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预支的账单：“隐形贫困”青年的消费群像及发展呈现 | 文化
导 读
“隐贫”青年泛指那些处于浓烈消费社会氛围下，因自身消费欲望越级支配而导致阶段性综合资本赤字的群体成员。他们作为社会阶层内部的一种亚阶层，有着自己独特的消费理念、消费实践和消费模式。“隐形贫困”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虽然能从侧面帮助其宣泄社会压力、提升生活品质、巩固身份认同，但也暴露出他们缺乏长期财产规划、放恣物质享乐、文化鉴别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因此，需要各界尽快统一共识，有的放矢的对城市青年“隐贫”消费困境破题。
被预支的账单：
“隐形贫困”青年的消费群像及发展呈现
作者：刘凯强
摘 要
“隐形贫困”作为近期青年群体非常规集体行动诱发的一类反传统经济后果，其收支失衡本质反映出的“伪贫”悖论逐渐演变为甚嚣尘上的消费争议之一。当前我国“隐形贫困”青年的现实构成表现出，年龄区间集中于“准成人期”、社会背景趋向于“中位阶层”、发生空间聚拢于“摩登城市”三大特征。“隐贫”青年体量扩容的背后是经济发展促动消费“数—质”结构进阶、糅合型文化引致消费策略变更、智能工具进化辅助消费便捷性“落地”、多元休闲方式拉动消费部落主义兴起等归因合力助推。这就亟需立足“隐贫”现象滋生的消费表征“去我化”、消费“精英形象”越度示同化、消费理性反身禁锢化、世俗化消费失范频现等客观风险，有的放矢地帮助“隐贫”青年健康“脱贫”。
关键词 ：“隐形贫困”青年 消费群像 生成动因 风险制造
“贫困，就像美那样，多数存在于发现它的注视者眼中”[1]。阿玛蒂亚·森拟人化地勾勒出了贫困的相对性特征。然而，在传统相对贫困的内涵之上，近两年我国各大城市中涌现出一批被标签化为“月欠族”和“负翁”的青年群体：他们在“后台”空间内利用各种方式透支财富预算，来维系“前台”空间看似有闲阶层（leisure class）体验的享受型生活。这种因非正常消费导致的阶段性入不敷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相对贫困，它更多是人们对自我“收入能力有限—消费欲望无限”这一结构矛盾管控失序造成的即时性收支失衡。本文将从“隐形贫困”青年的构成特征、形塑原因、潜在危险等角度对该争议消费现象进行多方位解读。
“隐形贫困”早在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针对消费社会贫困人口的研究里便初窥端倪。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穷人首要且最关键的社会定义是不完美或暗含缺陷——换句话说，所谓贫穷的消费者实际上就是条件准备不够充足的消费者”。[2]鲍曼认同体系中的“穷人”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消费过程中综合资源表现出相对不足的人。让·鲍德里亚认为，当人们在寻常工作和无激情生活中越感到乏味或疲惫，就越愿意借助消费寻找心理慰藉。“消费毫无疑问成了那些想要改变阶级地位、生存状态、情绪感知的个人或群体的催化剂……但人们不停购物、旅游、娱乐却更像是将消费误视为一根救命稻草，这类‘固执的希望’注定是一场陷入贫穷的自我泅渡（Self Crossing）”。[3]安格斯·迪顿进一步剖释消费之于贫困发生的多维影响后指出，传统人均收入和支出的数据无法概括所有贫困类型的成因，个体贫困状态的精准测算要从三个层面度量：首先，所持资源集合网是否能覆盖日常消费实践的大多数角落；其次，个人资源应与家庭成员资源相统一，综合二者总体水平才能确定行动者开展各类消费后是否会落入贫困线标准之下；最后，资源主观错误分配而产生的穷困经历并不该被定义成“实在贫困（Indeed Poverty）”。[4]迪顿的理解中，打破资源消费平衡所制造的贫困本质上只是暂时性“假贫”，它难以真实映射出个（群）体长时性的生活境况。
“隐形贫困”现象在国内的学理分析肇始于2006年一篇名为《消除“隐形贫困”需要政策清晰》的时政评论。但该文主要研讨的是我国乡村地区农民低层次温饱背后掩盖的“贫困隐性化”问题。[5]其严格意义上与本文所思考的由非正义性消费催生的“伪贫”不通盘契合。“隐贫”真正被赋予时下流行含义是2018年在新浪微博上出现的一则调侃释义：“有些人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有玩，背地里生活却很潦倒。”[6]此微博发出便吸引了国内学界关注。敖成兵判断“隐形贫困”是青年阶层内部的亚文化，主要由年轻的新都市白领、自主创业者、工商业中级服务人员等组成。他们不属于纯正的低收入群体，却在休闲娱乐支出之后沦为青黄不接的“隐贫一族”。[7]高彦菁强调“隐贫”青年美好生活的背后是负债累累，信用卡等借贷工具使其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穷人”。他们是随我国消费社会程度加深而诞生的过度迷恋商品象征意义的独特群体。[8]杨雄则发现从“佛系”到“隐形贫困”这一网络话语机制的演进，深度反映出部分青年人的社会适应无力。超前消费来“刷存在感”的亚健康行为会给年轻一代臆造心理焦虑，乃至更严重的生活风险。[9]
