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枢纽空间：破解城市社区党建引领“悬浮化”困境的有效路径——基于W市J区的实践考察 | 公共管理

Original 潘博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探析党建引领与家庭、个体层面治理情境的深度嵌合，需要跳出基层社会这一笼统的认知窠臼，打破既有治理单元边界，对治理要素进行重新整合。打造“利益-情感”有机交融的枢纽空间，为破解城市社区党建引领“悬浮化”困境提供了新思路。以枢纽空间作为政治空间“再嵌入”私域空间的着力基点，并不断拓展枢纽空间功能和作用范围、持续达成“嵌合强化”，可以为“党建引领”的深度嵌入提供可行的长效机制，这对于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打造枢纽空间：破解城市社区

党建引领“悬浮化”困境的有效路径

——基于W市J区的实践考察

作者：潘博

摘要

党建引领“悬浮化”困境的核心成因，是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的“深度脱嵌”。通过对W市J区的相关实践考察发现，可以依托党建引领推动“利益-情感”有机融合的枢纽空间生产，实现以枢纽空间作为政治空间“再嵌入”私域空间的着力基点，并不断拓展枢纽空间功能和作用范围、持续达成“嵌合强化”，从而为“党建引领”的深度嵌入提供可行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 ：党建引领悬浮化基层治理枢纽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1]这一重要论断，强调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的重大意义。然而，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党建引领“悬浮化”的现实问题逐渐凸显，其背后呈现出党建引领难以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场域的“脱嵌”问题，导致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无法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破解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悬浮化”困境，并推动党建引领嵌入式治理取得更大成效，需要结合学理分析，精准定位党建引领有效嵌入治理情境的关键着力点，并系统构建推动二者实现有机嵌合的可行模式与长效机制。

一党建与情境“脱嵌”：党建引领“悬浮化”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突出成绩，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党建引领模式。嵌入式治理的运作核心逻辑，是基层党组织将组织和功能“嵌入”基层社会场域中，发挥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继而通过运用组织资源、发挥组织功能、实现社会整合等方式，在引领社会治理方向、提升社会治理成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可以说，如何更好地实现党建引领对于治理情境的有效嵌入，关乎到整个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成效。

然而，在党建引领嵌入治理情境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悬浮化”困境，即党建引领和治理情境未能形成有机嵌合，党建引领的社会整合、资源融合、力量动员等优势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特别是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由于缺乏类似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引发共同关注的利益矛盾，其“悬浮化”情况较为严重。这导致党建引领的具体实践形式未能有效整合社会主体尤其是公众力量，公众参与成效较差。如北京党建引领的创新模式“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在实践中暴露出“党员干、群众看”的问题，志愿者队伍中群众比例过低，依然要依靠党政科层制的刚性压力来推动落实治理目标[3]，等等。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上述问题的核心特点和共性表现是，党建引领无法打破社会原子化的关系藩篱，难以深入家庭场域实现个体动员，导致了党建引领和基层社会之间的“悬浮”和“空转”；即使以突出“运动式治理”特征的专项活动开展工作，依然存在效能短期化、创新“形式化”等问题[4]。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社区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存在组织融合度不足、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居民参与度较低、居民政治冷漠和疏离等现象，这已经成为阻碍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瓶颈问题[5]。

针对党建引领出现的“悬浮化”困境，学界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学理探讨。如陈亮和李元从价值、平台、活动和机制四个层面，探讨了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脱嵌”[6]；唐文玉则着重探讨了“后单位时代”基层党建的“离散化”与“悬浮化”现象[7]，等等。既有研究多将党建引领与治理情境之间的脱嵌归因于党建引领与社会组织、活动平台等公共场域的分离，而对于其与原子化的家庭、个体的“脱嵌”则相对缺乏理论关注和深入探讨。家庭和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单元，“无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都必须高度关注家庭问题”[8]。然而，部分城市居民在参与治理过程中，依然呈现出一定的被动-应激性、谋求不当私利、冷漠与搭便车等特征[9]。这表明党建引领未能对部分居民家庭和个人产生充分的积极影响；党建引领缺乏与居民个体和家庭进行有机联结的着力基点，导致社会缺乏支持党建引领嵌入的持续内生动力。因此，推动党建引领与原子化的家庭和个体深入结合，探析“党建引领有效嵌入于家庭和个体层面治理情境”的理论进路与实践路径，就成为打破“悬浮化”困境、实现党建引领“再嵌入”的可行途径。

