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撷英 | 赵江红：西夏星历的定名与考补 ——以X37、ИHb.No.8085为例

西夏星历的定名与考补

——以X37、ИHb.No.8085为例

赵江红

摘要：在出土的西夏历书中有八件星历，内容为日、木、火、土、金、水、罗睺、月孛、紫炁等九曜行度位置的记录。以较X37、ИHb.No.8085两件历书与唐宋时期流行的星曜行度文献可以发现，西夏星历与应用于星命推算的星曜行度文献内容体例一致，所用历元相同，都为后人整理编成，且在ИHb.No.8085历书中还有术士使用过的痕迹，故判定西夏星历与星曜行度文献属于同一类文献，皆可定名为“《百中经》残卷”或“《立见历》残卷”。这八件西夏星历的存世，不仅为西夏星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对于理解两宋时期丰富的历书文化亦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夏星历；星曜行度；《百中经》；《立见历》；星命

在今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出土的西夏文书中，有三十余件西夏时期的古历书。《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最早著录了其中的五件（登录号分别为5282、5868、6711、7305、8085）[1]。此后，随着相关资料的公布和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大多数西夏古历书已经为学界所知，并在文书的整理校录[2]、形成年代[3]、价值意义[4]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笔者在研读前人成果时深受启发，同时也注意到，因内容的不同，西夏历书可以分为两大类[5]：其一是具注历，在西夏历书中，俄藏TK297、TK269、ИHb.No.5285、ИHb.No.8117、ИHb.No.5306、ИHb.No.5229、ИHb.No.5469等都为具注历。“具注历”之名来自传世宋历《大宋宝祐四年（1256）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及敦煌出土的有自题名的具注历日，它的特点是包含有大量吉凶宜忌的历注，是指导官民进行时日选择的历书。其二即星历，是记录日、月、木、火、土、金、水、罗睺、月孛、紫炁等星曜行度位置的历表，主要应用于星命推算。在西夏历书中，俄藏X37、ИHb.No.647、ИHb.No.5282（2-1）、ИHb.No.5868、ИHb.No.8085，英藏Or.12380-2058、Or.12380-3947，武威出土的G21·28[15541]等八件属于星历。不过，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俄藏黑水城文献》等书，以及陈炳应、史金波、彭向前等学者的研究中，凡涉及以上八件星历，大多称之为“日历”或“历书”，这很明显是一种笼统的命名，表明学界对此类历书的性质尚无清晰的认识，也影响到对星历文献包含的信息、形成背景的准确解读，以及对西夏历书文化，乃至两宋时期历书文化的正确认识。故此，笔者不揣谫陋，欲以X37、ИHb.No.8085为例，就西夏星历的定名及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关于X37

X37号历书（见图1），图版公布在《俄藏黑水城文书·汉文部分》第6册中，整理者命名为“绍圣元年历书”。

图1  X37号历书（图片来源于《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6册）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也收录了此件历书，题为“宋刻本《宋绍圣元年（1094）具注历》残卷”，并撰题解云：

本件为俄藏编号X37号文书，收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第328页。第6册《附录·叙录》原拟题为《绍圣元年历书》，并列出本件各要素：宋刻本；未染楮纸；高17.8，宽10.2；天头2.5，右纸边2.3；共6行；上单边，右双边；宋体，墨色深。择录文字有上栏干支“甲戌”、“绍圣元年（哲宗在位）”，并有圆形阴文字：斗、女、虚、胃。右侧双边线旁有“积日一十五万八千四百九十二日”，另行分栏刻：日、木、火、土、金、水、罗、孛、炁诸字。再对应分栏刻时日、时辰等小字。提到春分、谷雨等节气。刻工精致整齐，背面大体深浅划一，透墨均匀。[6]