综上述之，笔者以为，“隐形贫困”青年是泛指那些处于浓烈消费社会氛围下，因自身消费欲望越级支配而导致阶段性综合资本赤字的群体成员。他们并非国家层面贫困术语体系所界定的一般贫民，而是为满足主体物质体验及精神需要进行不适宜花费后出现的时效性资源掣肘。
二当代“隐形贫困”青年的现实构成特征
“隐贫”青年作为时代嬗变和社会转型的产物，要想精确了解其现状特质，应当结合理论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种方法。本调查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的被访者具备三个限定条件：一是，年龄在国家统计局官方界定的16-34周岁；二是，身份背景、职业工种、教育程度、工资收入等个人属性持开放式态度，以突出资料异质性；三是，考虑到中国城乡社会的二元现实及其附带在居民经济水平和消费反应上的客观堕距性，14位样本成员（名字已做技术化处理，编码F为女性，M为男性）覆盖城市、县城、乡村等社区（见表1）。调查使用半结构访谈方式收集录音资料，经过事后整理与誊写辅之理论概括，以期提炼出我国当代年轻人“隐贫”现象的内涵特点。
▼表1 访谈者基本情况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一）年龄区间集中于“准成人期”
2019年6月，汇丰银行联合海尔金融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国内90后群体平均负债率高达1850%，人均负债12.79万元，占比消费贷款人群接近43.48%，以贷养贷用户更是已逾三成。这组数字直观展现出了我国消费主力的低龄化趋势。事实上，现代化力量多个维度的渗透，在革新国家、社会和市场间互动关系的同时，个人各生命周期内承担的行动意识、标准和模式也在与时更迭。这就在原本顺序分明的线性生命周期轨迹上衍生出了模糊性和错位性特质，且孕育一个介于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的新生命阶段——“准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对此杰弗里·阿奈特认为，“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扩长、结婚和生儿育女时间延迟、就业不稳定状态持续，极易催化出一种新生命周期，即‘成人初显期’。该时期的青年虽然生理内容上接近发育成熟，但社会和文化内容上仍不完全成熟，其认同具有探索性（Exploration）、波动性（Volatility）、自我聚焦（Self-Focus）和乐观主义（Optimism）”。[10]易言之，急遽变迁的社会中，个体成年身份及其配套权利义务的获取变成了必须与各发展性要素充分协商、权衡和角力的结果。
延伸至消费领域，正是这种“生理成人性”和“社会成人性”间的断裂或脱节，侧面颠覆了传统社会内年轻群体一贯稳定的“消费履责”情况。处于“准成人期”的青年一方面通过劳动付出或家庭先赋等途径拥有了一定经济资本，加之暂时不用过多肩负养老或育孩等人生职责，可以相对放心和专注的进入涉及个人生活品质的消费选项；另一方面，现代/后现代消费意识的觉醒扩张了前卫、炫耀、攀比式消费的受众范围，致使缺乏健全风险意识和足够资金储备的年轻人一旦因越轨消费引发先前财富积蓄消失，便会遭遇生活质量下降，被塑造为“新贵与隐贫吊诡的矛盾体”。被访者F2谈道：
“我大学毕业工作才三年，家里父母还没退休，对象也才谈，不急着结婚，所以花起钱没什么顾虑。虽然目前收入还行，但有时过分敞开花，个别时间段也会出现周转不开的尴尬情况。”（访谈时间：2021/3/8）
可见，身处“准成人期”的青年的确能够享受一段历时不短的个人、家庭、社会责任延迟的“幸福光阴”。但以此探索生活方式的思维导向会无形弱化90和00后人群消费的自律性和前瞻性。
（二）社会背景趋向于“中位阶层”
纵观当前国内“隐贫”青年的大众生态，有两处细节格外引人注目。其一，这些年轻人花钱能力较强：“朋友圈”不时晒出令人艳羡的旅游风景、当季新款衣着、高级餐厅美食；其二，他们的显/隐性收入总和大致达到或略高于当地平均线，位于“不上不下但又可上可下”的境地。这两项条件复合起来恰恰反映了“隐贫”群体最突出的构成本质，即，成员并非传统概念上生活挣扎的底部阶层，反而是那些财富、声望和学识等社会背景要素都尚可的“中位阶层”更易陷入“伪贫”陷阱。被访者F1为此说到：
“按道理说我30岁就做到X公司的人事主管，但每个月工资还很紧张，甚至还不够花。这种情况在跟我差不多条件的同事中比较普遍，讲到底可能还是跟追求高品质消费、超前消费有关。”（访谈时间：2021/3/5）
