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凭什么战胜“文明”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蛮夷凭什么战胜“文明”
文：苏则 来源：读嘉
编：瑞秋的春天
引子
除了少数精神上的义和团，当代国人大概不会再继续抱持一种天朝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必然高人一等了。但是，许多人仍然容易自诩“历史悠久”，轻视其他年代并不那么久远的文明和民族——这并不是一个包容健康的心态，对于本族文明甚至是有损的。
中国历史上常见汉人对于所谓蛮族的歧视，但是这些歧视者又很难回避一个事实：在西晋之后，古老的华夏民族就很少能在对抗年轻异族的战斗中占据上风。事实上，人口极少的蛮族武士在中国传统名将的系谱中占据了多到不成比例的席位。开创大唐盛世的李家，本就有突厥人的血统和支持，麾下名将如尉迟恭、屈突通是鲜卑人，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哥舒翰是突厥人。之后造成安史之乱的安禄山是契丹人，史思明是突厥人，但平定他们的李光弼还是契丹人，郭子仪固然并非异族，但他借重的军队，恰恰又是蛮族回纥人。
刘禹锡与《陋室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有谁能想到这首诗的作者大诗人刘禹锡会是匈奴人的后裔呢？
当然，会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天生熟悉马性，善于骑射作战，非汉人可比。但江南丘陵和西南山区并非骏马产地，来自这些地区的山越和五溪蛮，仍然是三国时代的陆逊和明末时代的秦良玉依恃的不可多得的精兵。晋人傅奕认为：“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众心不齐，故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①就是说，中原人不如北方异族团结互助，所以力量更弱。如果我们仍然承认：勇敢和互助是人类的美德之一，那么我们也仍然有必要向我们年轻的邻居们取取经。
一、“君臣之等不甚异”的部落传统
关于原始“蛮夷”的战斗力何以能够比古老华夏强大的问题，自中古衰落之后，中国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做过一些探讨。其中，《资治通鉴》里有一则史料特别值得我们的注意：
“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②
最初，回纥风俗淳朴，君臣之间的差异并不很大，所以他们万众一心，强劲无敌。到后来他们帮助平定了安史之乱，有功于唐王朝，唐朝赐给他们很多礼物财帛。登里可汗拥有了这些财富，就开始妄自尊大于臣民，建筑宫殿居住，妇女也开始有了粉黛文绣的奢侈装饰。中国固然为此损失了许多财富，但回纥的风俗也被败坏了。
这里说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历史。回纥是在唐朝西北方建立政权的内亚民族。它的突厥族名转写到英文字母，是，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英文名。历代汉文对这个突厥词有着不同的音译，例如回鹘（唐代末期）、畏兀儿（元代）、维吾尔（近现代），但其实都是一回事。
前面提到过，回纥这个民族曾是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决定性力量，最初的战斗力无疑是相当强大的。汉族保守派儒生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没有囿于种族偏见，称赞这个游牧民族“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并把这一点归因为回纥民俗淳朴、君臣差别不大，这是很有见识的见解。
司马光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早期普遍存在的部落传统。这个传统和华夏两千年的帝制传统不同。在帝制传统里，君臣之间的差异是巨大悬绝的。专制时代晚期描述君臣关系的一些礼仪和格言，比如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三跪九叩”，“惟以一人治天下”，其实都是帝制晚期传统特征的体现。
但在东西各地蛮族建立的年轻文明中，他们的单于、可汗或者国王，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九五之尊真命天子”的对应物，他们并不掌握绝对的权力。这些人在部族中的定位，更加接近“武士或贵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但和其他武士、贵族相比，并不具有绝对的、单方面的统治力。
例如，在春秋时代，中国北方的戎族“各自分散居住在溪谷里，都有自己的君长，常常相聚在一起的竟有一百多个部落，但都不能相互统一”。即使之后的匈奴冒顿单于基本统一了北方游牧民族，使得“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在匈奴的制度中，贵族武士仍然具有相当的威望势力，足以对单于形成制衡：
“从左、右贤王以下直到当户，官职大的拥有万名骑兵，小的也有数千骑兵，共有二十四位长官，确定名号称为‘万骑’。诸位大臣的官职是世袭的。呼衍氏、兰氏，以及后来的须卜氏，这三姓是他们的贵族。……他们各有自己的分地，追寻水草而迁徙住地。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是最大的，左、右骨都侯辅佐单于治国。二十四长官也各自设置有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属官。”③各贵族自有属地，自主继承，自行设置官吏，这类似于中西方早期的封建传统，但和中央集权的帝制截然不同。
