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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试图启蒙乾隆皇帝的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史料搬运工 Author 言九林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一个试图启蒙乾隆皇帝的人
©言九林／文
编：瑞秋的春天
两年后，1747年的某日，乾隆皇帝翻阅西洋版画，忽然对里面的“水法”——也就是欧式喷泉产生了兴趣。皇帝找来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要他解释其中原理。
郎世宁也是一位传教士。对于喷泉原理，他只能给皇帝讲个大概。他答应皇帝，说自己将前往各处探听，看看来华传教士里是否有人懂得如何建造水法。可是，皇帝前脚离开，后脚就有太监跑来催促，要郎世宁明天就将“能着手建造喷泉”的人带进宫来。郎世宁无奈，只好仓促推荐了蒋友仁。
觐见乾隆时，蒋友仁说自己没干过这类工程，但应该“可以借助书本”带领工匠们把喷泉造出来。于是，传教士、数学专家与天文专家蒋友仁，在1747年转型成了水力机械工程师。
学习需要时间，试错有个过程。清帝国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蒋友仁必须托人自欧洲搜罗讯息，必须自己先弄明白整座喷泉的结构与原理，然后再将之传授给皇宫造办处的工匠——为方便指导，蒋友仁当时有个职务，叫做“造办处行走”。如此这般，到了1757年，也就是乾隆对欧式喷泉表现出浓厚兴趣之后的第十个年头，蒋友仁终于正式完成了“新建水法仪器样一件”的设计。皇帝看了设计，批示“照样准做”。
喷泉以十二生肖石兽代表十二时辰。造办处给每只石兽铸造了铜首，十二具铜兽首轮流喷水各一个时辰。正午时分，所有兽首会集体启动向池中喷水，场面颇为壮观——以生肖兽来代替西洋版画里更常见的人体雕塑，自然是因为清帝国的“礼教”无法接受人体美。
蒋友仁希望带给清帝国的东西，并不是喷泉。
1760年，乾隆五十寿诞前夕，蒋友仁采用球状投影法精心绘制了一幅新世界地图，题名《坤舆全图》，献给皇帝作为寿礼。后来他又对这幅地图做了修改增绘，直至1767年才完成。蒋友仁希望用这幅地图，将欧洲地理大发现后的那个全新的“世界”，介绍给中国人，尤其是介绍给乾隆皇帝。
绘制世界地图，让中华帝国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多样性，意识到文明的多样性，是每一代来华传教士都曾致力的工作。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华时做过这件事；南怀仁在康熙时代，也为清廷绘有世界地图。
较之前代传教士的作品，蒋友仁绘制的世界地图更为准确，信息量也更大。首先，蒋参考了许多资料，将16-18世纪东西方地理调查与发现的主要成果囊括了进去，可以说“是当时最新的世界地图”。蒋增入了许多新发现的国家，删去了许多原以为存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国家。其次，蒋的《坤舆全图》有许多附图与说明文字，主要是天文图与天文学内容。蒋试图借此机会，将哥白尼的日心说介绍给中国人。
蒋友仁展示的新世界，确实一度引起了乾隆的兴趣。据蒋写给友人的书信，乾隆看了地图之后，曾问蒋“欧洲有多少个国家，各国君主能武装多少军队”。蒋向乾隆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俄罗斯、意大利、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情况。乾隆对地图上的新西班牙、新荷兰、新法兰西等地名感到疑惑，询问蒋友仁这些名称是什么意思。于是蒋向乾隆介绍了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活动，介绍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
蒋友仁还试图启蒙乾隆，让他知道欧洲的近代知识体系，包括了语法、哲学、数学、天文、地理等诸多学科。清帝国重视的绘画艺术与工艺手法，不过是这宏大知识体系里微不足道的部分。他让乾隆体验了自欧洲带来的最先进的望远镜，还为他介绍了气压、相对静止等科学理论。
遗憾的是，这些信息虽曾短暂进入乾隆的脑子，却没有化入他的知识结构。当英国人马戛尔尼于1793年率使团抵达北京时，乾隆早已不记得英国在哪里了。他询问使团：“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的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格兰不远？是否向英格兰朝贡？”皇帝拒绝被启蒙。他觉得自己的知识结构非常自洽，觉得自己构筑的信息茧房非常舒适——在那无人胆敢异议的茧房里，他是独一无二的雄才大略者，掌握着世上所有的真理。
乾隆死后，蒋友仁精心绘制的那幅《坤舆全图》，一直静静躺在深宫禁院之中，再无读者。1840年英军叩关，挨了打的道光皇帝，仍在命人向俘虏讯问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
皇帝不想与世界接榫，对近代知识体系不感兴趣，下面的知识人揣摩风向，自然也会如此。蒋友仁写信回欧洲，向友人诉苦说，在日心说这个问题上，大清钦天监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与他唱反调：“他们利用这方面的成果，却不接受其中的原理。”钦天监是否接受日心说，全看乾隆皇帝如何表态。乾隆不表态，他们就只能在日常工作中一面使用由日心说原理衍生出来的各项成果，一面拒绝承认日心说。钦天监之外，乾嘉学派的钱大昕与弟子李锐等也很抵触日心说，李锐说该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实可谓“离经叛道，不可为训”。
蒋友仁的志向是传教。他之所以愿意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漫长的时光去为乾隆皇帝修造大喷泉，是因为他和郎世宁都明白，在清帝国，“一丁点儿事情都可能引起迫害。……但他们知道皇上保护我们后，就不能拿我们怎么样了。”修造大喷泉来取悦皇帝，正是为了得到皇帝的保护。相比修造大喷泉，他更愿意为清帝国输入最前沿的地理、科学知识，让清帝国认识到外部世界的真面貌，并就自身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有更准确的体察。他也希望世界更了解清帝国，于是尝试着将《书经》与《孟子》翻译成了拉丁文。
其实，较之传教，输入近代知识体系仍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所以，蒋友仁时常有“不务正业”的自责感。他写信给友人巴比甬·道代罗什先生说，“被迫从事与教化和布道工作完全不同的事情，这始终是痛苦的”。
1774年，蒋友仁去世，享年59岁，安葬于北京西郊彰化村正福寺，乾隆闻讯后赏银一百两。此时的清帝国，与蒋友仁三十年前抵达北京时几乎没有变化。皇帝沉浸在自己的十全武功里，读书人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底层百姓日夜挣扎在贫困线上，没有精力去思考生存以外的事情。只有那豪华的圆明园里，又多了一批供皇帝娱乐的欧式精致“水法”。
蒋友仁去世后，这些“水法”很快也因故障停止了运作。圆明园内无人懂得机械运作原理，喷泉无法修复，只好长期废置。仅在皇帝前来游园时，才会紧急派遣太监人工挑水将池子灌满，再开闸放水，使铜兽首喷出水来。蒋友仁试图输入清帝国的那点近代文明之光，与喷泉的运作原理一同，被埋入尘埃。
两百多年后，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历史深处激情打捞了那具象的十二尊铜兽首。至于蒋友仁的故事，早已因不合时宜而被淡忘掉了。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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