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就是被看不起它的“大帝”们打出来的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欧洲，就是被看不起它的

“大帝”们打出来的

©文/  海边的西塞罗
编辑：禅心云起、瑞秋的春天

☄ 总有看不清这一点的“大帝”们愿意耗上自己政治生命、甚至国运，帮其百炼成钢，越打越强。

欧洲是什么？

它是一把无忧则碎，遇强则强的利剑。

它的幸运在于，

总有不知其可怕之处的“大帝”愿意耗上自己政治生命，

帮它百炼成钢，越打越强。

各位好，今天我在书房里翻了翻一本很老的书:《历史》。突然产生了点感触，想给您讲讲。
作为西方世界最古老的史书中，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向人们讲述了希波战争的历程。
西方的司马迁——希罗多德。在公元前492年，兵威正盛的波斯帝国将自己的版图一直扩张到了小亚细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一统的大帝国。但其君主大流士一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让他十分头痛的问题：小亚细亚，尤其是爱琴海沿岸的被征服者并不像被征服其他民族一样乐于听从帝国的羁縻与管束。米利都等城邦的人们不断的起义，并向爱琴海对面同民族的兄弟求援和逃亡。于是大流士大帝不得不将征服的眼光投降了那片原本在他看来非常贫瘠、甚至不愿意派兵逼其臣服的土地：欧罗巴（当时还仅仅局限于希腊本土）。希罗多德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大流士一生的征战，在这位灭国无数的大帝其实十分精明，他在发动战争之前总是会用心分析敌我实力的。可是大流士在思考后，一定非常轻视希腊——这个地方甚至都没办法算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由数十个城邦组成的，彼此之间争吵不断的区域。而各个城邦的决策方式在大流士看来也非常的低效，像雅典，有重大事宜必须召集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到山坡上去开会，每个议案要根据赞同者和反对者的声音大小来决定听谁的。而斯巴达，虽然有看似权威更大的“巴塞琉斯”（翻译者将其并不贴切的翻译成了“国王”），但让波斯人无法理解的是，斯巴达人居然要同时推选两个人充任此职。这一点，别说人类史上最早的帝国波斯了，同时代的东方周王朝都会鄙夷一下：不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吗？一下子选两个国王，这国家还怎么管？所以思考后，大流士觉得对于欧罗巴，他完全可以一鼓荡平。于是大流士发兵5万，远征希腊。但战争的进程让大流士感到吃惊，波斯军队虽然攻入了希腊境内，甚至焚毁了雅典等城市，大流士却发现他无法奴役这里的人民。城市的摧毁与屠戮，在别的地方会换来畏惧与臣服，但在希腊却激起了更强力的反抗。上百个原本非常松散的城邦，非但没有在入侵下瓦解、溃散，反而团结了起来，庞大的波斯军队宛如陷入泥潭之中一般，越来越强劲的抵抗。在第二次征讨当中，他亲信的部将达提斯和阿塔非尼斯沮丧的告诉自己的王上，这片土地是无法征服的。而对希腊战事的不利，更引发了波斯帝国的内乱，一度臣服的埃及等地相继爆发起义，大流士大帝在平乱中耗尽了心力，带着对欧罗巴的愤怒与不解一命呼呜。他的继承者薛西斯一世不愿意承认失败，但吸取了大流士的教训，他选择了先礼后兵。薛西斯派出使者，向希腊人宣布：王中之王、万王之王、埃及、吕底亚、巴比伦的征服者，英明伟大的薛西斯大帝允许他们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做他和顺的奴仆，而仁慈的大帝只向他们这些化外蛮民索要“水和土地”，其他概不干涉。希腊人估计都看愣了——仗你打赢了么？就开这种胜利者一样的条件。于是希腊人把使者丢到井里去了——哪儿来的什么大帝？你这么想要什么水和土地吗？下井去找呗。那里有的是！消息传回波斯，薛西斯这下不想打也得打了——这么一个蕞尔小邦居然也敢藐视我的王权，朕要是不收拾一下，以后还拿什么镇场子？帝国境内岂不是要起义军遍地？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打。结果他遭到了希腊人更猛烈、更顽强的抵抗，波斯人在希腊有多大脸，现多大眼。
在温泉关，数万波斯军队遭遇了仅有数千名的希腊联军的抵抗，小小的一处靠海地峡，围攻多时，死伤惨重，就是打不下来。尤其是战阵中那处于中坚地位的三百名斯巴达人，守到了关隘陷落的最后一刻，死战不退——对于波斯的仆从军、奴隶军来说这样的伤亡早就溃散了。
在普拉提亚、在米卡尔、在萨拉米斯湾、在马拉松、已成强弩之末的波斯大军遭到了士气高昂的希腊联军接二连三的毁灭性打击。到了战争的后期，希腊人甚至开始渡海登岸，到波斯帝国的境内去解放被征服已久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战争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了。于是，到了公元前450年，希腊人的全权代表卡里阿斯在波斯首都苏萨与波斯帝国签订了《卡里阿斯和约》。这是一纸小国给大国的“城下之盟”，该和约规定：波斯必须放弃对爱琴海沿岸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出口）的控制，并承认小亚细亚西岸希腊诸城邦的独立地位。这就是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庞大的波斯帝国，在这场长达40多年的战争当中，非但没有打成战前征服希腊的目的，反而丢失了其原本从希腊那里侵占的大片领土。这是人类历史第一个以弱胜强的战例，一个数十个小城邦的松散同盟，居然击败了一个曾灭国上百，疆土无远弗届的大帝国。且从此之后，波斯帝国就再也难振雄风，直到若干年后，号称为希腊人复仇的亚历山大大帝所灭。其实，作为忠实的历史记叙者，希罗多德并没有过分丑化大流士、薛西斯等波斯大帝们，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们的判断力也许并不昏聩，他们也会在开战前衡量双方的强弱，不打无准备之仗。可是这些大帝们最致命的问题在于，高居王座之上的他们认知是有盲区的，他们会严重误读那些从欧洲传来的消息。在他们看来，这么一片弹丸之地，分裂成几十上百个城邦，本身就是孱弱的表现。每个城邦中的公民“各自是自己的主人”，即便有国王也无法对其如臂使指，则更是国家力量虚弱到极致的特征。这样的国家，拿什么来抵抗波斯帝国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呢？这个帝国里，每一个臣民都是大帝们仆从甚至奴隶，大帝亲自统帅的长生军，并非有不死之身，而是每一个人，大帝就有权命令再顶一个人上去，而每个士兵都被教育要为他的霸业死不旋踵——这样的军队，希腊人哪有？所以，大流士和薛西斯们不是不愿意理解希腊，而是他们根本看不到这个对手有什么力量可与其抗衡。所以总觉自己可以征服“虚弱”的希腊——这就是希波战争中波斯为什么几次征讨，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原因。可是大流士和薛西斯们错了，在他们的认知盲区当中，有一种希腊人无比珍视的关键要素——自由。是的，与其他被征服的国度只是“轮流变换大王旗”不同，古希腊各城邦的公民们知道自己是自己这片土地的主人。一旦自由受到威胁，他们愿意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并在战场上表现出比奴隶兵强悍的多的战斗意志。