二空间治理理论出场：“悬浮化”困境的理论剖析与治理思路

探析党建引领与家庭、个体层面治理情境的深度嵌合，需要跳出基层社会这一笼统的认知窠臼，对党建引领的嵌入对象——社会展开更为精细化的分析；结合空间治理理论视角，可以有效打破既有治理单元边界、对治理要素进行重新整合。

（一）空间治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空间视角

所谓空间，就是社会本身，“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动态所塑造”[10]。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空间理论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采取空间治理策略优化基层治理实践[11]。空间治理是一种通过物理和地理空间改造实现国家治理的技艺，是社会关系和物理空间互相改造、共同发展的治理过程[12]。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相关命题的审视，离不开对城市空间的理论关照。从理论上讲，城市空间既是容纳社会活动、生产社会关系的载体，同时也是政治权力活动的重要场域[13]，本就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这让“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这一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现实命题与城市空间存在高度的内在契合；“新党建空间成为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共识、搭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推动精细化治理、拓展公共服务的有效空间载体”，基层党组织通过建设党建公共空间建构复合型组织体系，能够有效推动党建引领嵌入基层社会治理[14]。以城市空间为视角，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就是打破既有行政区、街道、社区、小区和楼栋等治理单元的局限和约束，按照空间中的治理要素和空间功能维度，对权力、资本、技术、关系等治理要素结构及其互动关系进行重新考察、排列与整合，从而实现空间生产、达成空间善治的过程。正是由于空间治理理论在分析党建引领相关议题中所呈现出的高度适用性，促使学者从空间治理理论视角出发，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构成界分为政治空间、公共空间和私域空间（私域空间即包括家庭与个体）[15]。其中，政治空间主要是基于党建引领的政治逻辑形成，回答的是“谁是权力核心和领导权威”的问题；公共空间是基于互动逻辑形成，它既是对话的空间也是博弈的空间，往往成为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互动合作、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互嵌互融的主要空间场域；私域空间主要由家庭和个体的活动空间构成，是基于生活逻辑形成的空间载体，是“个体及其生活关系的集合，个体之上的私域空间尚停留在家庭层面”[16]。对于上述空间而言，打破空间的边界可以推动各空间的人和事物加强交往和接触，在互动中获取信息了解彼此，最终形成共同体[17]，这种“空间互嵌”是空间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形式上来说，政治空间对于公共空间的嵌入较为容易，如基层党组织的设立、宣传展板的树立等，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党政科层制下的“刚性嵌入”来实现；但刚性的政治权力和政策指令无法以强制的形式介入到私域空间中，这导致部分私域空间中的参与主体和评价主体——城市居民，与政治空间的割裂愈益加剧，党建引领因与私域空间的脱嵌而“空转”，“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期社会治理格局依然难以最终建立。

当前,党建引领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悬浮化”问题，本质上就是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之间的脱嵌所导致的。因此，如何推动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重新实现“深度嵌合”，应当成为破解党建引领“悬浮化”问题的关注重点。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空间治理理论打破了既有概念的边界约束和理念窠臼，通过将党建引领所要嵌入的对象——基层社会——解构为公共空间与私域空间，可以更好地凸显和表征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之间的割裂现象，更为灵活、深入地考察党建引领“悬浮化”背后的问题机理，并以推动政治空间和私域空间实现重新嵌合为核心进路，系统构建针对性的破解之策，即推动党建引领实现“再嵌入”的有效路径。

（二）枢纽空间：以实现“空间正义”破解党建引领“悬浮化”困境

政治空间和私域空间的深度割裂，是城市空间失序的重要表现，导致了城市社区空间中的物理资源区隔、协同共识碎裂、配置非均衡化、归属感降低、主体关切弱化等非正义性结果[18]，应当以有效的空间治理予以破解。依托空间正义原则，对于空间割裂的治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实现空间生产，从而将割裂的空间及其要素整合到特定空间中，其本质是改造与重组空间、优化空间结构的过程。“若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空间，就不能实现它的所有潜能，也不能改变生活本身。”[19]通过有效的空间生产，可以促进城市治理要素集聚、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关系调适和生活方式变革[20]，从而实现平等、民主、民权等正义社会的重要品质[21]。这意味着，若要破解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的深度割裂问题，需要通过有效的空间生产，改变政治空间、公共空间和私域空间彼此割裂的城市基层空间结构，并形成三者有机嵌合的新的城市空间形态，从而实现高度共识和归属感、共享物理资源、彰显主体地位和空间配置科学的“空间正义”。

