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 | 姜亮夫：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

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 

姜亮夫

培养敦煌学人才，刻不容缓。我自己检察，“自视缺然”，国内真正敦煌专家，如王重民、向觉民，都因课务繁忙，突击性工作过多，未能专力于此。我同他们两位，虽同时在巴黎、伦敦读这批卷子，但我是自费，没有他两位方便，归国后，又忙于衣食，“糊口四方”，也不曾专力为之。实在辜负得很。

我本来在三台东北大学时，已着手编绎我所得的卷子，同时也请许多朋友参加这一胜流（见后），我自己搞了一个《敦煌学志》共分六类，一、《总论》，二、《编籍校录》，三、《杂录》，四、《文录》，五、《韵辑》，六、《敦煌学论文集》。抗战结束时，六类都有若干成品，解放初期，为了宣传敦煌学，同重民商量，想做点通俗的小册子，我把总论部份译为语体，附上一些图片，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名出版了，但并未引起重视。其他各部，也仅仅印行了《瀛涯敦煌韵辑》一书（但印数特别少），《敦煌学论文集》也只发表过极少篇章。其他三录，则《文录》是随时无次叙的抄在大号中号卡片上。文革当中，我的读书卡片、笔记，全部损失，幸存者，只有《经籍校录》与《杂录》二种，以个人的业绩来说，我深感惭愧，以中国文化学术的大流来说，我是万分不满意，在文革前，还有王、向、两位好友可以商量，而今后则写好文章，也未必有人能为我看一看，指正，指正，这才真正是文化学术上的损失。

这种“人才”缺乏的情况，使我们学术工作者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想到这三十多年来，未尽到宣传之力，所以把这篇短文，重加修改，在中国文化大池里，投上一个小石头，让它不论是大或小，起一个小水纹，自然也许会引起全国上下的重视，使下一次“国际敦煌学”开会时，能有年富力壮的学人去参加，说明中国有人。

中国文献的发现，在历史上有了好几次，与文化的关系都极大。（一）孔壁古文之发现，形成经学上今古文两派的分立，影响到学术思想的分岐，以及对古史古学的争论，甚至也影响到后世政治教育各方面的兴废得失，但孔壁古文的本身问题，到现在还是疑狱，恐怕将永久是我们不能解决的疑狱。（二）汲冢竹书的发现，比孔壁古文可靠得多，而且流传的东西，也还少经人的纂乱修润，经过清儒及近代学者的研究，其真价值已渐可评定，但是这一次的发现材料既少，内容也比较简单，历代对他们的研究讨论虽有，而不曾激起学术界的什么浪潮，在文化上虽不能说毫无影响，而价值确远不及孔壁之庞大深邃。（三）应当算西埵竹简与殷虚甲骨，竹简在学术文化上的价值，自然远不及甲骨刻辞，但汉代西埵的历史社会研究得到了不少的证明，至少也足以与汲冢竹书并论，甲骨文字是近三、四十年的大发现，他影响于上古史上古社会的地方，已有王静安先生、罗振玉先生及王襄、叶玉森、郭沫若、胡小石、董作宾、徐中舒、杨树达、吴其昌、唐兰诸君的研究，赫然俱在，不容否认，而出土之地，又经中央研究院之科学的发掘，本源昭明，不比孔壁之惝怳莫定，这是中国史上新发现的文献之最为可靠，最为可宝的一次，然而他的收获，只是片断不明，残破不全的上古史上古社会的材料，虽可凭借他以考证殷商文化残段，殷本纪所载的殷商史事，并可为吉金上史事的旁证，以及文字衍变的系统，但就不能真的建立起真实殷商史，殷商社会史的全部，甚至也不能明白显示周因于殷，损益可知的真像。在文化上的价值虽高，而不博大，好似是金刚石是白金，而不是今日文化中离不了的钢铁煤炭。至于第四次文献宝库的发现，应当是敦煌石室南北朝以来写本经卷的发现。这次的发现，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方面之博，可说是空前，不仅是几种古经，几部竹简之所能比，即数万片的甲骨，也当瞠乎其后，他在文化上的整个的价值，虽此时尚不能确然评定，将来影响于学术文化，甚至于我们民族的创进的资鉴，亦正待国人之兴起研究，但我可以平实的说，深邃容何不如孔壁之于《儒家经典》，甲骨之于殷商史实，而博大必为前三次任何一次之所不及，现在就我心中所能记忆，及手边所有的材料，略加分析，已大有可观。我手边参考书极少，欲作全盘的文化上的价值估计，事实上不可能，而且为时也太早计，请以俟之来日。敦煌卷子大部分是抄的佛经，儒家经典、老子杂家书籍，其非专书的卷子，则有“短文”“诗词”“信札”“账簿”“户籍”“契约”“ 醮词”“祭文”“祝词”之类，也有图书、图案及各种西藏印度小亚细亚一带文字的文书之属，现在我们分析也就依其类别而各为之说如次：