笔者认为对“隐贫”青年背景的考察可以遵循马克斯·韦伯的三元阶层分类标准：（1）财富—经济标准，指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的生活机遇及其收入来交换商品与劳务的能力；（2）声望—政治标准，指个人在所处社会环境中所获地位、权力及受尊敬的程度；（3）教育—文化标准，指人们长期内化的知识体系、经合法化制度确认的各种学衔以及已经物化的文化产品[11]。当下，“隐贫”青年比照此三重指标表露出明显的“社会居中性”：第一，从经济指标来看，“隐贫”青年中很大一部分个体收入来源较为稳定且数量可观，虽然他们与富裕阶层存在距离，但足以支撑其基础性衣食住行开销并对品质化消费具备一定消化力，整体上与当地居民横向比较并不逊色；第二，从政治指标来看，“隐贫”青年及其原生家庭成员所从事职业的社会认同度尚佳，不乏都市白领、体制内人员、工商业初中级管理者。其地位声望在所处外部环境中能保有基本的体面感；第三，从文化指标来看，相当比例的“隐贫”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甚至包含高学历习得者，属于他者常识性观念中的文化精英，“隐形贫困”不应简单与教育失能列上等号。有鉴于此，“隐贫”现象的主要承载者汇集在社会综合因素对照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位序阶层。
（三）发生空间聚拢于“摩登城市”
消费主/客体间关系的发生及其密切程度，除了受消费主体持有货币（一般等价物）量级多少的影响，还深受消费客体分布空间内数量、质量、环境等结构性要素的影响。客观审视，目前我国城乡发展二元“剪刀差”痼疾尚未彻底消解，由此附属的消费水平层差性仍较为显著。城市空间林立的大型商超、浓郁的消费氛围、完善的“生产-销售”链，使得有关消费客体的信息会比在乡镇空间更加完整的暴露于公众面前，并刺激人们更主动占有。柯林·坎贝尔对此表示，“经过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接续积累，城市不再只是物品的生产之地，而是更重要的消费之地，商店、餐馆、运动馆等设施已经将城市塑造成更先进的消费服务空间，这点是非中心区域的乡村所无法企及”。[12]概言之，市场化机制作用下，城市最大的变迁特性之一在于从生产中心向消费中心靠拢，成为时尚、前沿、流行等“摩登潮流（Modern trend）”的载体，交错营建出多元共同体生活的时空结构，进而演化成“隐贫”青年的聚集地。
首先，现代城市是集体/私人消费的中心。它除了满足人们基本生存型需求外，还主要满足了人们层级较高的发展型需求。城市所提供的休闲购物、娱乐健身、商业社交等高级活动迎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旁引导人们将始源性的消费欲望具象化为高频率、大金额的消费行动。摩登化城市将人们笼罩在一个光怪陆离的“消费容器”之中，寓于其内的个（群）体会被诸类“消费物”所诱惑、揣摩和干扰，变动了起初合理的消费选择。其次，我国快速的城市化步伐在各地域间创造出多个规模庞大且相对平稳的市场圈或购买圈。它反向扩充了城市中心这一高级消费空间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使年轻居民各种层级的消费需要有了落实场所。人们高档次消费诉求在地理空间上向城市的集中，又促进城市化身为各类高级消费发育和走向成熟的场域，这一点是消费设施相较薄弱的乡镇所难以比拟的。被访者F7如是说：
“我从小一直生活在X市，身边充斥了各种消费商品和服务。但大学毕业考上村官去了X村做扶贫专干后，明显能感觉到农村无论是消费基础设施还是消费条件比市里要差不少。（访谈时间：2021/3/29）
可见，内容丰富的城市消费体系会将身处于内的青年对所谓自由、平等、愉快等感情认知转换为即时行动，从外部无形降低其消费的判断力、自制力和规划力。
深入检视某一新消费现象不仅要发掘社会结构更替引起的外构力量，还应共情消费者本体系统改变带来的内构力量。因而，须坚持联动性视角对“隐贫”青年浮现的成因展开探析。
（一）基础驱力：经济发展促动消费“数—质”结构进阶
消费表面上是个（群）体私民化的自由实践，但实际上其各种形态的时代演变无法脱离所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核心外延力量的干预。“隐贫”青年消费形象的呈现虽然存在褒贬不一的评价，但不可否认，它既是我国经济正向转型过程中的连带产物，更是全社会消费“数—质”结构日趋高阶的一种生动反映。
一方面，消费数量结构的整体充裕增强了青年商品选择的丰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消费品供给基本形成了“强市场化—强社会化”的格局。即，市场主要负责供给私人消费品，而公共消费品则由政府、企业、组织机构等社会化力量协同提供。这种由多主体合力介入“私人—公共”领域的供给模式，某种层面上属于商品供应数量最全、覆盖面最广的“理想类型”。复合型的消费品支撑体系有效提升了商品流通额度、速度和更新率，激发年轻人对各类“消费物”拥有更高期望值和更强购买欲，继而转化为现实消费行动，物的丰盛性客观上添加了人为资本溢出支付的风险系数。