具体而言，要破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悬浮化”困境，可以采取打造“枢纽空间”的方式实现“空间生产”。所谓“枢纽空间”，就是融合各类利益与情感资源的实体空间，其具体的实物载体主要存在于公共空间之中，但其链接的是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是推动空间嵌合的关键性节点和中介纽带；枢纽空间还通过向其他外围空间拓展功能形成辐射效应，从而改变空间结构、实现空间正义。之所以要打造枢纽空间，一是由于城市基层社会的资源有限，城市空间规划与治理难以一蹴而就，所以相较于大面积改变城市空间布局等不切实际的方式，通过空间生产创造新的实体空间，将不同空间中的治理资源在实体空间中重新融合，并以实体空间为支点与枢纽，不断深入强化空间嵌合，推动城市基层社会空间逐步重构，无疑更加具有现实可行性；二是枢纽空间可以将分散于超大城市和大型社区中的信息资源、服务资源、情感资源、宣传资源有机融合起来，不仅通过空间生产的方式集成了空间功能，满足了居民差异化的空间使用诉求、维护了城市的空间正义，而且将各类资源集中呈现于空间中的居民面前，最大程度提升了党建引领功能与原子化个体之间的直接接触程度。

基于上述分析，通过生产资源、功能、主体集聚的“枢纽空间”，并将其打造成为链接、嵌合政治空间和私域空间的纽带，可以为破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悬浮化”困境提供一种可行的空间治理路向。基于该视角，党建引领“悬浮化”问题，本质上就成为以空间生产实现空间正义的空间治理问题。因此，本文将“空间生产-空间嵌合-嵌合强化”作为整体分析框架（见图1），并应用于对W市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个案分析中。

▲图1 以空间治理推动党建引领“再嵌入”的分析框架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三打造枢纽空间：W市J区推动党建引领“再嵌入”的个案经验剖析

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已有部分地区作出了积极尝试。本文选择W市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相关实践作为考察案例。W市J区位于我国江汉平原地区，常住人口90余万人，呈现出辖区面积较大、人口分布稀疏、动员成本较高、资源分布分殊等治理特征。2018年以来，J区依托辖区内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资源，建立起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截至2022年年末，J区层面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街道（乡镇）层面的1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社区)层面的35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已经全面建成，全区注册志愿者13.43万人，占常住人口18.92%。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具备传播党的思想理论、强化对党的政治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22]等重要功能，本质上就是以公共空间为主要载体，推动政治空间嵌入于私域空间之中。

从实践效果来看，J区在未系统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之前，由于缺乏枢纽性载体，群众动员较为困难、成本较高，大量资源呈现“碎片化”的散逸状态，治理工作缺乏有效抓手。成立中心（所站）后，由于打通了空间之间的联通通道，将割裂的政治空间、公共空间和私域空间有机整合起来，并形成了党建深入嵌入、吸引民众参与、激发有效互动、促进共同活动的枢纽性空间载体，属于以空间治理破解党建引领“悬浮化”的典型案例。

对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家庭和个体而言，其需求蕴藏着利益需求与情感诉求有机融合的显著特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以仁爱推行的社会治理能够深得民心的重要成因[23]。可以说，利益性的理性认同与情感性的感性认同，都是人民对党的重要认同形式[24]；理性认同与感性认同也构成了链接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推动多重空间嵌合的核心通道。W市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以公共空间为主要载体、推动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嵌合的主要方式，就是建立边界清晰的实体空间，并在其中进行资源与行动整合，打造形成以实践中心、站、所为代表的“枢纽空间”，继而在满足利益与情感双重需求的基础上，建立起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紧密嵌合的“利益-情感纽带”，并以枢纽空间为基点，不断拓展枢纽空间的纽带功能与空间边界，从而形成了情感集聚机制、情理融合机制、精神塑造机制等党建引领“再嵌入”的长效机制。

（一）以物理空间改造强化“情感集聚”