一、佛经

此类写经分量占大多数，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约二万卷）其中又似乎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莲华经》及《金光明经》三种为最多，惜乎几种比较可靠的目录，手边一本也没有，不能统计，我对于此类经典，多半都不细看，并不是有所好恶，只是诵习过少，根底太薄，明知必无所得，故未加以注意，其中关于《瑜珈师地论》、《大乘起信论》、《百法明门论》、《法严经》几种，我在巴黎时略略用今本较过几卷，无甚大差，只偶有字句的错落，现就我所知道与学术上有绝大关系的几件事，略说如下：

①有中土已亡的经典，而见于敦煌写本中者。如巴黎藏之《大乘入道次弟》，敦煌藏的《大乘四法经论广释开决记》，北京藏《佛说延寿命经》、《诸星母陁罗尼经》，北京、巴黎、伦敦皆有之。《萨婆多宗五事论》，巴黎藏之，《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送终生七往生净土经》，北京藏之，《大乘稻芋经随听手镜记》等书都是中土已亡，或仅见于日本，而皆见于敦煌经卷中，此类为数当在不少，惜乎尚无人为他作统计。

②为华文译本，而附写梵文本之卷。此种写本，恐怕以法京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多。即以柏氏书目而论，已有2426号卷之《金光明经》卷三。2739、2741、两卷之《般若波罗蜜多经》，2704《佛说无量寿经》，3745、《金光明最胜王经》，2781之《陁罗尼经》、2782，2790，2798《大般若波罗蜜多经》，2783之《法华经》，2786之《维摩经》、皆一面华文，一面梵文。又如2027，2028，2030，2031，2742，诸卷亦然，且有夹写于行间者，如2024是。