另一方面，消费质量结构跨属性升级拔高青年商品选择的品质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途经了以“量”（物质）为目标的一元模式、以“质”（物质—精神）主导的二元模式、以反映“感性诉求”（物质—精神—品味）的三元模式。“隐贫”现象形式上是青年追求个性、新奇和符号消费的后果，实际上是人们对消费品质侧重点的界面转移。即，实现基础耐用物质资料的无障碍占有后，人们愈加中意能够展示自我价值和趣味外露的商品。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趣味是对资源分配的实际控制，它使人们直觉感触到某一固定角色的个体生活方式如何发挥社会导向作用，引导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角色占有者走向适合其特性的社会地位”[13]。当前青年奢侈品消费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反映的便是该群体更倾向通过金钱付出来夸示自身优越地位和独特格调，以达到功能性心理需求的满足，这也变相增加了年轻消费者的超必要开销。
（二）认同碰撞：糅合型文化引发消费策略变更
消费认同是指个（群）体通过消费来表明与他者间的同一性或异质性，从而对自己消费作出行动定位和价值归类。一方面，它反映出人们内心关于某种消费文化的认可程度；另一方面，人们日常消费认同又总是源于特定文化情景，没有哪一种与文化“脱钩”而独立存在的认同，诸项消费行为的解构离不开对所处文化隐喻的深层剖析。在日益开放包容的场域下，欧美社会充斥的各类消费文化正借助全球化浪潮，二次书写着我国年轻人对传统意义上消费实体性、规则性和象征性的理解。“隐贫”现象的出现恰是中西方多种消费认同激荡后，产生两类糅合型文化促使青年群体消费策略地转变。
其一，价值糅合型消费文化。它是用来解释个（群）体行动背后价值的社会来源（Social-origin）和社会认同（Social-identity）的文化。青年外显化的消费行为通常是受某种内隐化的价值系统或规范系统支配。日常生活中与价值糅合型消费文化关联最紧密的是人们消费惯习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人们消费惯习受传统“去甚、去奢、去泰”等节俭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双向束缚，整体欲望性较弱且封闭性较强。但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享乐性消费文化进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动的本地新式商业蓬勃发展，松动了旧式消费惯习对当代青年的硬性规制，并在内部衍化出一类“花明天钱圆今天梦”的超前消费文化。在此文化扰动下，一旦个体错误预估未来一段时间内收入阈值与消费欲望间的适配度，便容易落入寅吃卯粮的窘境。
其二，功能糅合型消费文化。它是各种元素组合后将消费加工为具备表现意义，让他人感染到该消费行为意欲向外传递的主观思想或客观讯息的文化。在中国长久内敛含蓄的文化取向下，功能型消费文化时常作为一种“欲迎还羞”的亚文化被抑制，人们消费的功利色彩并不强烈或只是在盖房、婚丧嫁娶等特定领域中才表露出来。但伴随西方肯定自我、夸耀炫示等文化动向的涌入，21后世纪我国消费者功能型消费文化受到外界刺激迅速释放，特别是成长在新时代大潮中的90后、00后，更加渴望凭借消费实践来达成展示地位身份、表现气质品位、完成社交互动等附加消费目的。这意味着他们在判断所采取的消费策略时会青睐那些功能性更鲜明的消费物，与之而来是背负的货币包袱膨胀。被访者M2说：
“我服务的证券客户整体层次还不错，那我也不能显得太差，否则人家就会质疑我的专业性。我每个月薪资在X市不算低，但仍感觉有点捉襟见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面子。这不，去年买房又买车，现在每个月车贷房贷1万多，日子看着过得光鲜，但背后的经济压力很大。”（访谈时间：2021/4/2）
（三）技术支持：智能工具进化辅助消费便捷性“落地”
近年在国内青年群体中兴起的跨境代购、新零售、宅经济等众多新消费业态，大多是依托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具体展开。时下以互联网为核心介质的科技力量正强势崛起并空前变革着人们消费方式。20世纪70年代，阿尔文·托夫勒就将智能化的网络工具断言为日后消费社会的主导力量，“在不确定的未来，可以确定的是网络会使所有人愕然，其遍及的分支将同时扮演‘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角色……与传统物质消费和劳务消费相比，互联网因子串联起的是一种间接消费，它享用的并非网络和信息本身，而是网络、信息及其一切依附要素所创造的智慧化成果”。[14]基于网络本身的强中介属性会在人们消费模式中掀起现代化的时空分离，形成一种“抽离化机制（Extraction Mechanism）”。即，个（群）体借助先进技术摆脱了传统消费中具体时空点位、交易环节和互动程序等方面的繁琐规定，在动态条件下的虚拟界限内灵活采取消费行动。笔者以为，“隐贫”现象的加剧正是智能工具进化对青年在货币“获得—支出”两方面促成了双重干涉。
首先，便捷化智能工具削弱了青年财富移交的审慎性。传统社会中人们消费建立在现金货币的周转上，面对面将相应数量的货币或一般等价物递交他人。但近年各种网络支付手段的迅猛发展，消费随即步入“非现金时代”。指纹、面容支付的便利性让人们在花钱时感觉不到原本现金付款的厚重感和严谨感，甚至产生一种“没有花自己钱”的错觉，这就使得高消费意愿的年轻人不经意间忽略了自身财富流失。对此，被访者M6感同身受：