对此，笔者有两处不甚赞同。首先是关于此历书的命名。孙书将X37命名为“宋刻本《宋绍圣元年具注历》残卷”，可以看出他试图突破《俄藏黑水城文献》对X37的模糊定名。但从文书本身的内容来看，丝毫没有涉及与选择宜忌相关的内容，则此历书绝非具注历。且历书右侧第二行分栏刻有日、木、火、土、金、水、罗、孛、炁九字，表明这是一份与星曜有关的历书。彭向前曾指出，“在西夏历日文献中，像这样详细记录九曜运行周期状况的，除了ИHb.No.8085外，还有好几件，如俄藏ИHb.No.647、ИHb.No.5282，英藏Or.12380-2058，武威市博物馆藏小西沟岘发现的历书残片等等。”[7]我们认为，X37也是星历之一（详下），故不能视之为具注历。

其次，与“日、木、火、土、金、水、罗、孛、炁”分栏对应的小字，并非完全是“时日、时辰”的内容，而是表示星曜某日某时刻处在黄道十二宫（对应十二辰）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其中部分地支指时间，部分地支指黄道十二宫[3]。以火星为例，在“火”的左侧一格，刻有“二十九午初二未”七字，此格又在“正大”之下，意为火星正月二十九日午初二刻（约上午11时30分）在未宫。因对历书内容理解有所偏差，导致孙书对X37的录文标点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孙书基础上重新录文[8]：

此文书为绍圣元年（甲戌）历书，横向第一栏从右往左铺开，表示的是时间顺序的展开。参考陈垣《二十史朔闰表》[10]，可补二月小，朔日干支为癸卯；三月大，朔日干支为壬申；四月小，朔日干支为壬寅。斗、女、虚、室分别为正月朔日癸酉、二月朔日癸卯、三月朔日壬申、四月朔日壬寅所直之月宿。横向第二栏中，“胃”字表示的是该年的二十八宿直年[11]，其余内容则为正月、二月、三月、四月的节气。从第三行开始，记录的是日、木、火、土、金、水、罗睺、月孛、紫炁等在黄道十二宫中的位置，间或标注出星曜顺、逆、留、迟的情况。据此可知，X37号历书的主要内容是绍圣元年星曜的行度位置，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唐宋时期应星命推算之需而出现的星曜行度文献。

中唐以来，域外星命术逐渐盛行于中国。因星命推算必须以命主出生时刻的星曜位置为依据，一种以记录星曜位置为主的星历表——即可称之为星曜行度文献便随之出现。王应麟认为，“以十一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弥乾”[12]。李弥乾（一名李弼乾）是唐代著名的星命术士，撰有《都利聿斯经》二卷，这里的“十一星行历”指的便是星曜行度文献。在王应麟生活的时代，星曜行度文献依旧流行。宋代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都有著录，称之为“百中经”。如《郡斋读书志》载：“《百中经》三卷。右自绍兴二十一年以上百二十年历日节文也。”[13]此外，还有南宋邹淮所撰的《百中经》，魏了翁曾为之撰序，云：“《百中经》者，所以纪七政、四暗曜之躔次也。……越人邹淮长于星历……其续此书自绍兴十四年甲子始，每岁加以太阴入宿入宫度分，亲（视）旧行《百中经》精密有加焉。”[14]又，淳熙十五年（1188）曾丰所撰《邓氏〈立见历〉序》云：“惟写《百中经》，终于淳熙癸卯，厥后未有述者，乃自为一书，断自崇宁三年，岁行甲申，岁旦丙子为始，演算两曜五星之度，穷分极秒。至淳熙改元，又增入逆顺、迟疾、留伏之数，为便于卜筮设也。《百中经》约其概，今书析其微。”[15]从以上记载可以得出宋代星曜行度文献的几个特征：一、宋代星曜行度文献有《百中经》《立见历》[16]两种，是为星命推算的需要而设的。曾丰提到“《百中经》约其概，今书（按，指《立见历》）析其微”，但因文献不足征，详略之不同能否作为两书的区别还不得而知。二、《郡斋读书志》收录的《百中经》“自绍兴二十一年以上百二十年历日节文也”，即北宋明道元年（1032）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间共一百二十年的星历表。而邹淮所撰《百中经》“自绍兴十四年甲子始”，则是从绍兴十四年（1144）开始编排的，显然与《郡斋读书志》所收之《百中经》不同，但书名相同。可知星曜行度文献不因著录时段的不同而变换书名。这一点对于星曜行度文献的定名而言十分关键。三、邓氏《立见历》记录的是崇宁三年（1104）至淳熙十年（1183）间共八十年的“两曜五星之度”，其书约成于淳熙十五年，可知《立见历》《百中经》与一般具注历不同，并非预造之历，而是后人根据前代的记录并结合推算整理而成的。