蛮族部落传统中君臣差异不大，因此会形成一些汉人难以理解的奇特风俗。例如，《周书·突厥传》中记载了一条非常诡异的突厥传统：当重臣贵族们拥立某位可汗的时候，他们会首先把可汗用毡子抬起来，绕着太阳转九圈，然后让他骑在马上，用丝绸绞可汗的脖子，绞到他快死的时候，放开他问：“你能作几年可汗？”这么一转一绞，可汗自然头昏眼花，只能随口说一个数字。臣属们则根据这个说法验证他统治的年限④。
粗粗一看，这个习俗是非常猎奇的，并且和我们对君主的理解不相符：堂堂一国之君，何以竟要被他的臣子们搞得半死不活？但它确实真实存在过。阿拉伯人伊斯坦赫里这样记录可萨民族可汗的授职仪式：“当他们要任命一位可汗时，就用丝绸将他绞得几乎窒息，然后问他：‘你希望在位多久？’他答称若干年。于是，他在此期限之前去世，是为吉祥之兆；反之，当年限一到，人们便杀死他。”⑤这和汉字史料的记录基本一致。
这条看起来很奇特的习俗，就体现了蛮族的部落传统：他们的领袖，是在贵族重臣的拥立下确立的，并且，贵族重臣也具备限制君权的威望和力量。根据阿拉伯史学家伊本·法德兰的记录，“他们（可汗）的在位期为四十年，如果君主（的统治）超过了哪怕一天，其子民和朝臣就会处死他，说他的理智业已丧失，智力已变得混乱不堪。”⑥这种突厥习俗，其实可以被看做是“国家元首任期制”的一个原始版本。
在帝制传统呆久了之后，我们很容易觉得绝对君主的传统就是合理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的。所以一些中国士大夫官僚回过头来，看到从匈奴到回纥、再到西洋人这些“蛮夷”民族的传统，就会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在这些民族中，君臣之间的差别没有我们那么大呢？为什么他们面对我们的皇帝，或者面对他们自己的国王的时候，不三跪九叩、绝对服从呢？为什么他们竟然能够限制可汗的统治期限呢？——这些“蛮夷”的传统似乎是不自然，不正常的。
其实，真正不正常的，反倒是帝制的传统。帝制传统只是一些文明专制化、腐化后的产物；纵览世界史上多数文明的发展路径，“君臣之等不甚异”的部落传统，才是一般文明的初期形态，并且是自然和常见的。如古罗马史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这样描述当时属于蛮族的日耳曼人的部落传统：
“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别由全部落议决。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在聚合了相当多的人以后，会议便开始，大家都带着武器就坐。祭司们宣布肃静，在这时候，他们有维持秩序的权力。于是在国王或酋帅们之中，或以年龄、或以出身、或以战争中的声望、或以口才为标准，推选一个人出来讲话，人们倾听着他，倒并非因为他有命令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有说服的作用。如果人们不满意他的意见，就报之以啧啧的叹息声；如果大家很满意他的意见，就挥舞着他们的矛：这种用武器来表示同意的方式，乃是最尊敬的赞同方式。”⑦
“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将军们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率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但此外如死刑、囚禁、甚至鞭笞等种种事务都只有祭司们才能执掌，因为他们并不把这些视为刑罚或是将军的军令。他们的军阵的编制并非临时随意排列，而是按照各个家庭和血缘关系编制的，最足从激发他们勇气的一个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站在自己身旁的就是自己最亲爱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妇孺的悲号声：这里有着每个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视的旁观者；这里有着他们所急于想博得的赞誉：他们把自己的创伤带到母亲和妻子们面前，而她们也毫不畏惧地要求看一看和数一数那些伤口：她们管理战士的饮食和给他们以鼓励。”⑧
这些蛮族人不是皇帝的奴隶，不是为了皇帝伟大的功业或者梦想被驱赶着去战斗；他们是为了自己和亲族的荣誉、自由、安全和福利去战斗的，所以他们本人勇武、部落战斗力强大。这也印证了司马光“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的说法。
司马光还提到，回纥的衰弱是因为他们为唐王朝立功后，获得了大量赏赐，回纥可汗于是开始妄自尊大、大兴土木，妃嫔们则开始使用华丽的服饰。这样的历史叙述，我们在东西方史书中都可以看到很多。女人的衣服何以能够成为亡国之兆，从表面上看，这种叙述是毫无逻辑的。有些史家提出，这是因为奢靡会导致尚武精神的缺失，其实这也未必说到点子上去。生产力是有限的，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奢靡之风，都只能局限在少部分圈子里而已。如果说是奢侈令人堕落，为什么那些过得不那么奢靡的人们也会跟着堕落呢？
