了。

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政府里除了从事外交和外经贸的官员，就算是计划生育干部出国的多了。

第一期5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推动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建立了从国家到基层的覆盖全国的各级计划生育官僚体系。

就这样，计划生育工作由过去主要为群众的节制生育服务的职能，转变为贯彻生育政策，管理和监督每个家庭（妇女）的生育行为。

而为了配合“人越多越穷”理论，中国的某些专家，吓唬中国老百姓“人口大爆炸，中国危险了”。他们名噪一时，成为当时的“网红专家”。

他们用控制论模型进行了“科学计算”，提出：

“从现在起到1990年平均生育率必须下降并保持为1.5，从2040年到2050年再由1.5提高到2.04，则下一个世纪末，即120年后，全国人口基本上可稳定在七亿的水平上。”

有了“网红专家”的“科学理论”，部分地区出现了激进的动作。

“一胎上环、二胎结扎”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主任钱信忠认为在中国搞计划生育，最为有效的办法还是“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在这一工作思路指导下，不少的地方规定凡是生育了两个孩子的，40岁甚至35岁以下者，一律结扎。在1979-1981年，全国妇女每年实行结扎的最高年份有500多万例，人工流产（包括大月份引产）900多万例。1983年，全国妇女结扎1640万例，流产1437万例。

1983年，钱信忠获联合国首次颁发的“世界人口奖”，表彰他对人口工作的杰出贡献。

但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大结扎为中心的工作安排，加剧了“一胎化”生育政策以来在计划生育领域的强迫命令和违法违纪行为，尤其在农村推行的大结扎和人工流产、引产，带来很严重的社会后果。

“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有的地方甚至组织“夜袭队”，晚上去抓计划生育“超生户”或结扎对象。

中央采取措施，免去了钱信忠的职务。1984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108次会议严肃指出，要严禁采取野蛮做法。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完不成任务的党政企事业领导不得提拔甚至有要被免职，这类问题还是存在。

美国人一箭双雕

1985年，美国指责联合国人口基金参与了中国不人道的强制堕胎和非自愿的绝育，撤回了1000万美元捐款；1986年以同样的理由停止了2500万美元的捐款。

美国占据了道德的高度指责中国，日本在1986年积极捐了3390美元，成了最大捐款国，填补了美国的窟窿还有的多呢。

联合会人口基金的合作继续进行。三期之后，1994年中国被列入非主要援助国，并停止了援助。1998年又开始少量恢复。

结果：

经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多年的密切合作，中国的生育率降到了1.6。

3.全面放开二胎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2016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长达30多年的强制一胎化政策终于正式结束。

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其中二胎721万。死亡人口977万人。

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其中二胎883万。死亡人口986万人。

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其中二胎约50%。死亡人口993万人。

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其中二胎835万。死亡人口998万人。

可以看到，如果不是放开二胎，中国总人口2016年就已经负增长了。

但是中国出生人口仍在下降，死亡人数在上升。中国的生育率早已低于美国，老龄化和未来人口负增长，可能要影响中国一个世纪；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在继续下降。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称：“过去十年从人口总量上看，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是放缓的，但仍然保持了平稳增长。” 

实际上，尽管放开了二胎，最近几年中国出生人口依然快速下滑。用十年总量增长，来掩盖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行的。

2021年5月31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重大日子。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种和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是物质基础。

保持人口数量和质量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

任何威胁中国人生存安全和健康的行为，都必须坚决反对。参见：满身抗体，健康之殇

必读文章：

智库文章：

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