W市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依托基层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文化站等公共空间设立，通过空间借用、空间创造等方式进行空间嵌合，形成了实体化的枢纽空间群；在此基础上，将政党形象资源、在地文化资源中的“情感元素”融入实践中心的“公共空间”中，并在其中以“互动仪式链”激发居民对于政党的情感认同，从而以中心（站所）的实体空间为载体，建立起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之间的“情感通道”，为打造“利益-情感”高度融合的枢纽空间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实体空间通过整体性的情感化设计，集聚了大量与政党有关的象征符号，这使得在生活中因分散而被弱化的情感元素得以集中呈现，并通过良好的本能层设计形成“全面的感官刺激”[25]，从而大幅提升情感唤起的水平[26]，不断强化实体空间中活动参与者的情感能量。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7]。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将空间进行功能化分区与模块化集成，实现了政党情感象征、生活情感符号与情感实践在公共空间的高度聚集。“我们这个实践站，共划分为意识形态建设功能区、休闲体验功能区、生活服务功能区、社会组织孵化功能区、重点群体活动功能区等区域，在其中呢，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党建元素和社区元素。比如这个多功能活动室里，就在显要位置陈列着‘一针一线绣党旗’的成品、签字和活动留影，让每个来活动室的居民都能感受到党的关怀和其乐融融的社区氛围。”（202202117WLJ-SJ，访谈记录访谈编码规则为时间+地名+身份，下同）嵌合后的实体空间，能够通过科学的空间布局，集中呈现色彩鲜明、庄严肃穆的“政党元素”，凸显震撼人心、引发共鸣的党员事迹，以及形成多重感官刺激融合的“通感刺激”。

其次，党员与群众在实体空间中的“共同在场”、共同关注与彼此感知，使得“身体的共同在场”和空间边界塑造的“身份排他性”引发了彼此感知与情感共享，这为空间内党群之间加深后续的情感联结提供了良好的情感基础[28]。由于实体空间的建立与完善，居民出于使用不同功能分区的意愿进入到了公共空间中，并自然而然共同参加各种活动，在活动中互相交流、彼此熟悉，共享自己的观点、情绪乃至情感。有居民谈到自己的感想时指出：“刚开始只是想在这个取暖点暖和一下，看到里面有茶水间，还有几个居民，还有党员志愿者，就一起聊起来了。后来这里我们就常来了。”（202202117WLJ-JM）也有居民对于能交到新朋友而津津乐道，“我们聚在一起喜欢聊国家大事，军事啥的。时间长了，都是朋友了，有么事（什么事）打个招呼就来帮忙。”（202202117WLJ-JM）在此情形下，政治空间借助公共空间的情感通道，与私域空间形成了初步的情感联结。由于象征符号、活动场域和愉快体验的固定性等会增加情境的熟悉性，推动了居民形成对于情境的情感附着，并持续强化了居民对于该空间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正向情感[29]。

（二）以多维功能嵌合促动“情理融合”

满足不同层次需求可以激发不同类型的积极情感，回应、满足居民复合型、多元化现实需求，本质上的是一种将心比心的人心政治，能够大幅提升民众对于政党的情感认同水平[30]。W市J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满足居民的基础需求与发展需求两方面，持续激发居民对于基层党组织和党建引领下社区共同体的积极情感，在实体空间与外围支持空间中将理性满足与感性认同有机融合起来，将政党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同居民抵御现代性风险、满足多元化需求结合起来，在情感通道建立的基础上，开启“利益-情感”有机融合的枢纽空间。

首先，W市J区依托枢纽空间开展专业水准的党员志愿服务，将理性认可与情感认同有机融合起来。第一，党员干部“结对服务”，树立党员干部亲民爱民的整体形象。J区党员志愿者队伍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学校、党校的在职人员。由党员领导干部牵头、党员干部大量参与的志愿者队伍组织了各种志愿活动，如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联合区京楚企业商会对贫困学生开展慰问救助工作，区税务局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G社区部分困难群众等等（《W市J区志愿者队伍建设与活动情况》，J区区委宣传部提供），形成了党员干部与服务受众稳定帮扶的“结对”关系。这种“结对制”是公职人员和群众建立个体化联结和情感化互动的有效方式[31]，大幅强化了居民对于党员干部心系于民的稳定预期。第二，W市J区采取做实“兜底关怀”的方式，彰显党组织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立场。如“金口管家”以“有呼必应”为特色，兜底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情、生活矛盾。自“金口管家”队伍成立一年多来，共受理线下业务2807件，获得群众一致好评（《J区文明实践典型案例4金口管家》，J区区委宣传部提供）；对弱势群体亦采取兜底式关怀，除节假日送温暖外，“平日里中心会派遣年轻的党员志愿者，每天去看望那些留守老人、重病患者，确认他们的身心状况、询问他们需要什么，中心会尽量协调解决，不用那么多繁琐程序”（202202117WLJ-ZYZ）。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志愿服务的统筹、协调和调度中心，与专业化的党员志愿服务一起，共同在城市基层社会强化了服务型政党的爱民形象。