③为有关佛教事迹之史料，其记中土佛教史迹者。如P2174、P2692、P2113、P2173、P2181诸卷，有言吐番统治沙洲时之佛教源流者，如P2499有记关于各地佛教之情状者，如P2191有记敦煌佛寺之规矩者，如P2879之敦煌十七寺僧名册诸卷。其他可备参考之卷，如P3258，P3259、P3391号卷之文牒，P2671号之事迹草图，皆与佛教史大有关系。有唐一代，崇奉老聃，道教极有势力，因而道教亦最盛（详后），而有佛道杂揉的书籍，如P2044之《真言要决》是也。在敦煌经卷中，有一面写佛经，而他面则写道经之卷甚多，如P2401，一面为道经残叶，他面则为佛经《天请问经》。P2404卷，一面为道家之《太玄真一本际经》卷三，他面则为《六门陁罗尼经》、《六门陁罗尼经论》，及《六门陀罗尼经广释》。又如P2406卷，一面为《太上洞玄灵宝明真经科仪》，他面为佛经。P2432卷，正面为残道经，背面为《大乘百法明门论本事品》。又如P2352卷，正面为道经，背面为《大乘四法经》、《及四法经释》，又如P2366正面为《太玄真一本际经》，《太上玄阳经》《洞渊神咒经》，背面为佛经。他如P2343、P2355、P2356、P2357、P2358、P2377、P2403、P2419、P2430、P2434、P2435、P2443、P2436、P2445、P2450等皆一是面写道经，一面写佛经，这类真是多不胜数，佛道杂揉的情形，自然会有新的思想、新的学说发生，现在道藏里有若干道经，都受佛经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如P2464卷《首罗比丘经》，柏氏说：“此经所用的名辞，杂乱不一，详细审核，当是混淆各教而成。”又如P3047，“为佛教讨论之语，杂举印度神名，及中国之太山府君河伯诸神”，也是诸教杂揉一段事实，这实在是研究佛教史道教史者之所当注意的。杂揉的时期，自然免不了两派的争斗，这也如汉代的谶纬家言，一面欲求胜古文经说，一面又欲与当时的阴阳五行家争立，而唱出若干新奇的教义、新奇的哲理一样，敦煌遗简中的《老子化胡经》，人知其为求胜佛徒的一种新书，然则佛家之驳斥道家，亦为必有之事。如P2461卷，其中尚存《明帝大臣等称扬品》、《广通流布品》及安靖之《玄通记》都是驳斥道教之说，这正是佛道论衡一类之作呵！各教杂揉，且不仅于佛道，西方之摩尼教，亦已混入佛教教义之中。如P2461卷，柏氏以为“上品大戒中之十大戒，恐被西方宗教影响，或以摩尼教有关。又P2396柏氏云：“中论明教，以阴阳明暗对举，殆受摩尼教影响，大约亦可信。”这些都是研究中国思想史者之所宜十分注意者也。

二、道家经典

敦煌写卷，多与佛寺直接间接相关，所以佛经为量最多，唐代崇奉老聃，因而道家典籍为数亦不在少数。且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凡《道德经》及其他道家经典、卷子，纸的品质，书法的工整，品式的考究，皆在一切写本之上。这虽然不必即以“国家”二字解说此理，而其一时为人所特敬，影响也曾及于佛寺，是可由此种书品而推知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一件特别事情，据个人所知，略说如下：

①《道德经》本文问题，今本《道德经》上下二卷，久在唐以前已然，然唐以前有以《道经》为下卷，《德经》为上卷者，这确为后人所不习闻，而在唐写本中则最为明白，如柏氏劫去之P2584卷，P2420卷，P2421卷，皆题曰《道经》下，或《老子道经》下，P2417卷，P2347卷皆题曰《老子德经》上，皆其证，其实这经近年在马王堆发现的本子也是德经上，道经下，可见以《德》《道》分上下是战国以来的旧传，唐写本犹知其义。敦煌写本《老子》，其文字多寡同异，各互相异，与今本同异亦极多，与唐人所传《道德经幢》，亦不同，这是考究老子书者绝好的材料。近人已录若干种为《老子》作校，（商务出版）我另外也有校本。敦煌本老子各卷叙录作了详细的分析，别详《敦煌学论文集》中，此不多说，其中有极可宝贵的材料。

②老子注本。《道藏》中关于老子的注疏，自然也不少，但敦煌写本中，尚有为后世已亡的佳本，如P2517《道德经义疏》，起“治大国若亨小鲜”，终《德经》末。其疏虽不甚佳，而存旧说极多，且分《老子》书为五卷，亦少见。实为可贵。又如P2637卷起下经“下德为之而有以为”，逐句为疏，疏不甚佳，而下经几全，亦古注之存者，分全书为四卷，与诸家皆异。又如P2823卷，亦不知为何家注，注亦粗浅。然经注分写，各皆提行，且经文用朱笔，注文用墨笔，可以考一代风气。又如P3277卷，以人世修齐治平之说，以解道德五千言。当为儒流之作，亦为未见之书，此亦学术史上极有价值的东西，不可不知。

关于道家典籍，及当时道教的情势，我在《敦煌经籍校录》中已详言之。又别有《道德经叙录》一文校敦煌各本文字异同附录详情等件可参，此处不再多说。

③道教佚经。道家与道教虽是两回事，但历世为了述说方便，往往有些相混的。这也不是后人创为之，到宋人辑道藏以后，道教的经典算有个统记，在敦煌经卷中我细心翻检过。北京、巴黎、伦敦三处所藏全部卷子清理出应属道教经典的著作，为唐以后所佚的典籍录为《道教佚经考》一卷，已收入我的《敦煌学论文集》之中，这也是中国哲学宗教史上不可少的一种工作。此文当另外发表，此处不再详说了。