“爸妈那个年代买贵重物品还要去银行取了钱再付，有个弹性的再思考时间。哪像现在直接都是支付宝和微信，扫一下码几秒就把钱付了。方便是方便了，但有时候很容易在那种浓烈的消费氛围下冲动消费。”（访谈时间：2021/4/18）
其次，便捷化智能工具加强了青年财富赊欠的随意性。90后、00后由于受到“收入抑制—消费刺激”间矛盾的影响，渐渐接纳了借贷消费模式，长时性的依靠诸如信用卡、花呗、借呗甚至是渠道不明的小额贷款等分期支付工具来达成即刻需要的落地。在这些智能工具搭建的借贷平台鼓动下，年轻人看似体味着随时、随地、随物“皆能买”的快感，但此种仿真的消费快捷性一经泛滥，会将他们推向手无储蓄却提前享受“账单式小康”的生活序列。被访者F6聊道：
“我目前读博扣掉学费住宿费，一年加上各种奖助学金和导师劳务勉强有个3万多。这个钱光生活肯定够了，但我是女生，一些基本化妆品还是要的，再加上博士现在社交花费也不少，我还是比较依赖花呗和信用卡的，真还不起的时候就找男朋友或父母帮忙。”（访谈时间：2021/3/28）
总体来看，智能工具及其科技配套营造的分期支付普及化、借贷资质低门槛化、贷款流程简单化会不断把居于消费主义边缘的人群也拉进这场“轰动”的透支运动。
（四）社交诉求：多元休闲方式拉动消费部落主义兴起
随着都市生活步伐高速化和岗位竞争内卷化，年轻人在各自单位愈发被视为“黄金劳力”。用来身心排压的社交空间在选择范围和结构安排上的弹性持续收缩。此情境下，部分与“游戏”“高峰体验”“畅快”等感官知觉联系在一起的发泄型消费成为年轻人感受休闲的重要渠道。亨利·列斐伏尔坦言，“消费是劳动者以其自由意志而投入的消遣，外在于家庭、职业和社会的需要与责任，其目的是放松、娱乐以及变得有情趣”。[15]换言之，快节奏的生存现实下，消费逐渐被大量青年默认为在“买买买”的过程中既满足物质性欲望，又表达社交性诉求的休闲行为。消费的这种社交属性被放大后，会酝酿出对某种商品拥有类似需求或兴趣的个体聚集，并上升为围绕该类物品进行日常生活化的爱好交换和情绪共鸣，最终形成一种部落主义的消费倾向。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提出部落主义（Tribalism）概念以强调情感因素对于社会聚合的作用机制。他认为人不能孤立地存在，共通的情感体验会促使人们汇聚出相似性的群体活动和社交倾向，并基于个人喜好和兴趣经验来选择同类正式或非正式团体。[16]伴随消费兴起的部落主义特点在于，人们不完全将消费看成是理性主义干预下彼此间针对某种资源溢出效应而展开的零和博弈，而是为了追求本我快乐动机而选择的休闲共处，人们为了维持这种情感上的“在一起”，心甘情愿支付更多经济成本。当代派对聚会、明星演唱会、cosplay团体等休闲消费的日盛，正是人们热衷某种趣缘而在集体化激情下将自己归属至对应的“圈层”。被访者F3聊及：
“我平时爱买洛丽塔风格的服饰、参加粉丝后援会，不为别的，一方面是单纯喜欢，另一方面可以在我们这个小团体中找到归属感和共同话题的好朋友。但这些活动‘起步价’可不便宜，爸妈给的生活费有限，如果都想要就得压缩其他开销。”（访谈时间：2021/3/21）
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巨大的今天，青年确实可以将消费推演为释放疲劳的一类社交行动。但这一历程中，部落主义所蕴含的理智化缺失和极端化共情会导致年轻人为追求“志同道合”或“报团取暖”，一味在休闲消费上与他人追求一致。加之，当下商业主体又都积极致力于创新各类休闲项目，鼓励青年通过物品/服务买卖达到解压及宣泄等目的，这不免会在全社会刮起“过界休闲”之风，增加消费资源合理分配难度。
四 青年“隐贫”现象的消费风险制造
从长期观察，作为逾越个人基本需求和支付能力的消费现象，“隐形贫困”会同步制造出一系列隐患破坏青年的全面发展。
（一）全球化支配效应加深群体消费表征“去我化”
“隐贫”青年虽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衍生的本土消费群体，但其发酵之势很难剥离全球化影响而独立注解。事实上，全球化帷幕拉开伊始，西方一整套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便向国内急速延展，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90后、00后一代人中外溢出一重支配效应，以致我国各大城市中的青年从消费逻辑到消费实践都越发与欧美诸国趋同，深陷一种“去我化”表征。依照弗郎索瓦·佩鲁之言，“去我化”就是某股力量对另一股力量施加了不可逆转或部分不可逆转的压制，使受支配方原先有意义和不可忽视的特征被吞噬，完全或很大范围融入进支配方的生存要素和环境，原发的“单个我”变成“整个我们”。[17]简言之，“去我化”就是事物个性式微而共性扩张。笔者认为，现今强烈的全球化支配效应不仅会滋长“隐贫”青年的数量规模，更会从“文化—实物”两个层面放大青年群体消费的“去我化”风险。