其次，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及各站所内提供了大量具有社交功能的各类载体，这将党员志愿者热情服务的理性满足，与党群之间“熟人关系”的感性联系有机融合起来，打造成为利益与情感交融的小型共同体。一方面，良好的服务体验，是居民对政党认同作出判断的重要标准。笔者所调研的W文明实践站“社会组织培育基地”联合Y社工中心共同孵化各类服务型社会组织，如培训党员志愿者专业的礼仪规范、设备使用和专业服务技能等的活动就取得了良好成效。如W文明实践站中的“青少年空间”，由具有专业课后辅导、成长教育和专长培训技能的党员志愿者与专业社工组成的“混成团队”负责具体运营，家长们对此比较满意：“他们场地专业，人员也专业。本来以为只是个形式，没想到他们搞这么专业，孩子送兴趣班的钱都省了。”（202202117WLJ-JM）通过建设枢纽空间并开展专业化的志愿服务，“党建公共空间功能上不断拓展，已经从党员服务到党建服务再到民生服务，推动党建、治理与生活一体化”[32]，党建的政治空间、治理公共空间与生活的私域空间逐渐融合到枢纽空间中。另一方面，通过枢纽空间中的各类社交、互助和合作活动，可以在以专业服务提升党员志愿者社会接受度的基础上，通过党员志愿者在服务之余与居民的情感交流，加强彼此了解、形成熟人关系，从而巩固和发展党员和群众之间稳定的情感联结。

（三）以塑造“共同体精神”强化持续嵌合

在枢纽空间成功生产、“利益-情感”有机融合的基础上，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将“利益-情感”空间通过空间吸纳与链接的方式，拓展到基层社会里与家庭、个体紧密相关的“外围空间”中，进一步在各个空间中推动“情理融合”实践、形成“情理融合”共识。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家国一体”的意识与情怀，形塑政党与社会共生共在的“共同体精神”与“共同体关系”，从而形成党建引领有效嵌入基层社会的持续动力与长效机制。

首先，W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外围空间不断融入到文明实践主题中，积极推动“情理融合”实现全覆盖，不断扩展党建引领的同心圆范围。一是吸纳特定功能的活动空间，包括高等学校、休闲室、心理咨询室、国学堂和景点资源等外部功能空间。W区举办了《翻牌大开奖》系列活动，节目直播车从单一进社区，逐步拓展到进高校、机关、街道、工地、企业等场地，并在这些空间内强化党建元素，如“感党恩、跟党走”的符号象征、JX好人等党员事迹、学党史问答等内容。通过将上述内容制作成答题翻牌开奖的形式，活动聚集了大量人气（《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案例》，J区区委宣传部提供），最大范围扩充了“枢纽空间”功能与受众面，不断提升实现“情理结合”的实践概率。二是建设充分“寓情于景”的公共文化空间。J区在城市道路、社区一隅、校园草坪和小区空地上持续多年建设含括城市社区的文艺门廊、主题文化墙、城市微景观等景观式“小微空间”，在有机融入在地化的历史和文化情感[33]的同时，将拥党爱国等核心价值以丰富多彩的景观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形成集中呈现政党形象的公共文化空间。

其次，以党建引领下的美好生活为轴心，强化“家国一体”的理想信念认同，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共生共在的“共同体精神”，“即个体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34]。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将党的领导和美好生活、党建引领与个人/家庭发展、国家认同与在地文化等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培育家国情怀，在“利益-情感”认同基础上培育、发展“共同体精神”。一是打造民众喜闻乐见的“流动空间”，结合在地化的文化资源，将“枢纽空间”的“情理融合”功能拓展到更多的生活空间中。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经常联合其他职能部门开展“大篷车进某地”活动，将枢纽空间的功能即时性移植到社区乃至小区内，现场展示通草画、荆楚刺绣等非遗文化作品，表演采莲船、草把龙等传统非遗项目和歌舞类节目，以及共同抗击疫情、生活水平提升等综艺节目，并将“党与在地文化的传承”等主题元素有机融入其中（《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情况》，J区区委宣传部提供）。这些关于文化的集体记忆，锻造了一种在地化的“社区感”，即“一种可以信任的权威结构，一种需要通过共同努力促成的交易和互利的意识，一种作为艺术保存下来的、来自共同经历的精神”[35]，从而大幅提升了居民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归属感。二是J区文明实践中心推动枢纽空间满足居民多元需求，有效提升居民对“家国一体”的深刻认知。J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区教育局、文体局、人社局、司法局等，将后者的多元化资源嵌合到枢纽空间中，开展一系列促进居民切身发展的公益活动，包括促进青少年成长教育、生活实用技能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和义务法律援助等（《J区文明实践云平台服务事项工作实施办法》，J区区委宣传部提供），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个人和家庭的发展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家和国共生共在，本质上是一种“命运共同体”。