三、儒家经典

敦煌卷子中，儒家经典所占分量，也很不少。其于学术文化上关系至大的有儿件。可以一谈：

①古本古注之发现。据我个人之所知，大概以《尚书》奴古定本的发现为最重要，其次是《论语皇侃疏》，《尚书王肃注》等，《尚书》自卫包改定为今本后，唐以前的本子，久已不存，宋人虽然尚有看见的，已是凤毛麟角，稀世奇宝了。但在敦煌经卷中所保存的，真不在少数，即以柏氏将去的而论，如2549卷之《尚书篇目》，当为六朝时人写本，自极可贵，余如3015之《尧典》、3169、3469之《禹贡》、及2533自《禹贡》至《胤征》，2643，1516，之自《盘庚》至《微子之命》，3670之《盘庚》，2748之自《洛浩》至《蔡仲之命》，2630之自多方至《立政》，2871之《费誓》诸篇，其文字异同，与今本皆绝殊，而2980卷于古字之旁，以朱笔改为今字，犹可见当时改定之痕迹，这在考论《尚书》文献上的贡献，当然不小，也是研究经学史学哲学者所最可贵的材料。《尚书》问题之多，为儒家经典中所特有，此种材料一出，不仅不必费力去为他作文字的考证，甚至于阎若璩，江声、段玉裁、王鸣盛、孙星衍、王先谦诸家，也可省许多麻烦。甚至六朝以来传本问题，也大有可寻，而《尚书》中有许多因了误字误句而可改正的地方，为校勘考据诸师百思不得之奥，也可以多所解决，即经本的是非问题，也未始不因之而有些消息，将来有暇，当更为文论之，还有一卷可宝贵的材料，是《尚书》《尧典篇》的王肃注的释文，也发见了。这即是柏氏所取去的3315卷是也。王肃注《尚书》，大概宋代还有传本，譬如杨备书讽刺字用古文，即是一证。然而当时已属奇文，而今又将近千年，居然再与世人相见，这不是古今奇闻而何？这一本卷子，关于《尚书》古本问题，《尚书》流传问题及古文字学，皆有极大关系，自涵芬楼秘笈刊印后，罗氏也影印他，近来学人讨论他的文章，也有八九篇之多，我另有专文详之，此处不多赘了。至于《论语》皇侃疏，本也是久亡之册，也在巴黎藏卷中发现，已由王有三先生为商务馆摄制回国，将来总有机会与国人相见。

②纠正今本的讹误。除了《尚书》外，儒家经典，分量在卷子中，要以《诗经》为最多，即以我所得见的巴黎藏本而论，已在七十纸以上，而全经已可勉强拼得起一大半，其每卷长者，如2529卷至25页，2514卷至十三页，2506，2696至八页之多，也是一般卷子中少有见到的长，其中本子，几乎全是毛传、郑笺，其中与今本不同之处甚多，有以经旨关系极大的地方如《齐风》“东方之日”篇《序》曰“刺衰也”，而2529、及2669，两卷皆云“刺襄公也”，又如《秦风》《驷铁》“载猃歇骄”传“犹轻也”，轻下当系夺一“车”字，而2529卷有之。又如《出车》“执讯获醜”句，笺云“执其可言问所获之众”，本来应当是解释执讯二字的，卷作“执讯执其可言，问及所获之众”，是何等明白，又《杜杕》一诗的“征夫不远”句，笺云“不远者言其来，喻路近”，而卷“喻路近”2570三字作“愈近也”，是何等明白，何等情趣又如《小宛序》今本作“大夫刺宣王”，写本则作“刺幽王”，又六月“弁腹朱裳”笺“朱衣裳也”写本作“朱衣纁裳也”，又“赤芾金舄”，笺“金舄黄朱色也”，写本作“金舄黄金为舄，朱色也”。又如《采薇》“靡使归聘”笺“我方守于北狄”，写本作“有所识，则天为之生贤配”。又如《緜序》“本由大王也”，写本作“本大王也，大王能兴緜緜之化，文王因以自广大也”，又“乃召司空”二句，笺“司徒掌徒役之事”，写本作“司徒掌教及徒众之事”，又“予日有奔奏”，写本“奏”作“走”，传笺中亦同，又《棫朴》“六师及之”，笺“五师为军”，写本作“五师为旅，五旅为军”。又《皇矣》，“自太伯王季”传“见王季也”写本“王季也”下尚有“谓王迹之兴，自太伯王季时也”，十二字。《南山》“乘公而榏”，写本“公”作“车”。又“必告父母”，笺“卜于死者”，写本“者”下有“元廟”二字。又《葛履》笺“未成为妇”写本“妇”下尚有“之礼”二字，这些条数中，写本与今本之差，一、二字间，关系经旨之巨，是研究传经的人所不可不知的。清代的学者，费极大的力，欲更定一字而不可得，现在写本中的异文，有百思不得其妙之处，仅就校勘来说，也已大可拱为珍宝了。