那么，X37号历书是否与此类星曜行度文献有关？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俄藏X37号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历书是以记录星曜位置为主的历表，在内容上与星曜行度文献相似。其中又间或出现星曜顺、逆、留、迟等动态记录，与邓氏《立见历》“增入逆顺、迟疾、留伏之数”的体例一致。

其次，X37号历书右侧分栏所刻“积日一十五万八千四百九十二日”，暗示此历与《立见历》或《百中经》有关。关于“积日一十五万八千四百九十二日”，钮卫星曾做解读：“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一份‘X37刻本绍圣元年历书’残篇，其中注有‘积日一十五万八千四百九十二日’的字样。绍圣元年正月初一为公元1094年1月19日，对应儒略日序为2120660，与《符天历》历元显庆五年正月一日(1962169)之间算上首尾，积日数正好为158492。可见该份‘X37刻本绍圣元年历书’残篇上所注积日的历元也是显庆五年正月合朔雨水，该份历书与《符天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17]通过计算，钮卫星得出X37号历书所用的历元为显庆五年正月合朔雨水，与《符天历》的历元相同，两者间存在密切的关联。《符天历》的作者曹士蒍与李弥乾一样，都是推动域外星命术东渐的术士。《符天历》“与域外传入的星命术一起配合使用”[18]，在星命术的传播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曹士蒍还撰有《罗计二隐曜立成历》一卷，见《直斋书录解题》：“《罗计二隐曜立成历》一卷。称大中大夫曹士蒍。亦莫知何人。但云起元和元年入历”[19]。据此推知，《罗计二隐曜立成历》是从元和元年（806）开始记录罗睺、计都二曜行度位置的历表[20]。那么与《符天历》密切相关的X37号历书，在体例及推算方式上很可能与《罗计二隐曜立成历》相同。又，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称：“今日者所用《百中经》，乃从唐显庆壬寅年壬寅日积算起。”[21]显庆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共使用五年，然在这五年内并无“壬寅”年，故此“显庆壬寅年”的记载应当有误。上文提到《符天历》的历元为显庆五年正月一日，此日干支恰为壬寅，则“显庆壬寅年壬寅日”很可能指的是显庆五年正月合朔日，也就是《符天历》的历元。既然X37号历书所用的历元与南宋通行的《百中经》相同，也可以说明其与《百中经》有关。

另外，在整理这件历书及相关史实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即北宋哲宗绍圣的年号是在元祐九年（1094）四月所改。《宋史·哲宗二》载：“绍圣元年……夏四月乙巳朔……癸丑，改元。”[22]既然哲宗在元祐九年四月才改当年年号为绍圣，若此历书为前一年编修，是不可能出现“绍圣元年”的字样的，显然此历书是绍圣改元后的作品。这也符合《百中经》《立见历》的修撰特征——它们都是由后人整理编成的。

