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造成了帝国的第一次衰亡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华夏帝国的第一次衰亡
文丨苏则 来源：读嘉
编：瑞秋的春天
引 子
我们讨论华夏帝国的第一次衰亡，将它定位在两晋时代。其具体表现，就是西晋的灭亡和五胡之乱的来临。华夏帝国固然是从秦始皇就开始的，但我们并不把秦朝的灭亡、两汉的灭亡，或者曹魏的灭亡看做是华夏帝国的第一次衰亡。其原因就在于，西晋灭国的历史影响，要远远超过之前的几次。
秦汉曹魏的灭国，或者是由于暴君庸主（例如秦二世），或者是由于强臣僭位（例如曹丕代替汉献帝），但这不过是不同政权的迭代，并非遭到异族统治，传统的本土疆域也得以保持。国家民族的元气，在表面上（例如领土范围和对外战争）还没有显示出虚弱败坏的症状。大致处于相近时代的古罗马帝国，也曾产生众多暴君，也曾发生政权转移。例如，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尼禄（Nero，54年－68年在位），就是西方传统中著名的暴君，后来在众叛亲离中自杀，由出身于罗马另一名门望族的加尔巴（Galba）继承了罗马皇帝的头衔。但不会有什么罗马史家把尼禄的下台和死亡算作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同样道理，秦汉曹魏的迭代，不能算是华夏帝国的灭亡。对于文明而言，一个家族或者一个皇帝的成败得失，并不是多么重要的。
但西晋的灭亡完全不同。用吕思勉的话来说：魏晋之际，乃是华夏盛衰强弱重要的分界线，自三国之前，异族基本为华夏所服，而从造成西晋灭亡的五胡之乱开始，华夏开始遭到了异族的征服。公元316年，晋愍帝司马邺被匈奴政权汉赵俘虏，华夏在北方的政权自此灭亡；此后统一中国南北的隋唐，源于北朝传统，实际上也有深厚的异族背景，之后的一些王朝，如辽（契丹）、西夏（党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就更不用说了①。
自然，我们就会考虑这样的问题：西晋人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西晋会灭亡，又为什么从西晋之后，华夏民族就一度丧失了和异族竞争的力量？
一、胡汉之争：病源早在发病之前
我们首先简单回顾魏晋之际到五胡之乱的历史。公元249年，儒学世家的代表人物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诛杀曹魏宗室大将军曹爽，曹魏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公元263年，魏国实际统治者，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决意出兵灭蜀，蜀汉后主刘禅投降。三年之后（266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即位为帝，国号为晋。公元279年，司马炎出兵伐吴，次年吴主孙皓投降，三国统一。
但这次华夏统一只维持了相当之短的时间。司马炎死后，继位者是他的儿子，在历史上以智力低下著称的晋惠帝司马衷。在他的统治下，诸侯王和大臣们争夺权力，造成了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公元304年，匈奴首领刘渊在并州起兵，建国号为汉，侵夺土地，西晋无力镇压。另有一些异族（如羌、羯、氐）、游贼，也乘势起兵。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羯人石勒率骑兵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将晋朝最后一支精锐的中央军击败，并将俘虏的兵士、贵族、官员十余万人尽数杀害②。同年和五年后的公元316年，洛阳、长安两都先后失守，晋怀帝、晋愍帝也先后被俘。他们成了给异族斟酒、带路的仆人，“青衣行酒”、“戎服执戟”、“行酒洗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最终这两个皇帝还是没有逃脱遭到杀戮的命运③。