“行人，请向斯巴达人，传达我们的消息，忠于对祖国的誓言，我们战死在这里。”——温泉关铭言

更重要的是，波斯的入侵，让互不统属、彼此矛盾剧烈的希腊各城邦，产生了一种意识——原来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共同点的，相比于眼中只有大帝与奴仆的波斯，希腊的各个城邦好歹都尊重公民权益，不愿意被奴役。希腊仿佛一柄利剑一样，在波斯铁锤的反复捶打之下越打越团结、越打越刚强，最终百炼成钢，化作了一柄最终杀死波斯帝国的利剑。希罗多德的《历史》写了两千多年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汉森写了一本书，名叫《杀戮与文化》。在回顾希波战争时，汉森重点谈了一个问题：希腊对阵波斯时的最大优势，并不是军事技术或战略战术上的，而是其背后有一整套政治、社会与文化体制，让希腊人可以采用一种波斯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来战斗。

比如公民权可以让每一个希腊战士相信自己的每个战友都会像自己一样死战不退，从而放心的把掩护自己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体右侧战友支来的面牌，而自己的盾牌则用于保护左侧的战友。结成无比强悍的战斗方阵。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战斗方式是波斯人根本无法理解、更不可能学习的。所以波斯的大帝们对希腊自由民的强悍一无所知，更对侵略将造成的希腊各城邦的团结一致毫无准备。这导致再英明的波斯君主，也难免掉入这个陷阱当中。所以不能怪大流士和薛西斯们老迈昏聩、刚愎自用，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都是王权游戏中的胜利者，是诡谲狡猾、善用权术的。但希腊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世界，夏虫不可语于冰，井蛙不可语于海。“大帝”们不可语于公民，如是而已。耐人寻味的是，以弱胜强的希波战争，被称为是“欧洲诞生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就是说，在希罗多德看来，欧洲其实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什么叫欧洲？谁是欧洲人？如果按照《历史》中的定义，当面对“大帝”们派来的大军，那些愿意拿起武器，保卫自己自由与权益的人，就是欧洲人，反之则不是。以这个视角去解读，你会发现欧洲在历史上其实几度消亡、又几度复兴。的确，历史上的欧洲几乎从来没有统一过，在大多数时间，它就像当年的希腊各城邦一样分裂、嘈杂、内部矛盾众多。但，奇怪的是，每当有“大帝”看到欧洲的这种“虚弱”，试图以武力征服之，真正的欧洲人又会继承他们希腊祖先的衣钵，团结起来，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所以拜伦才会说：我们都是希腊人。说到底，欧洲是什么？它是一把无忧则碎，遇强则强的利剑。而它的幸运在于，总有看不清这一点的“大帝”们愿意耗上自己政治生命、甚至国运，帮其百炼成钢，越打越强。而真正明智的旁人，不应该用武力，去让他们自觉到彼此间的共识，让这头貌似已经衰老的睡狮重获新生。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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