首先，消费文化系统一致化倾向强化。这一趋势源于两方：对外，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立足全球化平台打通本国文化性商品在我国文化领域的通行轨道，让其消费意识形态在我国年轻人群体中赢取共识，借助物质产品来实现对国内青年的“文化诱引”；对内，本土早发精英阶层的享受、夸耀、标新等消费文化开始下沉，对中产阶层产生示范性和模仿性。此双重“文化施压”会使成长状态下的青年个（群）体丧失“我性”消费文化中的独立思考和研判能力，盲从于外界铺陈的文化体系。
其次，消费生活方式虚无化程度烈化。乔治·瑞泽尔最早引入“虚无”概念来分析全球化对人们日常生活引起的转变。它是指“西方国家集中创立、控制并比较而言缺少特色和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18]当前青年消费生活方式之所以潜存“虚无”危害，正是因为广大消费“虚无之物”的制造权仍掌握在综合实力更领先的欧美发达国家手中，且不停渗进我国消费者。试想，当人们身边堆满舶来的实体消费物时，必然极难挣脱其设定的特色匮乏、意义空洞、个性抹消的消费模板。
（二）消费主义散播诱导“精英形象”越度示同化
伴随我国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提升，越来越多消费者逐步搁置节俭主义取向而转至消费主义取向。从正外部性出发，消费主义加快了地区内生产力转型、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但其负外部性却会激发个（群）体欲望的无休止膨胀。“隐贫青年”既是消费主义作用在个（群）体身上的后果，又会转化为消费主义的传递主体，经此现象扩散的消费主义会在青年人群中折射出一种对所谓消费“精英形象”的盲目示同。在普通消费者眼中，“消费精英”代表着时尚和上层体验，大众阶层会通过各种支出拉近与所认同精英阶层的消费相仿性。客观而言，适度谋求“精英形象”可以激励年轻人更加努力工作以换取丰厚的价值回报来改善生活质量，但对“精英形象”的狂热迷恋或越度崇拜却会进一步激化消费主义在人们参照消费行为时的不适宜性。
一方面，“精英仿效”会诱发行为越轨。“精英仿效”是消费主义弥散于不同阶层在价值观念、行动输出和生活方式等领域而产生的一种“向上学习”。格奥尔格·齐美尔指出，社会中广泛识别且被大规模认可的生活潮流，既是下层阶级持续参考上层阶级的行为模式，更是上层阶级通过不断发明与更新群体行为模式拉开与下层阶级的一类“领先与追逐”的动态游戏。[19]沿袭齐美尔的分析理路能够发现，时下西方或本土精英阶层的一些消费样态经过传媒的包装宣传，会摇身一变为各类具有社会话语权的“前卫物”，青年群体无论是出于生理需要还是心理羡慕，会刻意复制这种风尚。一旦其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无法做到对“精英物”的理性获取后，便会采取非合规手段争取消费目标。另一方面，“精英仿效”会增添资源无益浪费。精英阶层中享乐主义的“标杆效应”十分倚重资源无节制耗度来向外传达。近年在消费主义掩护下，以物品浪费为外象的“虚假消费”正向年轻中产阶层蔓延，并诱导其为了演绎“消费精英”这一角色而采取相同的挥霍型资源占有和使用样式。其最大恶果便是随着浪费阶层的主体下移和数量扩容，我国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愈演愈烈。
（三）技术工具复叠致使消费理性反身禁锢化
赫伯特·马尔库塞曾预言技术会对后工业社会产生绝对控制，且强度在人们不断出现的新需要中得以稳定和扩展，其后果就是人类理性屈服于技术所发明的图景。[20]技术所现之争议在我国今日的消费互动中已有征兆：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等以技术介质为载体的前沿工具让人们消费需要从“虚拟”走向“现实”；但过多的技术运用也为工具理性主宰消费理性埋下隐忧。韦伯对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社会行动有过一段经典叙述，“工具理性是‘商品概念化’和‘人类行为形而上学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使人们总为实现某个既定目标寻找最有效、最合算的条件或手段而罔顾情感义理”。[21]笔者以为，工具的井喷会使本身认知系统就欠缺成熟性的年轻人的消费活动无法回归价值正轨，逐渐受到工具诱导。整个过程人只是机械的执行者，消费理性中的“对不对”被“去不去”继替。
目前，三种现代化消费工具合谋禁锢了个体理性：第一，宣传工具加大人们获取商品信息的依赖性。消费社会中网络传媒俨然成为“拟真机器”，但它并非对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的真实描述，而是借助社交、新闻类APP将大量商品细节加工后再推送至年轻消费者处。当人们筛选资讯的习惯由主动更替为被动后，就会潜意识按照大众传媒雕琢的方式进行消费审美和选择，弱化了个体对信息真实性的敏锐判断。第二，支付工具降低人们对资金支出的辨识性。“现金时代”的购物，货币由买方向卖方交付的周期相对较长，消费者存在短暂的冷静期去思考该物品是否值得购入，以及购入后对未来整体消费规划是否产生波动。但新式支付工具的宽范围应用，极大缩短资金传递时间的同时还简化了资金交接程序，人们上一秒想到自己所缺或所好，下一秒就能“拍下宝贝”付款成功，对于一些该不该花和能不能花的消费项目很难深思熟虑后再做出辨别。第三，借贷工具提高人们财务平衡的风险性。当代年轻人的金融观和理财观不像父母长辈那代人一样，将“借钱”看作是一件面子折损的羞事。这种“耻感消弭”遇上借贷平台的无序发展会加剧消费者依托各种渠道进行资金透支，一旦他们将借款系统视为常规性的“求助”工具，旋即会背上还款压力巨大的非理性债务。