北方异族之所以能迅速成事、席卷中原，一大原因是他们在动乱之前，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从上面的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五胡之乱前，众多异族民众，已经广泛地分布在了华夏传统的九州腹地之中。匈奴、羯人进入并州；羌人、氐人分布雍州、梁州、秦州，形成了“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形势④。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晋统治者们为了提高军力，用于国内战争，引入了大量的异族军队。最早起兵反晋的匈奴首领刘渊，就曾经被司马炎君臣考虑过用于伐吴之战⑤。
毫无疑问，会有许许多多史家和学者，将亡国的罪责推给西晋统治者引入异族的短视政策。然而，内迁异族以充实军力的做法，早在三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西晋人也早已对此产生了危机感。在司马氏正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不久（泰始四年，268年），就有臣子上疏指出，已经死去的魏将邓艾在过去为了获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将数万名鲜卑人迁徙到汉族聚居地，可能酿成未来的大祸⑥。
邓艾在任曹魏镇西将军期间，为了短期内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与蜀汉争锋获取军功，将数万鲜卑人迁入河西陇右雍、凉二州，没有考虑到潜在的危险，这并不奇怪——邓艾是农民出身的军事冒险家，从著名的偷渡阴平来看，他的行为模式一贯是为求成功，不计代价的。但曹操这样的一国领袖，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曹魏和蜀汉在汉中、陇西地区展开数十年的争夺，其中一大线索，就是双方争先恐后地通过软性的贿赂和强制的征服，把战斗力更强的异族民众迁徙到自己的境内⑦。
如果本土汉人就可以产生精锐的武装力量，那么曹操、诸葛亮、姜维、邓艾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样费钱费力的事情。问题就在于，华夏三国的军队，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军队那样，已经到了不得不用蛮族力量续命的程度。吴国人张俨默记的《后出师表》未必是诸葛亮亲笔，但其中的内容却有历史的真实，其中提到：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要注意，其中的賨叟、青羌，都是异族的称谓，而赵云这批人，则是蜀汉数十年转战各地纠集的外来游侠力量。《后出师表》在这里指出的，是蜀汉军队战斗力削弱，只能依赖异族武装和残余的外来游侠的问题。
汉末长期的战乱造成的人口损失，是三国军队兵源匮乏的一个重大因素。但蜀汉据有益州，仍是华夏大州，人口众多，如果益州本土能够持续输出有效的武装力量，那么《后出师表》是根本没有提出这种问题的必要的。
换句话说，这些史料告诉我们：早在三国时代，汉人的战斗能力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衰退了。正因为本族民众战斗力衰退，所以才需要异族民众的补充，而这又造成了潜在的种族冲突的问题。司马炎他们引进北方异族的做法，固然是饮鸩止渴，加速了国家的发病和灭亡，但病根还是在本族力量削弱上面。如果本族力量持续弱小下去，那么不管你是不是引进外来人口，终究还是要衰亡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病根是怎么形成的。
二、崩溃的宗族和儒家社会
要讨论魏晋时代华夏战斗力下降的问题，我们首先当然要搞清楚，之前华夏相对强大的战斗力源于何处。此前，我们已经在《三国》篇中指出，东汉末年华夏社会的战斗力和组织力，主要源于地方豪强和儒学世家。在东汉末年，华夏外部的异族和华夏内部的游贼蜂起作乱，正是这一批人通过封建宗法这样的互助契约，形成了抗拒外敌的有效机制。幽州是华夏边境地区，外族侵扰则首当其冲，但东汉末年的豪杰田畴在此利用宗族和宗法的力量，仍然足以令北方的乌丸、鲜卑敬畏他的信义威名，不来侵犯。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的是：就是在汉末三国这个时代，华夏儒学宗族、宗法的力量也在慢慢衰退。一方面，一些专制统治者（如曹操在河北和中原、刘备在益州）出于集权的自私目的，打击削弱地方力量（见《三国》篇）；另一方面，封建宗法在华夏精英中的信仰程度和号召力也下降了。
