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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撑待变」中的战略与政略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史料搬运工 Author 言九林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苦撑待变」中的战略与政略
©言九林/文
来源:读嘉 编:瑞秋的春天
1943年12月7日,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身份发布训词后,突然宣布说,自己已下令将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判处死刑。理由是“余程万在常德保卫战的紧要关头,竟然弃城而逃,并遗弃伤兵数百名于不顾,致使功亏一篑。他这种贪生怕死违抗命令的行为,还配做我的学生吗?还配做一个革命军人吗?”①
蒋的判决,并不能令人信服。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认为,余程万以区区八千之师,面对数万装备精良的敌寇,死守常德、浴血奋战达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虽在最后关头率200余人弃城突围而走,但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
1945年5月10日,在国民党的六全大会上,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王昆仑,发言质问道:受命率部死守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已经投敌,为什么还能够回到重庆,为什么还能够以“抗日英雄”的身份“招摇过市”?这里面究竟是何缘故?王昆仑要求军部“明白回答”。蒋介石责备道:所谓方先觉投敌乃是造谣,王昆仑如此发言是何居心?王昆仑起立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②
蒋的拍桌而骂,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在1944年8-10月份的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浴血死守衡阳达47日之久,直至弹尽粮绝。但其最终选择放下武器(有特殊条件),乃是事实。这个事实,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已查清,并非秘密。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就对蒋介石袒护方先觉的做法相当不满,在日记里记下了某友人的激烈言辞:“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危险孰甚。”③
如此,就有了一个问题:余程万与方先觉均是蒋很看重的将领,其境遇也很相似。余率部浴血死守常德,最后关头弃城突围,未与城池俱存亡;方率部浴血死守衡阳,最后关头放下了武器,也未与城池俱存亡。在1943年,余程万险些被判处死刑;在1944年,方先觉却仍是“抗日英雄”,并被重新任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的职务。蒋的处理,何以有着这样大的区别?
惟有将视野自战事本身扩展至国际政治、外交层面,才能理解这看似矛盾的处置背后,有着近乎一致的内在逻辑。
二
常德会战发生在开罗会议期间。
1943年11月1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电报,称希望在11月下旬,与他及丘吉尔在开罗附近会面,蒋表示同意。次日,日军发起进攻,常德会战拉开序幕。11月21日,蒋抵达开罗。25日,蒋电令余程万所部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12月2日,蒋再次致电余程万,称自己已出席开罗会议并会晤了罗斯福、丘吉尔,此次会战关系到国际视听,“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达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次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几乎终日为常德战况不明所困,繁虑无已,除补志日记外,不能再事其他矣!”。(事实上,常德已在当日失陷,蒋尚不知)
蒋之所以如此关注常德会战,一再要求余程万必须“与常城共存亡”,乃是因为蒋对开罗会议存有两大期望。一是不能让英、美看不起中国,要保持民族尊严;二是与美、英两国讨论盟军在缅甸的反攻计划。可是,中方抵达开罗后立即发现,尽管在英、美的计划中,中国将为缅甸反攻提供最大的兵力,但两国却无意邀请中国人参加开罗军事会议的实质讨论。直到蒋介石因此震怒,表示将拒绝向盟国提供中国关于缅甸战争的行动计划,宋美龄也向罗斯福提出抗议,双边讨论才匆忙改成中美英三边会议。即便如此,英、美两国仍无意将其拟定的缅甸反攻计划的具体内容告知中方,直到将要开会讨论前几个小时,才向中方代表团分享了一份简短的大纲。英军将领蒙巴顿还将一份中方从未见过的作战计划,说成是充分融合了中方意见和要求的成果。④
开罗会议里的中国处境相当微妙。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曾暂离开罗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在会晤中一再对罗、丘抱怨:“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中国人必须努力作战,过去的表现太差了”。罗斯福则相当关心常德会战的进展。12月3日,常德失陷,12月6日,罗斯福询问史迪威:“你看蒋委员长能够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道:“情势十分严重,蒋可能垮台。”罗斯福说:“如此,我们就需要觅取别人或别派,来继续和我们合作了。”⑤