图2 日藏三台馆刊本《七政全历》“嘉靖廿七（1548）戊申”页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九年（1636）三台馆刊本《七政全历》（见图2）的内容与X37号历书著录的内容非常相似，仅格式纵横安排稍有不同。以嘉靖廿七年历表为例，此历表右侧第一栏首列该年的干支“戊申”，其下纵向展开该年的十二个月序。第二至第五栏是每月对应的节气，如正月对应两个节气，“刀（初）二雨水申正一”指正月初二申时一刻的节气为雨水，“京（惊）直（蛰）十七亥刀（初）二”指正月十七日亥时二刻始为惊蛰节气。第六至第十五栏，列十一曜行度，其中日月二曜的行度被省略了，“前查”的所指不详，或需配合推太阳、太阴行度的歌诀使用。《七政全历》是明清时期星曜行度文献的一种，是宋代《百中经》《立见历》的续修本[23]。X37与《七政全历》内容体例相似，也可以说明X37号历书与《百中经》《立见历》是同类文献。

综上，我们认为，俄藏X37号文书是与星命推算相关的历表，应定名为“《立见历》残卷”或“《百中经》残卷”。

二

关于ИHb.No.8085

ИHb.No.8085号历书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目前所见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西夏星历。俄人克恰诺夫最早注意到这件历书，并对其进行了编号、整理，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可以找到他对ИHb.No.8085外形特征、书写语言的简单介绍：

无名称；历书；登录号：8085。

写本；“蝴蝶装”；页面：16厘米×10.8厘米，文面：13厘米×8.5厘米；七行，有隔线，行十六字；页码未确定，157面；保存极坏

此历书编排同№5282（本“目录”№40)。主要用汉文，间用西夏文书写。[24]

史金波在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过程中，见到了ИHb.No.8085号历书，并撰《西夏历法和历书》一文，对其做了初步研究：

ИHb.No.8085号历时最长，从庚子年至西夏第二乙丑年共86年的历书，也即从西夏元德二年（1120年）至天庆十二年（1205年），中缺戊午年历书，又有ИHb.No.647号残页，正为戊午年历书，补上所缺。……历书的前几页和最后几页有不同程度的残缺，此外还有一些残片。每一表中每月占一竖行，各行分为上下很多横格，自上而下为月序、该月朔日干支、日、木、火、土、金、水、罗睺、月孛、紫炁等九曜星宿与该月时日的纳音等对照关系。历书中同一年表格中的字，有的是西夏文和汉字混写，也即同一张表格中又有西夏字，又有汉字。……

由各表可知，每年的日干支和中原历书完全一致。……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保存至今历时最长的古历书。根据一般历书当年用过即成无用的废纸的特点，现在能见到连续86年的中古时期的历书，十分难得。时间跨度这样长的历书原件，绝无仅有。它或许表明西夏有保存历书档案的机制。[25]

史先生指出此件历书历时极长，从西夏元德二年至天庆十二年共86年，并介绍了文书的脱缺残损、书写格式、内容、语言等情况。然今已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并未收录此件历书，使得我们对其认识仍十分有限。直到近年来彭向前的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才真正改变了这样的局面。

2013年，彭向前借访学俄罗斯科学院的机会，对这件历书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整理研究。此后，他发表了《俄藏ИHb.No.8085西夏历日目验记》[26]《西夏历日文献中关于长期观察行星运行的记录》[27]《几件黑水城出土残历新考》[28]《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历书研究——以ИHb.No.8085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乙丑残历为例》[29]等系列文章介绍ИHb.No.8085号历书，纠正了学界对此件文书的一些错误认识，如该文书的装帧形式不是蝴蝶装，而是缝缋装；戊午年历书不缺；此件历书记录的时段是88年，而非86年；历表中所列非九曜星宿与该月时日的纳音对照关系，而是九曜星宿的运行周期情况等。2018年出版的《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一书，是对ИHb.No.8085号历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此书不仅详细介绍了ИHb.No.8085缝缋装的复原情况，还对西夏纪年和朔闰的资料做了梳理，编制了西夏历与宋历朔闰表（1120—1270年）。此书也首次公布了这份拥有175面、56个残片的历书图版（参见图3），并做了整理和译录。应该说，彭向前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为学界复原了ИHb.No.8085号历书，在历书所用俗字、历注解读等问题上也展开了很多有益的探讨。但必须承认，ИHb.No.8085号历书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例如此历书至今未有定名，学界对历书本身的性质也不清晰。