其他经卷，如《春秋三传》《礼记》《周官》，当然也有些可贵的材料在其中，但都无书诗两种之可贵。在巴黎的儒家经典，我翻过的，我都详记内容，并细细地作过校勘，我己另有成书，名曰《瀛涯敦煌经籍校录》一书，凡八卷，尚未印行。

四、韵书发现

韵书是六朝以后的一种新的著作，到唐代以诗赋取士，韵书的用处甚广，韵书的需要也就更大，所以唐代韵书的派别也最多，但自三百年来的学者，都只得见宋人重修的《广韵》，沈约诸人的东西，当然未曾得见，即《广韵》的原本，也未曾见过。大家也都就认宋韵即为唐韵，这是学术上一种很大的缺憾。自从罗振玉在内府抄出唐人写本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以后，国内才知道《广韵》以外的韵书，别有系统，及到蒋伯斧、孙愐《唐韵残卷》问世后，于是今本《广韵》前面敕牒中所载为陆法言修补增订诸家之作，才渐渐觉得有大异于今者，于是今本《广韵》，号称本于隋陆法言之说，亦得加以考究，但材料从什么地方来呢？这是学者们所最盼望的一件事！

现在我们在敦煌唐人写本卷子之中，已经发现了若干卷韵书字书之类的卷子，据王静安师同我自己的研究，已经知道其中已发现陆法言的原本，并且与法言共同修《切韵》的诸人，如李季节、夏侯咏、杜台卿、阳休之诸人的书的大体也可从这些卷子中推而知之。于是陆本的来源，陆书的流变，以及长孙讷言、孙愐、王仁昫、李舟诸家的书，也因此一发现，都清理出一个条理来了。从此我们尚论六朝音理，有所依据，而上推秦汉，亦有所推断，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一种伟大的发现。

现在就依据我所得的材料，同我研究的结果，分述如次：

（一）先说材料。我所得到的韵书材料，所有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者十七卷，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者四卷，藏于柏林普鲁士博物馆者六卷。共二十七卷。其中有写本刻本两种，刻本即（一）P（Pellul）编号之2014，2015，5531，及巴黎未列号诸卷之两种，（二）柏林藏本之THDI诸页，其余皆为写本，其中写本又有精抄与急就本之不同，而板式纸幅，纸质书品诸端，我都有详细记载。