1943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回国途中写下了开罗会议带给他的痛感。蒋说:或许,中国人还需要20年的努力才能赶上西方。不努力的话,将永远得不到西方的平等对待。中国赢弱的主要原因在人才缺乏,须用一代人的努力推展教育,才有希望得到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真实地位。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余程万未能遵命“与常城共存亡”时,蒋介石为何会产生失望与恚怒之情了。1944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岳会议的闭幕总结发言中,蒋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扔下伤兵自己突围出去?在开罗的时候,我向罗斯福总统介绍过57师正在守卫常德的事情,罗期福总统很感动,还特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余程万师长的名字。难道这就是余程万师长么?我现在还沒有亲自审问余程万,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但是,余程万师长必须交军法审判,当时其他同时退却的官长一律要按革命军连坐法来处置,决不宽贷。”⑥
除了国际观感以外,蒋介石的震怒还与争取美援有关。开罗会议期间,蒋曾向罗斯福当面请求10亿美援的贷款,未能得到答复。12月9日,国军收复常德,次日,蒋即再次正式致电罗斯福请求贷款10亿美元。蒋认为,如果余程万能够死守常德,将更有利于其向美国请求贷款援助。
三
衡阳会战发生在1944年6月到8月间。初期只是单纯的战事,进入7月份后却迅速与中美关系纠缠到了一起。
时为1944年7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将史迪威自缅甸召回,“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据罗斯福解释,其动机是欲挽救中国战事免于崩溃。一位盟国领袖要求另一位盟国领袖交出全部军队指挥权,在世界近现代史范畴实属罕见。况且,尽管当日中国面对日军“一号作战”呈节节败退之象,但仍未至崩溃之局。罗斯福此举带来的突兀与震惊,可想而知。
蒋接获该电报,正值抗战七周年纪念日,故其反应异常强烈,认为该电报是对中国的莫大侮辱。7月15日,蒋再接罗斯福电报,语气粗暴且威胁称:若中国不能努力作战,则两国此后将无继续合作之基础。此事折磨蒋介石极深。7月2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余今已突入陷阱之中,四面黑暗,遍体鳞伤。”8月2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自本年七七以来,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以其非威胁即压迫之电,皆为余之耻辱临到之时也。”9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为十年来所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狱张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个波浪无不是威胁我。这样摧残我的情景,诚是毫无理由。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而且问心实无愧怍之事。惟信此皆出于主的旨意,只有忍耐接受而已。”
蒋不愿将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到美国人史迪威手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美国此举侮辱中国国格太甚。在7月8日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蒋一度表示同意将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但考虑到中国军队派系背景复杂,为防引发混乱,须有一定准备时间。蒋还要求两国政府应仿照欧战成例,就此事签订一项正式协议,以明确军事指挥权的具体权利和义务,避免未来引发不必要的纠纷。但是,如此重大的人事问题,美国军方却拒绝循美英、美苏之先例,与中国签订任何正式协定,“美国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一张空白支票,由美国人任意填写其内容,中国人不得加以限制。……这等于是美国要求中国无条件奉上军事领导权。”
第二,中国军队远未实现国家化,更多的时候是靠私人关系在维持,即便是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与下属的交流中,也不得不采取称兄道弟的称呼方式。蒋不认为史迪威有能力驾驭内部派系如此复杂的中国军队,更不相信史迪威能够如其所宣传的那般的,能够真正指挥得动所有派系的军队。⑦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寄望于方先觉统率第10军在衡阳保卫战中打一场胜仗,以驳斥罗斯福来电所谓“中国战事将要崩溃”乃是妄言,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在罗斯福逼迫蒋交出全部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当下,中国军队能够在衡阳有杰出的表现,就可以增加蒋对抗华盛顿的筹码。蒋越来越感到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衡阳的情势也同样越来越紧张。他在研究增援时曾写出:“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己这之力耳。”(1944年7月20日)可见蒋在外交层面对衡阳会战寄予了厚望。这种厚望也频繁见于蒋的日记。譬如:“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944年7月25日)祈求神祗到如此地步,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唯一一例。