四以打造枢纽空间推动党建引领“再嵌入”的经验启示

对W市J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建立“利益-情感”有机融合的枢纽空间，不仅强化了链接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的“利益-情感”通道，更拓展了“枢纽空间”的作用范围；从而以枢纽空间为空间嵌合纽带，持续提升了政治空间嵌入于私域空间的内生动力与嵌合成效。结合空间治理视角，从J区“打造枢纽空间”的相关实践与长效机制中，可以归纳出“物理聚集-空间生产→功能整合-深度融合→精神塑造-嵌合强化”的清晰逻辑。基于此，可以围绕打造“利益-情感”高度融合的枢纽空间，从空间生产、空间作用与空间拓展三重环节，提炼推动党建引领“再嵌入”城市社区治理情境的有效经验。（见图2）

▲图2 以打造枢纽空间

推动党建引领“再嵌入”的内在逻辑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一）建立情感通道：开启“枢纽空间”生产

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正向通道导向的是符合空间正义理念的社区空间，建构正向通道是推动空间嵌合、生产继而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36]。因此，寻觅并确定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重新嵌合的“正向逻辑通道”，并以通道为中介，系统构建多重空间嵌合的着力支点，就成为破解“悬浮化”困境的基础环节。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以建立“情感通道”的形式开启枢纽空间生产，有其现实必要性。这是因为，有效情感联结的匮乏，在当下已经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情境中阻碍党建引领有效嵌入的主要因素：第一，城市中商品封闭小区的迅速兴起和普及，从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割裂了其与公共领域的空间联系，更为注重家庭隐私与个人主义[37]。这使得由家庭和个体组成的私域空间，具有高度的个人隐私性、边界封闭性、活动隐秘性等特征，社会原子化下的个体孤立、情感割裂和城市冷漠，成为导致私域空间不愿与政治空间形成深度联结的重要成因。第二，随着城市消费空间的快速发展，消费元素和娱乐元素充斥城市空间，“被广告洗脑的市民关心的是物质消费，而不是以往大家关心的公共生活，更不用说进入到公共空间讨论和传播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和争论”[38]，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的侵蚀，不断弱化党建引领嵌入私域空间的社会基础，让政治空间、公共空间与私域空间的深度联结缺乏滋生土壤。上述两方面均彰显了以强化“情感通道”促使党建引领“再嵌入”城市社区治理情境的重要意义和现实需求。然而，当前党建引领虽在满足城市居民利益需求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情感治理方面依然有所欠缺，“人们总体关注更多的是基层治理的理性维度，强调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因素及其情感维度”[39]。因此，强化政治空间和私域空间之间的“情感联结通道”，不断提升城市居民对于党建引领的感性认同（即情感认同）水平，对于推动空间嵌合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此，以打造枢纽空间破解党建引领“悬浮化”困境的第一环节，就是在保持“利益通道”的基础上，建立功能明确、边界清晰的实体空间，在空间中通过整合情感资源、融合情感功能，建立起联结、吸纳私域空间的“情感通道”，形成以政治空间为核心、公共空间为载体、私域空间为支撑的新的“枢纽空间”——“利益-情感”空间。

（二）加深“情理融合”：发挥“枢纽空间”作用

利益与情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二者共存于私域空间的现实需求中，构成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居民的两大核心需求。推动利益与情感融合，与私域空间的现实需求存在高度的内在契合，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加强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建设，强化情理与法理的契合”[40]。枢纽空间嵌入社区、小区乃至楼栋的生活环境中，虽然整合了党建引领的政治元素，但由于实体空间深深植根于居民所熟悉的生活情境，其活动已然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形成了犹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所说的‘无政治的政治’”[41]，能够将政治空间潜移默化地融入生活环境之中，与社区温情、家庭亲情等生活情境中的情感元素形成联结，从而更好地将利益与情感有机融合起来。不断加强利益与情感的“理性-感性”融合，可以使居民对党建引领的理性认同与感性认同形成相互支撑，并实现更为突出的整体效应。