（二）次说我所得的结果。依我的研究，这二十七卷中，有七卷是陆法言原书，有两卷是初唐陆韵增字本，有两卷是长孙讷言笺注本，一卷是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三卷是孙愐《唐韵》，四卷是晚唐集成本，四卷是北宋刊本《切韵》，此类卷子国内学人如王静安先生、魏建功兄等，皆有考证，我把这些卷子，全部影抄细校，并加考证，别成《瀛涯敦煌韵辑》，陆氏《切韵》系统，于以大明于世。此外王静安先生依柏里和氏寄赠照片写的切二、切三两个《切韵》卷子，刘半农《敦煌掇琐》所录的王仁昫《切韵》卷，都曾影响国内古韵研究，但王先生所录偶有笔误，我已作校勘记，登在东北大学《学林》上，刘氏书错误尤多，而且有很多臆改，整页脱落，我也作了详校全书二千余条，而校记也得二千多则，为最详尽，北京大学编的《十韵汇编》，全据刘氏这种不太可靠的误本，尤当早正，现在我的稿子已经正式付印，可以对质了！

敦煌卷子中，有少数关于文学史事的卷子，对于这两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发现，现在略为分述如左。

五、文学

关于文学的发现，除诗文集、文选等而外，其最重要的可以分为两件来综说他：一是俗文学，二是词，三是其他。

①关于俗文学，国人已很有人注意，讨论的文章，也比较的多，我手边材料既少，要别自为说，一定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与发现，我想还是去读读王静安先生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文及通俗小说》，见《东方杂志》十七卷八号向觉民君的《敦煌丛抄》（变文）（《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号）、《唐代俗讲考》（《燕京学报》十六期）。郑振铎君的《敦煌俗文学》（《小说月报》二十卷三号）都可作为我们的参考，而尤以向君《唐代俗讲》考一文后附的“变文唱经文目录”是我们研究敦煌俗文学必不可少的材料，近年北京已印行了一部《敦煌变文集》，大体已收得差不多了。因了有这些资料，所以我对此也不必再有所讨论了。

②关于词，在近年来讨论词的起源的人大都只溯源到晚唐而止，李太白的《菩萨蛮》多已不见信于人了。但在《疆村丛书》中所刻的那卷《云遥集杂曲子》，确确实实是唐人的东西，这一点也不能否认，朱先生说“其为词朴拙可喜，洵依声中椎轮大辂，且为中土千年未睹之秘”云云。其足为“词”的历史上一种最重要的材料，这是毫无问题。他所收的八个调子，虽与现在所传句法声律之间颇有出入，然而词的初兴，本来是散声烦音，不一定与字数相配，则他与现传排调不合，正足以见其为初期作品的现象，又譬如P3137卷的《南歌子》，与现传《南歌子》不同，但是又谁能说现传的是真的，原始的调子，而怎不是真的调子呢并且即以《云遥集》上所载的词而论，《凤归云》一调，共四首，第一首的前半是8546，5544，字句，共四十一字，而第二首前半则为5554，7454四字句共四十三字，第三首第四首前半为三十八字，这与后来调有定句，句有定字的，已大不相同，全书八调，出《倾杯乐》一调无词外，其余七调，每调多者四首，少者二首，没有那一调首都是相同的，这更足以说明在初期之尚不能律定，翻转来说，即是敦煌所见的词，是词体初兴时的真像，这还不够说明词史进化的历程吗？这分资料，以王重民先生用功最勤，已有专书，此处不用多说了。此外还有一卷久已失传的《楚辞》智骞音，国内多已论述，尤以闻君一多为最勤，但细为紬绎，断定它是郭璞一派《楚辞》注家的书，在《楚辞》研究历史上是一个特派，而且是个极其重要的派别，则是我所紬绎而得的，详看我的《释智骞楚辞音残卷跋》一文。

另外我还把当时的碑文记载及一部经卷上的诗文，词赋签启等，有篇章体势的作品亦抄录成了一部《敦煌文集》，比大谷光瑞柏里和所辑略多一倍有零，大概文学资料差不多略备了，不知有无机会印行。

六、史学

敦煌卷子中与史学有关的东西，罗振玉似乎讨论到不少，大家只要寻他的书看，已可明白许多，罗氏书具在，不用我再来钩玄提要的述叙了。但就我在巴黎所看的材料中来说，似乎也有多少有点可取之处。