图3  ИHb.No.8085号历书夏仁宗乾祐九年（1178）部分（图片来源于《俄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

根据彭向前的研究，ИHb.No.8085是一份行星运行记录，其间还夹杂着一些描述行星运行的术语“顺”“退”“伏”“见”等，很明显与X37号历书的内容、体例相似。这一点，《俄藏ИHb.No.8085西夏历日目验记》《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中都有提及。既然上文已经考证了X37号历书与星命推算相关，可命名为“《百中经》残卷”或“《立见历》残卷”。作为同类文献，ИHb.No.8085也应命名为“《百中经》残卷”或“《立见历》残卷”。以下两个方面可以印证我们的推论。

第一，ИHb.No.8085之所以保存了长达88年的行星运行记录，就与星命推算有关。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历书，每至年末就需更换新历，因此历书给人留下了“当年用过即成无用的废纸”的印象。此事古今皆然，元人陈镒有诗句“寒尽山城换历头”[30]，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但必须指出，每年一换的历书指的是唐宋元时期的具注历、明代的大统民历、清代的时宪历，以及当代的台历、老黄历。ИHb.No.8085号历书是关于行星运行的长期记录，并非日常使用的历书，且这些行星位置的数据是配合星命推算使用的。举黑水城出土的ИHb.No.5722号星命文书《谨算》为例，命主梁签判出生于西夏仁宗乾祐元年（1170）九月十七日辰时，在《谨算》所附的第一个星盘中，明确标识出了此时刻十一曜的位置。试想，若不依赖这种记录行星位置数据的文献，术士便只能通过计算获得天象信息。如此一来，不仅使得推命的过程变得繁琐，也容易出现错误。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星命术士往往通过查找星曜行度文献来获取行星的位置数据，从而为命主推演吉凶。为了满足不同年龄命主的需求，记录数十年的行星运行位置乃是星曜行度文献之常态。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这一卷长达88年的历书出现的原因，乃与星命推算的实际需求有关。这种民间星命术士使用的工具手册，不能说明“西夏有保存历书档案的机制”。

另外，ИHb.No.8085是一件无比珍贵的历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作为记录88年时长的星曜行度文献，并非“绝无仅有”。上文提到的邓氏《立见历》，记录了崇宁三年至淳熙十年间共八十年的星曜行度，《郡斋读书志》收录的《百中经》更是三卷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星历表。明清时期出现的星曜行度文献中，也不乏八十年以上的星历表，今存世者如湖南图书馆藏的两部《钦定七政台历万年书》，分别为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十年（1830）、道光五年（1825）至光绪三十五年（1909）[31]的星历表，记录的时长都超过80年。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若X37号历书保存完好，它记录的时长很可能就与ИHb.No.8085相当。

第二，ИHb.No.8085号文书是星命术士推命时必备的工具手册，在此文书中还保留有术士使用过的痕迹。彭向前提到，原文书有十个年份的“书耳”位置出现了数字[32]，按纪年先后列表整理如下：

彭向前认为，按本组数字顺序追溯，“夏仁宗乾祐二十四年癸丑（1193年）”的“书耳”处应补入数字“一”。另外，因“夏仁宗天盛二十年戊子”标注“二十四”、“夏仁宗天盛二十年戊子”标注“二十六”，则“夏仁宗乾祐四年癸巳”标注“二十二”有误，应标于“夏仁宗乾祐三年（1172年）壬辰”历日上，比原文书所标注的早一年。同理，“夏崇宗大德四年己未”标注的“五十五”也应该出现在晚一年的“夏崇宗大德五年己未（1139年）”历日上。他认为这些数字出现的年份都有特殊含义，“要么是子年或亥年，以表明十二地支循环起迄；要么是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继位之年；要么是戡乱改元之年。”[33]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并不圆满，实存许多漏洞。例如，在88年时长的历书中，共有15个子年或亥年，在“书耳”上找到的数字未能将它们全部覆盖。“夏仁宗乾祐三年”发生何种大事，目前并无史料记载。彭向前也坦承，“至于这组数字为何要把仁孝去世之年作为开头，并倒着往上推，尚不可索解”[34]。