在枢纽空间建设中，应当围绕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设计不同的“理性-感性”融合模式。一是情感为主、利益为辅的有机融合，即通过实体空间内的社交、演出、宣讲、表彰等互动仪式，大幅增加社区内部的情感能量与符号资本的累积，以此在参与者内部形成牢固的情感联结[42]；在此过程中，枢纽空间以情感为吸引动力与作用基点，将政党认同、国家认同有机融入其中，形成“情理结合”。二是利益为主、情感为辅的有机融合，即以实体空间中的志愿服务、党员“点单”服务等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以“需求满足”为中介增强信任、认同等积极情感，并在此过程中有机融入政党亲民形象、建立党群“熟人关系”。三是利益与情感的高度“协频共振”，即将理性的共同目标、身份认同与互惠互利，和感性的自我效能感、相互依赖感与共同体归属感有机融合起来，形成理性与感性深度交织的“共同体精神”。

由此可见，以打造枢纽空间破解党建引领“悬浮化”困境的第二环节，就是合理科学规划空间，吸纳、嵌合三重空间的部分治理资源，以理性和感性的政党认同为着力点，分别推动“情感为主、利益为辅的有机融合”、“利益为主、情感为辅的有机融合”以及“利益与情感的高度‘协频共振’”三种形式的“情理融合”，持续强化枢纽空间中的利益通道与情感通道，不断夯实枢纽空间链接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的“纽带能力”。

（三）塑造共同体精神：强化嵌合纽带功能

当前，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暴露出社区关系网络松散、公共空间萎缩、公共精神匮乏、社区参与率低等“共同体困境”[43]，导致社区中缺乏高度的共同体精神，这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战略目标仍有差距。之所以城市社区治理中缺乏共同体精神，关键在于城市社区大多人口流动性较大，职业、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差异亦较大，属于高度异质性群体，缺乏形成治理共识的内生性动力。这需要党建引领充分把握异质性群体中共通性的利益需求与情感需求，在“理性-感性”融合的基础上发挥引领作用，形成“高度信任、相互依赖且极具归属感”的“家国一体”共同体精神，并将其作为以公共空间为主要载体推动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紧密嵌合的纽带。为此，枢纽空间需要不断拓展自身的空间边界与作用边界，以增加政治空间与私域空间的直接接触面，并提升“情理融合”的作用覆盖面，以增强居民支持党建引领的共识水平与社会氛围，从而为“以党建引领培育共同体精神”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具言之，以党建引领培育共同体精神，需要在利益与情感“协频共振”之中推进，这就要在枢纽空间中加强利益与情感双重通道的积极作用，即：在利益方面，将个人/家庭利益目标与城市/社区发展的整体目标有机融合起来，让居民认识到个性需求与共性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形成“利益最大同心圆”的共同目标；在情感方面，将政党、社会、家庭“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有机融入到各项治理活动中，培育居民“家国情感”。在此认知与情感兼备的基础上，应当在枢纽空间中通过满足核心需求、塑造长远预期、唤醒集体记忆、筑牢亲情纽带、激发民族情感等方式，加强对居民“家国意向”的培育，持续强化政党、社会、家庭、个人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精神。

因此，以打造枢纽空间破解党建引领“悬浮化”的第三环节，即聚焦共同体精神与共同体关系的培育，就要在以枢纽空间为支点推动空间嵌合的基础上，不断以此为圆心扩大空间嵌合范围，推动利益与情感的“协频共振”，最终形成政党、社会、家庭“命运一体、荣辱与共”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要实现党建引领的嵌入式治理，还要在社区中形成支持党建引领“再嵌入”的强大内生动力。

五结论与讨论

以空间治理理论审视党建引领“悬浮化”这一问题并实现其“再嵌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空间理论的分析视角，城市社区中党建引领的“悬浮化”问题，主要成因就在于党建引领缺乏与居民个体和家庭形成有机联结的着力基点，这导致社区中难以产生支持党建引领嵌入的持续内生动力。针对这一现状，依托空间治理理论，打破“党建-社会脱嵌”的模糊化认知，对党建引领“悬浮化”现象背后的机理和逻辑进行精细、深入分析，并在此认知基础上打造“利益-情感”高度融合的实体化枢纽空间，且不断拓展其空间功能和作用范围，是破解党建引领“悬浮化”、解决私域空间与公共空间特别是政治空间“脱嵌”问题、形成推动党建引领“再嵌入”持续动力的可行路径，也是城市社区治理中优化空间布局、推动空间嵌合、实现空间正义的重要举措。