譬如P3078卷为苏琅等撰的《散颁刑部格》，可补唐律之不足。又如P2504卷《唐代帝后国忌日表》，《田令程令表》，《官令》、《职官品阶食品表》，其中有关唐代典制的地方，极为重要，可以补正史会要诸书之缺者颇多，这且不去管他。即如有关习俗风尚的地方，也非常可贵，如高祖以前的帝后忌日，只设斋不废务，自高祖到昭成皇后窦氏，则设斋废务至七日之久。又如“假宁令”计算唐代作官人假期每年差不多在百日以上，而假日除月旬休假外，皆依二十四节、及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十月一，等日，这是有浓厚民俗的意味在其中，我另有长跋，将来再待机会发表。又如P2945卷《权知归义军节度使兵马留后上△相公书》，凉州书。P3201之《朝散大夫殿中待御史王赐劝大蕃与唐息兵书》。P2460《都督黔思费等十六州军事袁府君碑》。P2222之纪晋大秦月氏印度通聘事等文，都应是西北史地民族有关的重要文献。又如P2405两卷之《沙州志》，P2000之《西州志》P2507之《河渠桥梁漕运记事》，P2511之《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卷，都与当时舆地四夷有关，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又如P2174纪中国《佛教》史实，2256述《道教》源流，也都是《佛》教《道》教史的重要材料。此外如历象、医药、数学，等科学也还有不少材料，我所知极少。此处不说了。

罗振玉先生搜集这一类卷子不少，大体都已印出，而且还有根据，这些资料补正史之缺的，如《补唐书张仪潮传补》、《五代史曹氏年表》，《张怀绿传》等，我又在罗氏基础上补其不足成《补唐书张仪潮传补正》，《补五代史曹氏年表补正》，于史学不无裨益，我又据此等材料补了一篇《翟奉达传》，这是五代时西河区域的天算家。也补了几个敦煌文学家小传，此外卷子尾上的写经生，释道两家大德与及敦煌坊巷寺塔等都分别写成《经生录》，《大德录》，《坊巷录》，《寺塔录》，不仅对当时史地有关，及读敦煌卷子的人根据这些材料也可以帮助他判断是非真伪，时代先后等，这都属于我的《敦煌学论文集》中之一部。

不仅如此，我也将抄录印写回来后的卷子分请友人为作研究已写论文，已有金毓黻的《唐官令品考》，蒙文通、唐文胜关于《老子道德经考》，潘重规的《尧典释文考》、逯钦立的《文心雕龙残卷考》，黄耀先先生也抄去了我的《诗经》卷子校录等。其实这个宝库无往而不可宝，譬如九千尊佛塑，几千万丈的壁画，若干间残破的木构屋，无件不是中土艺术的无价宝，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是人人都易知之的，若把这些艺术品作为文化历史材料，也有千千万万做不完史料，譬如我把敦煌、榆林诸窟寺中壁画上的题衔一一录下，细为排比成了一篇《瓜沙曹氏世系图》，将曹氏一家祖、孙、父、子、夫妇、儿女、及婿媳的世系，弄得清清楚楚。作为曹氏自己的世谱续已很可观；若更扩大来看，曹氏统治河西走廊时同“西域”诸国的婚姻关系，也会令人想到曹氏统治上的借助于姻娅之好的地方实在太大，不也是历史事实之重要资料吗？再举一个小例《木兰词》有句“对镜贴花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何贴法，我们看了曹氏女姓的面饰，自然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曾把温八叉《菩萨蛮》十四首中说到的当时面饰一一证以这些供养人像，都有实样可举，真令人大快，这一类的资料，说也说不完。总之不论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个宝库实在是我们国家的无上宝库。无上博物馆。

结尾

总之敦煌经卷，蕴藏极富，卷子中所牵涉到的方面最为宽广，甚至也极精深，决不是我这短文所能详尽的，尤其是佛经部分最多，而更是我最无所知的部分，其余小部分的材料，我虽然也看了不少原卷，可惜我记录钞写者不多，研究成果也还说不上，然意义至重，也使我忘其固陋。

文章刊于《思想战线》 1981年01期

编辑 | 陈福兴

审核 | 边田钢

往

期

推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