这组数字以乾祐二十四年为开头，与年代的顺序相反排列其实有更为合理的解释，它们很可能是术士在使用过程中随意记下的。“书耳”中出现的数字“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八”“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二”“六十三”“七十四”，指的是使用ИHb.No.8085的星命术士遇到的不同命主的年龄（虚岁）。二十到七十岁，也符合最常寻求星士帮助的人群的年龄阶段（如《谨算》中的梁签判为三十七岁）。至于为何将乾祐二十四年作为开头，是因为这组数字大部分是在该年写下的。这位术士可能初学星命，对数字的计算尚不熟练，因此在工具书上做了一些记号。当然，“书耳”中仅出现十个数字，并不意味着术士家中门庭冷落，这十个数字可能是术士较早标注的，据之翻找相邻的年份，就容易多了。彭文中指出的两处数字标注错误，可能也并非是计算错误，而是术士在不同时间标注的——若在天庆元年（1194）使用此件历书，就可在乾祐四年“书耳”上标注“二十二”；若在乾祐二十三年（1192）使用此件历书，就可在大德四年“书耳”上标注“五十五”。

综上，我们认为ИHb.No.8085号文书也应定名为“《立见历》残卷”或“《百中经》残卷”，它的出现与星命推算相关，且曾作为工具手册为星命术士使用。

三

余论

 除以上讨论的两件历书外，西夏星历还有俄藏ИHb.No.647、ИHb.No.5282（2-1）、ИHb.No.5868，英藏Or.12380-2058、Or.12380-3947，武威出土的G21·28[15541]等六件。此八件星历在语言、书写形式、保存时段、来源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1）从语言和书写形式看，X37属于汉文刻本历书，ИHb.No.8085与ИHb.No.647、Or.12380-3947则为汉夏合璧写本历书，此外还有汉文写本历书G21·28[15541]，西夏文写本历书ИHb.No.5282（2-1）、ИHb.No.5868、Or.12380-2058；（2）从保存时段来看，ИHb.No.8085是西夏元德二年（1120）至应天二年（1207）的历书，跨越的时段最长，其次是ИHb.No.5282（2-1），保存了正德己酉年（1129）上半年和大德乙卯年（1135）下半年的部分，此二件明显都是记录数十年间星曜行度的历表，其余六件历书仅存一年或数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夏星历的保存状况总体不佳；（3）因ИHb.No.8085保存时段较长，与ИHb.No.5282（2-1）、ИHb.No.5868、Or.12380-2058、Or.12380-3947、G21·28[15541]残存年份有重合，但比较后发现，不同历书相同年份记录的行星位置却不尽相同，这表明西夏星历的知识来源或有不同。尽管如此，后六件历书与X37、ИHb.No.8085内容、体例相同，应视为与星命推算相关的星曜行度文献，都可以定名为“《百中经》残卷”或“《立见历》卷残”。

在了解了出土西夏星历的基本情况后，可进一步阐述该类文献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西夏星历的重现发现，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亦有助于星历源流演变的准确、全面梳理。如前文所述，星曜行度文献最早出现在唐代中期。虽然宋元两朝的星历已经散佚，但借助出土的西夏星历可以看到。此时期的星曜行度文献较为简略，每月最多给出两个位置，甚者如紫炁、月孛、罗睺，每年仅列出一到二个位置。这种体例更接近于唐代《七曜攘灾决》所附星历表。而明清时期的星曜行度文献，一般会详细列出每日日、月、木、火、土、金、水七星的位置，紫炁、月孛、罗睺、计都四曜的运行周期较长，每月给出一到三个位置。若以一个月为一个历表计算，每年至少列出十二个历表。由此也可以证明，从唐至清，星曜行度文献的编写和使用都未曾中断，内容则是渐次丰富详尽。