J区文明实践中心以推动党建引领“再嵌入”为目标，立足理性认同与情感认同的双重强化，以“情感集聚机制-情理融合机制-精神塑造机制”三重长效机制为核心型构的空间治理模式，不仅为破解社区党建引领“悬浮化”问题、完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行对策，而且在破解党建引领城市“两新”组织建设、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等相近议题研究和实践中也可资参考。

城市社区类型决定了具体的治理情境，而不同治理情境所呈现出的治理逻辑差异，对于党建引领的具体样态形成了不同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忽视基层社会治理逻辑，或者用政党逻辑去代替、压制治理逻辑，反而会削弱党的领导和损害党的基层力量”[44]。结合实践来看，破解党建引领“悬浮化”问题、构建党建引领“深度嵌入”的长效机制，应当紧密结合不同社区治理的具体情境，在对城市社区进行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这也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7页。

[2]谢忠文：《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政党在场与嵌入路径——一项政党与社会关系调适的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王丛虎、乔卫星：《基层治理中“条块分割”的弥补与完善——以北京城市“一体两翼”机制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0期。

[4]姜晓萍、吴宝家：《警惕伪创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偏差行为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0期。

[5]潘泽泉、辛星：《政党整合社会：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中国实践》，《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6]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探索》，2018年第6期。

[7]唐文玉：《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区域化党建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内涵》，《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8]党日红、李明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须纳入家庭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6期。

[9]吴晓林：《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61~262页，

[10]（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04页。

[11][32]彭勃、吴金鹏：《以空间治理破解基层党建“科层化旋涡”》，《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2]李威利：《空间单位化: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政党动员与空间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

[13]李建华、袁超：《论空间政治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

[14]张振、陆卫明：《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的空间逻辑与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基于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的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15][16][36]许中波、孙哲：《社区治理的空间政治学——兼论“党建引领治理”的空间路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17]陈俊宇：《空间的互嵌：易地搬迁多民族互嵌社区的实践与分析》，《民族学论丛》，2022年第2期。

[18]袁方成、汪婷婷：《空间正义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探索》，2017年第1期。

[19]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New Jersey：Wiley-Blackwell,1992,p.54.

[20]翟坤周：《生态文明融入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整合与技术路径》，《求实》，2016年第6期。

[21]（美）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22]宋惠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创新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23]唐亚林、钱坤、徐龙喜、王旗：《社区治理的逻辑：城市社区营造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模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8+11页。

[24]赵宬斐、宋坚刚：《政治生态变迁中的政党认同》，《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5]人的五感是永远共通的有机整体，推动对五感的协调刺激，有助强化对个体感官的刺激强度。

[26]（美）唐纳德·A·诺曼：《情感化设计》，付秋芳、程进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28]Randall Collins,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108.

[29]对于空间情境和其中交往对象的熟悉，能够不断提升个体对于情境和对象的积极情感。参看江立华、王寓凡：《单位社区解体与老年群体空间意义的变迁》，《人文杂志》，2017年第12期。

[30]唐亚林：《人心政治论》，《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5期。

[31]徐明强：《基层政府治理中的“结对制”：个体化联结与情感化互动》，《探索》，2021年第5期。

[33]刘荣伶、汪丽君：《回归情感化的日常精神：城市小微公共空间内涵解析》，《城市发展研究》，2021年第2期。

[34]张倩：《“家国情怀”的逻辑基础与价值内涵》，《人文杂志》，2017年第6期。

[35]David W. Mcmillan,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vol.24,no.4,1996,pp.315-325.

[37]卢婷婷：《中国门禁社区的发展与治理——以温州市为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38]刘兆鑫：《空间政治：城市公共空间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第34页。

[39]潘小娟：《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治理探析》，《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6期。

[40]吴春梅、靳雯：《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建设: 农民经济互助的中国方略》，《理论探讨》，2021年第1期。

[41]马超峰、薛美琴：《文明实践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情再造》，《求实》，2022年第1期。

[42]（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2页。

[43]胡晓芳：《公共性再生产: 社区共同体困境的消解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44]布成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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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党员下沉基层’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CZZ008）、湖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ZDMY08）、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基金资助“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建设的责任政治逻辑研究”（项目编号：5003408055）。

作者简介

潘博，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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