寒族法家政治家曹操的成功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曹操能够成功，当然有他计谋过人的原因，但是，曹操也要感谢他的主要对手——儒学门阀出身的袁绍、袁术兄弟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按照封建宗法原则：君臣、兄弟之间，应当相互信任扶助。以袁绍、袁术兄弟在汉末时期如日中天的声誉和资源，如果扶助汉室，号召地方的诸侯豪杰，相互合作，那就不会再有曹操的什么事了。但袁氏兄弟虽是儒学世家出身，反而把儒学原则从封建到宗法破坏得一干二净。袁绍不愿意迎接汉献帝，袁术干脆自己就做起了皇帝。不但如此，他们兄弟之间，还互相攻击诋毁。在这种情况下，就有许多儒学世家转而投奔曹操，荀彧这批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份子，他们也是曹魏集团真正的中流砥柱⑧。
东汉末年著名儒二代袁绍、袁术兄弟，不但履行不了君臣义务，而且连兄弟关系也处理不好，最终身败名裂。《三国志》作者陈寿哀叹：“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
当然，曹操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曹魏只是浮冰上的政权，华夏最终还是通过司马氏家族，回到了儒学世家的手上。司马家族按照儒学经典的原则，加强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注意到的是，这时候华夏的儒学世家在精神本质上，已经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司马家比袁家更为愚蠢堕落。家传儒学、“以孝治天下”的司马家族，可以说是集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弟不像兄弟的大成。
司马懿夺权、司马炎篡位的事，当然是“君不君、臣不臣”的典范。曹魏篡汉自立，还可以说他平定诸侯，保证北方稳定，有大功于华夏，但是司马家篡位就没有什么功绩可言，用吕思勉的话来说，“盖晋之王业，虽若成于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实仅篡窃之事”，只在篡位方面成就显著而已。司马炎立弱智儿子司马衷为太子，司马衷上位之后，又在恶毒的皇后贾氏的挑唆下，把自己颇为聪明的太子司马遹给废黜和杀害了——父子相残，这是“父不父、子不子”。
司马家“兄弟不像兄弟”，造成的危害更为巨大。儒学搞封建宗法，就是要以父子兄弟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有效的社会契约关系和保护伞，这是儒家社会的力量源泉。而按照封建宗法，诸侯皇室，应该互相扶助；父子兄弟，应该互相保护。但司马家的可笑之处恰恰在于，它按照儒家制度分封皇室诸侯，却没有儒学精神，于是这些兄弟诸侯之间就开始互相攻击了，这就是前面说到的“八王之乱”。而且，这些兄弟为了自己的胜利，还要在内战中引入外族军队，终于进一步导致了五胡之乱的悲剧。田余庆指出：
胡族驰骋中原，发端于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那个阶段。司马越和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羽党为援，藉其力以仇杀异己。他们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这里面包含着民族矛盾。但是在开头的时候，诸胡族作为八王之乱内战双方各自的同盟者起兵，则主要表现为诸王对抗而非民族对抗。至少可以说，在那个阶段，民族对抗包含于诸王对抗之内，从属于诸王对抗，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对抗形式⑨。
袁氏家族、司马家族的堕落是汉末魏晋时代一个典型的现象，这一堕落又直接导致国家社会的崩坏。晋人傅奕指出：“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众心不齐，故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而袁氏和司马氏兄弟相残的例子正解释了“众心不齐”的原因。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汉末魏晋以来，华夏社会战斗力、组织力的衰落，源于儒家社会宗族关系和宗法信仰的崩溃。这一崩溃不但导致了华夏力量的衰落，更引来了外族的大举侵袭。
西晋末年，匈奴阵营的一些评论很能说明问题：“现在司马家族父子兄弟相互残杀，这是上天厌弃了晋人的德行，要把天命授予我们。我们的首领刘渊德行在身，晋朝人反倒都敬服他……我们的人数十余万，但对付晋人可以以一当十，摧毁晋朝就像是摧枯拉朽一般。”⑩