从部落传统或者封建原则来解释，就会非常简单清楚。在那个时代，宫殿和后妃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的私人财物。宫殿越大、后妃服饰越华贵，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可汗或者国王的个人权势越强，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贵族、武士那里，单向转移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身上。
这一过程，其实就意味着蛮族部落传统的专制化和腐化了。蛮族的战斗力就来自于它的部落传统，来自于为自己战斗、争取荣耀和财富的贵族、武士和民众。如果这些部落中坚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而专制君主和他们的佞臣奴才可以得到过多的资源，那么民众的战斗力是不可能保持强大的。
二、蛮族的汉化和汉儒的复古
正因为专制化导致国族战斗力和竞争力长时期的下降，所以我们可以在东亚历史看到两个非常典型的现象：第一，华夏帝国的战斗力和竞争力随着专制的深化而不断削弱，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有过充分的介绍；而第二点就是：蛮族进入中原时，由于还保留较强的部落传统，因此战斗力强大，往往能够以少胜多，但当他们进入中原，开始继承和使用过去中央帝国的专制工具后，就破坏了自己的部落传统，因此毫无例外地逐渐腐化衰弱了。
这第二个过程，往往被很多后世文人泛称为游牧民族的“汉化”，加以歌颂，其实是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的。一方面，游牧民入中原后，在文字、技术、文化中相对较弱的方面向汉族学习，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在另一方面，游牧民捡起汉族帝王的专制工具，来奴役本族和汉族的民众，这绝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事情。这件事不但于汉人有损，对于游牧民本身也是不利的。
譬如国人谈论元朝的历史，往往歌颂忽必烈的事迹，因为他是早期蒙古大汗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他决定性地拾起中央专制的官僚体系，把大蒙古国改造为大元帝国。这一点极大程度满足了中国士大夫的利益需求和自尊心。但是从蒙古的角度来看，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恰恰是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分裂的。由于忽必烈实行的专制化措施违背了早期蒙古的部落传统，所以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候，除了他的弟弟旭烈兀之外，绝大多数的蒙古贵族都站到了忽必烈的对立面。
专制化必然导致贵族和精英的叛离和损失，继而导致国力衰退。汉族史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汉朝和匈奴之争，可以追溯到所谓“白登之辱”。在这个历史事件里，三十二万汉军和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军围困在白登山（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刘邦最后用了向匈奴人的阏氏（相当于皇后）行贿的下三滥手段，这才得以脱险。这个过程我们非常了解，但白登之辱的起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刘邦在打赢楚汉战争后，在国内采用专制化手段，削除地方诸侯王。这些诸侯王中比较强大勇武的韩王信，之前是在北方为华夏抵御异族的，现在为了个人安全考虑，就不得不选择背弃汉朝，转而依附匈奴，这就是引发白登之围的直接原因⑨。
可以说，汉朝初期面对匈奴的弱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刘邦在国内搞专制清洗，诸侯王和功臣名将纷纷叛离或被杀导致的。到吕后时代，匈奴单于来信侮辱，言语无状，但当时韩信彭越这批宿将早已经被吕后夫妻杀光了，号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的大汉战狼樊哙这批人是指望不上的。吕后只好吞下匈奴人的侮辱——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报应。
专制弱民的逻辑是非常简单和清楚的：没有人天生愿意做奴才，遭到单方面的统治和压制。因此假使他们确实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就会选择离开或者反抗；而那些声称自己拥护专制，拥护帝制的人，要么就是因为本身并没有追求自由的能力，所以选择依附皇权，要么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专制统治下退化，变得愚蠢和奴性了：而后两种人，无一例外都让文明进一步堕落下去。
如果说蒙古的分裂源于专制化导致的精英叛离，而满清的衰弱就源于专制化导致的精英退化。满清在入关时代保持了部落传统，努尔哈赤或者皇太极都不是大权独掌的绝对领袖。著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使得八旗贵族能够以商讨的形式左右政务。然而随着专制深化，这一制度在雍正时代遭到废弃，被军机处这样的官僚机构替代。八旗贵族于是陷于无用之地，先前他们是参与政务、军事的骨干，之后逐渐成为食税的闲人，变得不堪一击。