（四）约束机制调整催生世俗化消费失范频现
与资本主义不同，我国社会中的各种消费景象不单与经济体制有关，更与国家塑造的主体结构密不可分，建立在各领域政策上的集体约束机制常常决定了人们的消费行动。同理，“隐贫”现象除了受经济因素介入外，还源于宏观消费秩序由“神圣化（sanctification）”向“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转变。在冯·哈耶克看来，神圣化动向的最大特点是使“个体目标”让步于“国家目标”，并把后者当作一切事务的牢固信仰。[22]我国过往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长期处在高度“神圣化”的状态，私民消费服从于带有国家强制色彩的“说服性指令”，各个阶层为免受政治压抑或不名誉指摘，消费实践既要经过理性规划与所处情景类型相统一，又要因公共单位履责状况的限制而贴近外部社会价值观，遵循复刻化的消费模式。但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一局面，在宽松的环境中兴起了一种以“祛魅（Disenchantment）”为导向的世俗化消费意识，平民主义的登场更是削减了集体意识的干预强度，人们凭借通俗的个体意识来调动自身拥有的生活经验、文化观念和兴趣模式，主动创造了有别以往的消费活动。
这一约束机制的调整本身是我国经济朝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一，但以“隐贫”现象为代表的过度“世俗化”则会在社会中催化出两类消费失范。其一，“物欲目标—财富积累”脱节引发的失范。在世俗化理念循环撩动下，人们对各式商品的追逐达到巅峰，但并非所有阶层都能实现对青睐产品的全部拥有，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沉浸在浓郁消费气氛的同时，自身资源积累速度没能与改善消费质量的物欲目标维持同步，这就会刺激他们寻找超越官方制度性允许的民间手段来完成非规范的致富目的。如当下常见的制假贩假、征信逾期、投机炒房等乱象。其二，“物质—精神”生活失衡引发的失范。人民群众迈向美好生活的进程中会异化出一种“欲望放纵”风险，即，社会综合改革带来的资产收益迅速增长会空虚化人们的精神追求，模糊消费正义性的边界。在张力饱满的世俗化消费氛围内，一些衣食无忧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消费现状，而是陷入一轮轮崇尚感官知觉的肤浅化消费体验（吸毒、嫖娼、肆意浪费）。这类失范既是神圣化约束机制失效的表现，更是物质欲望遏制失当的不良后果。
五 余论：“隐贫”青年何以健康“脱贫”
“隐形贫困”作为一类群体标签被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自觉认领”，他们银行卡、支付宝、微信零钱、皮包的“四大皆空”，在社会中引起了如何辨证看待“隐贫”现象的热议。“隐形贫困”对于城市青年而言，虽然能从侧面帮助其宣泄负面情绪、提升生活品质、巩固身份认同，但也暴露出他们缺乏长期财产规划、放恣物质享乐、文化鉴别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因此，如何尽快对城市青年的“隐贫”消费困境破题需要各界统一共识。
首先，社会组织、传媒、学校、家庭应为青年提供正面价值引向，将社会教育、课堂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辅助，既让年轻一代拥有健康适己的消费观念和积极奋进的生活态度，又让他们掌握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生存技能与处世智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进广大青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次，提倡绿色消费准则，打造“新节俭主义”生活方式。“新节俭主义”是对国际流行的“乐活族（LOHAS）”生活理念的本土化改造。“乐活”意为以轻奢且自给自足的形态去生活，是一类贴近生活本源、自然、可持续的生活态度，它可以与我国倡导的绿色消费文化相融合，形成一种环保、归真和简约的消费方式，对由浪费、攀比、享乐消费引致的“隐形贫困”进行适时矫正。再次，鼓励青年科学理财，合理规划财务支出。城市“隐贫”青年的收入普遍位于当地中位区间但仍身陷“贫穷”泥淖，是因为没有根据自身阶段性收支平衡做好理性规划。这就需要年轻人不仅应拒绝过量超前消费而造成的借贷行为，注重日常各领域的开支节省；还应制定符合个人及家庭长远发展的储蓄投资计划，以积少成多和未雨绸缪之势防患未来可能出现的刚性资金花费。最后，各界对青年群体呈现的亚文化秉持包容与理解姿态。青年文化作为社会主导文化的副结构之一，具有典型的开放性、前沿性和非完美性，它在冲击传统社会文化体系稳定性的同时，也在不断赋予社会文化体系新的生机。是以，只要不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规则相抵抗都可以妥善对其宽容以待。