来自华盛顿的压力越大,蒋给予衡阳前线的压力也越大。7月26日,白崇禧委婉建议蒋,衡阳难守,不如命城中部队突围,另外着手部署衡阳失守后其他战略要点的防守事务。次日,蒋给方先觉发电报,仍命其继续“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且不让方向外发电报求援:“以后对于求援与艰危情形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敌军偷译。”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预做安排。同日,蒋发电报告诫方先觉衡阳之战的重要性,提醒其注意以死报国:
“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效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一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之胜利与光荣。”
8月7日,衡阳战事岌岌可危,蒋介石“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8月8日,蒋“于凌晨4时起默祷能转危为安”。当日,衡阳失陷,方先觉选择有条件放下武器。
衡阳陷落后,蒋决意宣传方先觉等守城将士“誓与城池共存亡”的牺牲精神,并责备史迪威破坏中国抗战——当衡阳战事吃紧时,史迪威不允许陈纳德将军用物资交付给中国陆军,陈只得选择私自授予的方式。魏德迈后来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对史迪威来说,衡阳战场的情况越糟糕,便越有利于他接掌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蒋后来向罗斯福愤怒控诉:“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
对衡阳保卫战的宣传,自衡阳失陷的当天即全面铺开。其核心资料是方先觉等人的“最后一电”。据说,该电报发于8月7日下午三时,方先觉等在电报中说道:“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不过,这份“最后一电”有可能是蒋的侍从室伪造。事实是,在当天晚上,方先觉已开始与日军谈判有条件放下武器。⑧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建议蒋暂缓发布方先觉的“最后一电”,因为方是否殉国尚未可知。蒋的主张是立即发布,其目的是希望赶在美国施压之前造成舆论优势。果不其然,8月9日,重庆各大报刚以头条位置刊载方的“最后一电”,次日,罗斯福就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同日,方先觉有条件放下武器的消息与证据也陆续传抵重庆。12日,张治中与蒋介石商议关于方先觉的宣传问题,张治中建议谨慎从事,宣传上要留有余地,蒋的意见是继续宣传。12月,方先觉被军统自衡阳救出后送返重庆,蒋第一时间召见方,并指示媒体再掀宣传热潮。
四
弃城突围的余程万,自1943年12月被蒋介石送交军委会执法总监部,羁押长达整整一年,直至1944年12月才被免除死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相比之下,方先觉则蒙蒋亲自接见,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被重新任命为军长。
就战事本身而言,这种奖惩差异,实属不公。然究其根源,蒋命令余程万与常德共存亡,命令方先觉与衡阳共存亡,皆不是从战争本身层面来考虑问题,而是为了在政治、外交上应对盟国。对余程万的严惩,代表了蒋对盟国压力的响应;对方先觉的褒赞,则代表了蒋对盟国压迫的反抗。换句话说,无论是常德会战,还是衡阳会战,其本质都是“政略第一,战略第二”。
关于政略与战略的正确关系,陈诚有过精辟的表述。他说:“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获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⑨蒋一再以“与城共存亡”为命令,强调“牺牲”多于强调“胜利”,意味着在他的决策逻辑里,战略需要为政略做出让步。
陈诚的说法有他的道理,现实也自有苦衷。强调“牺牲”多于强调“胜利”,乃是因为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要对抗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落实到具体会战上,战略本就没有多少胜算。对于此点,全程参与抗战的高级将领张发奎,在回忆录里说得非常直白:“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的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所谓“时间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苦撑待变”,也就是政略的运作问题。
所以,自淞沪会战开始,整个抗战期间对“牺牲”的强调,始终重于“胜利”。当日军在淞沪陆续增兵至20万之众,当局仍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期待着用牺牲,而非胜利,来引起政略的反馈,是整个抗战史最基本的特征。弱者待变的前提是苦撑,而苦撑的核心手段,是牺牲。是军人伤亡3650405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
谨以此文,纪念全面抗战爆发八十五周年。
注释①毕群,《常德守将余程万被扣押内幕》,收录于《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②《唐纵日记》,1945年5月10日。③徐永昌日记,1945年1月7日。④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417-425。⑤《开罗、德黑兰会议纪要》,收录于: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综合月刊社,1973,P929。⑥蒋介石,第四次南岳軍事会议训词(二),1944年2月14日。⑦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P519-585。⑧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⑨陈诚,《沪战的经过与教训》,193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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