匈奴人刘渊是否德行高超，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晋书》的记载，路远迢迢前来归附他的民众，确实倒有数万之众。他们离开晋朝前来归附，未必是因为敬佩刘渊的品行，更可能的，是对司马家失去了信心。东晋时代，晋明帝司马绍听起臣子讲述司马家篡位发迹的历史，羞耻得埋头不敢见人，说：“真像您说的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王朝的气数，真是长不了的”⑪。连皇帝都失去了对本国文明的信心，更不用说是平民百姓了。
三、清谈亡国？—魏晋名士的精神危机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晋的灭亡也有当时知识分子的罪过。他们说：魏晋知识分子喜欢搞清谈，喜欢谈论老庄之类虚无缥缈的玄学问题，不讲国家大事，终于导致了西晋社稷的倾覆。不错，推崇老庄、大行清谈、不问世事，是魏晋名士的群体特点，但是不是就是他们导致了西晋的覆灭，这里的因果关系，我们还需要作一番梳理。
相关不一定代表因果。举个例子：夏天气温升高，人们会消费更多的冰激凌，也会有更多的人中暑，冰激凌的消费数量和中暑人数是正相关的，但是显然不是因为人们吃了冰激凌就导致了中暑。魏晋名士的清谈之风和西晋的灭亡，在时间先后上看，有一定的相关，但清谈哲学，显然不一定就导致政治的腐败和王朝的灭亡。古希腊和启蒙运动时代哲学昌明，也未听说有什么国家以哲学亡国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挖掘这背后更重要的因素。
我们首先要清楚，这些魏晋名士搞清谈，并不是他们主动放弃社会责任、不谈国事的。“名士”这一身份，源于东汉，一般是世家出身的精英人士；“清谈”这一行为，也源于东汉的名士“清议”。什么是清议呢？就是这一批地方世家精英，以在野的身份，议论国事，可以对朝堂统治有一个制约的效果。在汉末桓灵时代，宦官乱政，地方儒生通过清议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制衡朝廷，是起到过很大的作用的。
汉末党锢之祸，众多名士儒生指斥当道，下狱捐躯，是中国士人传统的荣耀。范晔《后汉书》：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所以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在东汉末年，名士们还能清议朝政，到了魏晋时代，他们就转而搞起清谈了。毫无疑问，曹操的专制统治是这个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初东汉末年的名士可以影响中央朝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地方的支持。汉末关东诸侯中，有几家甚至本人就是善于清议、清谈的名士，例如参与讨伐董卓的豫州刺史孔伷，就以“清谈高论，嘘枯吹生”著称。另一个更为有名的，当然就是身为孔子后裔的北海相孔融。在曹操统一北方后，他仍然以指斥朝政毫无避忌著称。
然而，曹操推行的，是打击世家、削弱地方的政策。削弱地方，意味着名士失去了政治资本；打击世家，意味着名士甚至有了生命的危险。孔融就因出言无忌，被曹操借口“不孝”之名所杀。在这样的情势下，名士从清议朝政，转向清谈玄学，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但他们一旦有影响朝政的机会，仍然会负起责任。被后人谴责为“罪深于桀纣”的清谈祖师何晏，一度担任魏朝的礼部尚书，负责人才选拔，于是“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⑫。
曹操杀戮世家名士，是因为他本身是寒族出身的法家政客。到司马氏掌权的时代，儒学世家的代表成了最高执政者。照理来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司马家应该会对那些同一阶层的世家名士们网开一面。但可悲的是，他们对世家名士的杀戮可以说是一仍旧贯。前面提到的清谈祖师何晏，就是司马懿在高平陵政变后指使杀死的。当时，“同日斩戮，名士减半”⑬，司马懿虽然出身儒门，但在道德上已经堕落成了和法家专制者没什么区别的人物。