注释：
[1]（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7页。
[2]（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3]（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47页。
[4]范和生、刘凯强：《从“一时火”到“一直火”：消费扶贫的阶段反思与长效安排》，《学术研究》，2021年第3期。
[5]伍皓：《消除“隐形贫困”需要政策清晰》，《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31期。
[6]语文指挥中心：《今日词汇：隐形贫困人口》，2018年4月16日。见http://weibo.com/3197735761/GcmqMimx2?from=page,_1005053197735761_pr-
ofile&wvr=6&,2018-04-16。
[7]敖成兵：《“隐形贫困人口”的主动标签、阶层认同及温和抵抗》，《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0期。
[8]高彦菁：《“隐形贫困”：城市青年的新世相——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代际变迁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3期。
[9]杨雄：《“隐形贫困”青年的画像、成因及引导》，《人民论坛》，2020年第22期。
[10]刘汶蓉、李博健：《自反性实践视角下的亲权与孝道回归——以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成年初显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为例》，《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
[11]丁晓钦、朱达明：《国外阶级与阶层理论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12]Colin Campbell.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iism，Oxford，Blackwell，1987，pp.214-215。
[13]（法）皮埃尔·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3页。
[14]（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9~20页。
[15]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London，Verso，2008，p.261。
[16]王宁：《自目的性和部落主义：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
[17]（法）弗郎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18]（美）乔治·瑞泽尔：《虚无的全球化》，王云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4~55页。
[19]（德）格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20]兰俏枝：《从马克思主义市场扩张理论看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21]王宁：《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个文化机制的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22]吴忠民：《论世俗化的基本特征》，《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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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19BSH140）。
作者简介
刘凯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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