其次，西夏星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星历样本。尽管明清星曜行度文献已经固定为记录十一曜行度的历表，但早期的星曜行度文献在记录星曜数量上似乎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如《七曜攘灾决》星历表、邓氏《立见历》“演算两曜五星之度”，为七曜行度；曹士蒍《罗计二隐曜立成历》仅为罗睺、计都二曜；邹淮《百中经》“纪七政、四暗曜之躔次”，是十一曜行度。而出土的八件西夏星历，专记日、木、火、土、金、水、罗睺、月孛、紫炁等九曜行度，与诸历都有不同，从此也可以略窥唐宋时期民间丰富的历书文化。

最后，西夏星历记录的是日、木、火、土、金、水、罗睺、月孛、紫炁等九曜的行度位置。月亮作为仅次于太阳的重要天体，它的位置却未出现，可能与当时人将二十八宿直日视为月行所在有关[35]。计都的缺失，则可能是其位置与罗睺对冲，可不必单独列出的缘故。因此，即便西夏星历仅记录九曜行度，仍旧代表的是十一曜星命术。而多件西夏星历在黑水城、武威等地出土，并留有术士使用过的痕迹，表明十一曜星命术曾在西夏地区广泛流行。

注  释

[1] З.И. 戈尔芭切娃、E.И.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3集，1978年，第41—42页。

[2] 对西夏历书作较为集中录文整理的有，孙继民等著：《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孙继民等编著：《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华学》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131—135页）和《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1—289页）二文，则对俄藏TK297、ИHb.No.5282、ИHb.No.8117、TK269、ИHb.No.5469做了录文。

[3] 因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历书多为残片，为其定年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孟列夫最早提出，在黑水城出土的8件汉文历书中，木刻本残片都是12世纪前30年的历书，其余3件写本残历是13世纪与14世纪中期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页）。此后，陈炳应、史金波、邓文宽、彭向前、李晓玉等也对西夏残历的定年有所关注（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出版社，1985年，第314—323页。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第131—135页。邓文宽：《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第271—289页。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文物》2001年第10期，第87—96页。彭向前、李晓玉：《一件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合璧历日考释》，《西夏学》第4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6页）。

[4] 邓文宽指出，俄藏ИHb.No.5282、ИHb.No.8117、TK269、ИHb.No.5469同属《开禧历》的实行历书，且是现知《开禧历》唯一的实行历书，在中国历法史和学术史上的价值是毋庸赘言的（邓文宽：《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具注历日〉三断片考》，第271—289页）。史金波认为，多件西夏历书属于稀有的活字印刷品，其中，《西夏光定元年（1211）辛未岁具注历》是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刷品，足见西夏历书在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意义（史金波：《西夏对中国印刷史的重要贡献》，《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98—115页）。

[5] 就笔者所见，仅陈炳应、石中琦二位学者曾据西夏历书内容之不同进行分类（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15页。李迪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通史卷》第二编《五代到元末》第二章《西夏的科技》，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第231页）。后一种著作将西夏历书分为佛历、观天记录和一般历日。这一分类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仅据《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的介绍，便将ИHb.No.7385视为观天记录，而将真正记录天象的英藏Or.12380-3947、武威出土的G21·28[15541]两件历书归入一般历日。尽管如此，这样的分类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因佛历ИHb.No.6711至今尚未公布，其性质如何未有定论，故本文暂将西夏历书分为具注历和星历两类。这两类历书在数量上也占有绝对多数。

[6] 孙继民等著：《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第759页。

[7] 彭向前：《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历书研究——以ИHb.No.8085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乙丑残历为例》，《西夏学》第16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243—251页。