在这几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异族所谓的“汉化”，并不能够直接等价于“文明化”，至少“汉化”中那些专制化的因素，对于文明来说，是有负面作用的。实际上，我们前面说，专制化是文明晚期腐化的症状，反专制的部落传统才是早期文明普遍具有的。也就是说，汉文明或者华夏文明的早期，例如在西周和春秋时代以前，也曾有过自己的部落传统和封建传统。这些传统虽然在长期帝制的统治下扭曲隐没了，但还是时不时地以某些特殊的形式显示出它遗留的影响。
这里举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在众多中原儒生士大夫异口同声赞美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汉化之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另一条重要的思想路径——这就是中国历代儒学的复古倾向。很多人把这种倾向看作是“思想倒退”，其实这是大可商榷的。儒家的复古，不是说在具体的生产技术上复古，往往指向的就是政治制度。为什么儒家要歌颂秦始皇发明或确立“皇帝”、“郡县”制度之前的“三代之治”？为什么儒家要推崇显然具有原始部落风格的尧舜禅让制度？这些远古政治制度，其实都是更接近蛮族部落，而不是帝国王朝的。
儒学的复古倾向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身上。我们早已熟悉，孔子生活在一个封建周礼“礼崩乐坏”的时代，心心念念的就是回到 “君君臣臣”、“克己复礼”的西周政治模式，只是回到东周时代也不能满足他的理想，是毫无疑问的复古派⑩。而另一方面，当孔子对腐朽的中原政局失望的时候，他又多次明确地表露了自己对那些文明相对落后、原始地区的亲切感。
《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说，如果我的周礼理想行不通了，就坐木排漂流到海外去吧！）
《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孔子说过，如果文明中心区域礼制沦丧，那就可以到民间或偏远地区去访求。）
《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进见郯子并向他学习古代官制。不久以后告诉别人说：“我听说，‘在天子那里失去了古代官制，官制的学问还保存在远方的小国’，这话还是可以相信的。”）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想要搬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说：“那里非常落后闭塞，不开化，怎么能住呢？”孔子说：“有君子去居住，就不闭塞落后了。”）
孔子的这些话表述有所不同，但含义其实是类似的：文明之高下不在于种族与地域，而在其精神。而在文明成熟甚至衰老的种族和地域失去了文明的原初精神的时候，反而是那些相对年轻的民族地域，容易保存和发扬这些精神。
后世中国许多儒生，在潜意识上受到了夫子的影响——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泛泛而谈“复古”、“浮海”，也不过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罢了——但确实有一部分人继承了更为深广的文明视野，把眼光转向异域和蛮族。在中西会通的时代，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儒生称贵族和武士传统深厚的日本大有唐风，而西洋的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简直可以算是“三代之治”⑪。其实这些评价和发现，正是孔子观点和思路的近代延伸。
三、西方传统怎么看待他们的“蛮夷”？
虽然部分中国儒生惊奇地发现，他们追求的恢复古代礼制的理想，可以在某些年轻文明中得到实现。但从总体上来看，我们的传统知识分子群体，仍然以自诩中国文化古老成熟先进、排斥贬低“蛮夷”居多。在这一方面，中西方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照。西方人虽然一度被我们称为为不通礼仪的“蛮夷”，他们的内部当然也不是没有种族主义的倾向，但西方古典传统对他们眼中的“蛮夷”，却往往还是比较尊重的。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和华夏帝国（西晋）都曾因为年轻异族的入侵遭到倾覆。在这段历史中，东西两大帝国的社会状态，以及它们和蛮族的关系，是非常类似的（见“华夏帝国的衰亡”篇）。但面对这样类似的历史，东西史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按照吕思勉这些中国史家的说法，虽然司马家族统治者腐朽到了极点，但五胡战胜西晋，仍然属于野蛮战胜文明；不但如此，中原民族也并没有输，之后仍然通过“同化”、“汉化”之类的办法，获得了最后的胜利⑫。
然而，按照西方传统史家的诠释，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颠覆，并不算是“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反之，相比老迈专制的罗马帝国，年轻勇武、追求自由的日耳曼部族才更接近文明的本义。例如，吉本认为，罗马帝国末期的民众在精神上已经矮化，正是因为生性勇武、追求自由的蛮族的侵入，这才“使得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⑬；在休谟眼中，晚期罗马人已经成了一个“被阉割了胆气的民族”（enervated race），他们既然会被本国的专制君主统治，那么遭到蛮族统治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⑭。