[8] 相同的情况也见于ИHb.No.8085号历书，彭向前已经指出，“这里的十二地支并不代表十二个时辰，而是代表周天的十二等分，即十二次。也就是说表格中数字与地支的组合，是用来记载九曜星宿运行情况的。”（彭向前：《西夏历日文献中关于长期行星运行的记录》，《西夏学》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24页）X37号历书与ИHb.No.8085号历书性质相同，都为西夏时期的星曜行度文献，可以互参。

[9] 版式从原件，从右至左；文字则按今阅读习惯，从左至右读。

[10]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131页。

[11] 此“胃”字写于年干支“甲戌”和“绍圣元年”之下，表明与直年有关。又，ИHb.No.8085号历书中保存有二十八宿直年的信息。经彭向前整理发现，夏桓宗天庆十三年（1206）年历，干支纪年缺，但存有用西夏文写成的二十八宿直年，可译作“胃”（彭向前：《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7页）。天庆十三年上距绍圣元年凡112年，恰好能被28整除，则绍圣元年之二十八宿直年亦当为“胃”，可证此推论无误。

[12] 王应麟著，翁元圻辑注：《困学纪闻注》卷九《历数》，中华书局，2016年，第1247页。

[13] 晁公武编，孙猛校：《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08页。

[14]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三《邹淮〈百中经〉序》，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年（1551）高翀、吴凤刻本。

[15] 曾丰：《缘督集》卷十七《邓氏〈立见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5—196页。

[16] 上溯唐代，有《立成历》。《直斋书录解题》收录的《青罗立成历》《罗计二隐曜立成历》都为唐代的星曜行度文献，我们推测《立成历》与《立见历》性质完全相同，只是书名略有不同，所记星曜数量也可能存在差异。

[17] 钮卫星：《〈符天历〉历元问题再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4页。

[18] 钮卫星：《〈符天历〉历元问题再研究》，第1页。

[19]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3页。

[20] 《七曜攘灾决》保存的星历表中，罗睺、计都都从806年入历，可能与此《罗计二隐曜立成历》有关。

[21]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22] 脱脱等撰：《宋史》卷十八《哲宗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339—340页。

[23] 相关考证见拙稿《五星是历：星曜行度文献源流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440—453页。

[24] З.И. 戈尔芭切娃、E.И.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42页。

[25] 史金波：《西夏的历法和历书》，第41—48页。

[26] 彭向前：《俄藏ИHb.No.8085西夏历日目验记》，《西夏学》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69页。

[27] 彭向前：《西夏历日文献中关于长期观察行星运行的记录》，《西夏学》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24页。

[28] 彭向前：《几件黑水城出土残历新考》，《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2期，第182—190页。

[29] 彭向前：《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历书研究——以ИHb.No.8085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乙丑残历为例》，第243—251页。

[30] 陈镒：《午溪集》卷八《次韵叶文学立春日城回过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8页。

[31] 光绪年号共使用了三十四年，此历书为清末钦天监所颁。疑钦天监于“光绪三十五年”前即已颁布此书，故出现“光绪三十五年”的内容。

[32] 彭向前：《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第16页。

[33] 彭向前《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第17页。

[34] 彭向前《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第18页。

[35] 古人对二十八宿的划分，本来就以月亮运行周期为基本依据。所谓月宿，是指月亮每日运转之“宿止”所在，二十八宿的划分是具有天文观测意义的。敦煌文书P.4071《符天十一曜见生课》是北宋初年术士康遵为人批命的文书，其中有命主出生时刻的十一曜行度位置。钮卫星曾推算这一组星曜位置数据，指出“除了月亮行度之外,都是符合实际天象的”（钮卫星：《敦煌遗书开宝七年星命书（P.4071）中的十一曜行度及相关问题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11-424页）。虽然月亮行度不符合实际天象，但此日“太阴在翌（翼）”却符合二十八宿直日法的配日规则（计算过程详参孔庆典、江晓原：《七元甲子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2-41页）。也就是说，康遵当时使用的月行位置，实来源于历书标注的二十八宿直日信息。

本文原载《文献》2022年第5期

作者 | 赵江红

编辑 | 陈福兴

审核 | 边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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