即使是罗马帝国的史学家，也能正视蛮族的美德。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塔西佗就对日耳曼蛮族反专制的部落传统表示了尊敬，而对本国的堕落则多有讽刺——塔西佗之所以为蛮族列传，正是有感于自己的祖国罗马帝国专制化、腐化的倾向。
因此，类似孔子“礼失求诸野”的心态，塔西佗把眼光转向了年轻的日耳曼蛮族：在性情风俗上，“他们天性纯朴，又没有感染奸巧机诈”；他们追求自由，“不受进贡之辱，也不受包税人的压迫”；追求勇武：“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当然，蛮族也不是没有他们的问题——野蛮意味着他们往往对于异族缺乏人道主义的精神，塔西佗也指出，“在他们愤恨和胜利的时候，他们施展出野蛮人各种各样的残忍行为”。
但就总体而言，这样的民族和文明，虽说相对年轻，却无疑更有希望。塔西佗预见到了蛮族的崛起和帝国的没落，不禁喟然长叹：“日耳曼人的自由自主，真比阿萨色斯（Arsaces，按，即罗马劲敌安息帝国）的专制还要可怕得多！”⑮实际上，对于晚期罗马帝国这样的衰老民族而言，更可怕的倒还不是外敌。每个文明都是从年轻的蛮族状态中走过来的，古罗马也曾有它的部落时代和共和国时代，正如华夏也有它的尧舜时代和它的三代之治。但衰老文明和它们的子民沉浸在帝国专制的“光荣”和幻梦中，遗忘了过去的部落传统和勇武自由的精神。这种遗忘终将摧毁一个文明的根基。
注 释
① 杜佑《通典·边防典》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紀，四十二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庚申，公元七八零年）③ 《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春秋诸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後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④ 《周书·突厥传》：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氈，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日：‘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⑤ Al-Istaxri, Kitab Masalik al-Mamalik, ed. M..1. de Goeje, Leiden, 1870, p. 224，转引自芮传明《阿史那人“史前”居地考》⑥ Togan: Ibn Fadlan 's Reisebericht, XXIV, 3, Leipzig, 1939, p. 101, 转引自芮传明《阿史那人“史前”居地考》⑦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本），p. 60-61.⑧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本），p. 59.⑨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后来燕王卢绾也投降匈奴。⑩ 《论语·阳货》：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⑪ 如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为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无以乱，外可无以悔……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⑫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覆亡。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耳。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⑬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章十一：衰亡的主要因素，席代岳译本。⑭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 1, THE ROMANS: Italy, and the center of the empire, removed, during so many ages, from all concern in the wars, had entirely lost the military spirit, and were peopled by an enervated race, equally disposed to submit to a foreign yoke, or to the tyranny of their own rulers.⑮ 以上所引塔西佗诸条均来自《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本），不备举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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