鼓吹儒学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儒学的最大破坏者。嘴上讲着忠孝礼义廉耻的人物，恰恰没什么忠孝礼义廉耻可言。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就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讲节操道德的知识分子，会面临怎样的精神危机。魏晋名士如果只是为了明哲保身，当然也可以只是讲讲儒学而不涉及具体朝政。但在这种“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环境下，愤激的他们就会选择唾弃已经被统治者们污染了的儒学。孔融早年以孝悌著称，晚年却愤怒地声称父母子女之间没有什么亲情可言；嵇康号称“非汤武而薄周孔”，最终被司马氏所杀，但他留下的儿子却成为著名的忠臣，在八王之乱中为了保护晋帝而死。这些矛盾其实都不是矛盾，只是同一个正直之士在歪曲的世界里留下的不同影子而已。
在遭到歪曲的世界里，少数正直之人将会遭到误解和杀戮，普通民众就将放弃节操随波逐流。晋代社会道德水准的低下，连晋代人自己都是承认的。东晋干宝如此描述：朝堂上缺乏纯德之士，地方上也没有正直的长老；节操、信义、正直、勤勉，都成了反面的词汇，放荡、苟且、虚无、污浊，则被认为是通达高雅的，“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⑭。清谈并不是西晋亡国的根本原因。但是它确实反映出：在西晋司马家族的统治下，华夏社会的儒学信仰开始崩溃了。
四、排外和媚外：衰落文明心态的一体两面
五胡之乱的历史还给华夏传统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正如吕思勉所说，“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在西晋以前，华夏和中国虽然也和异族有摩擦、有战争，但毕竟不落下风，心态开放自信。从孔子到汉魏的时代，儒生眼中的华夏主要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狭隘的种族划分。他们确实也会歌颂华夏、贬低夷狄，但那更多地是一种对高等文明的追求。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夷狄的表现足够文明，就可以被视为华夏之列；相反，传统的华夏国家如果堕落腐败，那就应当被谴责为夷狄⑮。这个心态是开放的，可以接受其他民族的文明。这和专制时代晚期所谓的“天朝上国无所不有”，完全不同。
海马葡萄镜，大量采用西域元素作为装饰，在汉唐最常见。鲁迅《看镜有感》：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西晋的堕落和灭亡严重打击了华夏文明。从这个时代开始，“华夷之辨”逐渐从文明竞争转向种族歧视。“胡夷兽心”一类蛮横的侮辱性词汇，开始大量出现在《晋书》之后的中国本土史书和其他著作中。晋人之后的许多中国人之所以盲目排外，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春秋时代的华夏人拥有的自信。在文明比较方面，他们已经明白自己并不能够必然占据上风，因此他们只能够用虚弱的种族主义借口抗拒外来事物。
排外的另一面就是媚外。不提升民族社会的文明水平，在竞争和比较中相形见绌，甚至失去自尊，这是非常常见的。西晋灭亡后，匈奴人刘曜俘获了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二任皇后羊献容，并纳入后宫。刘曜曾经问羊献容：“我比起那司马家的小子如何？”羊献容回答：“这怎么能相提并论？陛下您是开创国家基业的圣主，司马衷却是个亡国暗主，连自己和一妻一儿三个人都保护不了。贵为帝王，却让妻儿在凡夫俗子手中受辱。臣妾出身高门世家，总觉得世间男子都一个模样；但自从侍奉您以来，才知道天下真有大丈夫。”⑯——我们当然可以指责羊献容缺乏节操，但也不能不承认，司马衷这批“高门世家”出身，却没能够承担责任的西晋儒学贵族，是造成华夏衰落的重要因素。
要在文明竞争中占据优势、保持本民族的尊严和自信，终究不是一味排斥外族就可以做到的。汉唐心态开放，造就盛世，远方的异族前来归附；晋宋一味排外，仍然积弱，民众失去信心，逃亡投降，国家终究躲避不了灭亡的命运，这就是明显的证据。用孔孟的简单逻辑来说：民众有两条腿，是会往有德之国那里跑的。如果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文明水平不够有竞争力，它的精英外流、人才外流、女性外流、劳动力外流，就绝不是一件可以阻拦的事情。而要提升民族、社会的竞争力，首要就在强民富民，提升民智民德。曹魏和司马氏试图通过打击异己、加强专制加强自身的统治。确实，他们可以用专制的办法，维持自己在本族内的地位，但这同样导致族内民众和社会的道德水平、组织能力、战斗力直线下滑，最终在外族侵略中彻底崩溃，魏晋皇权也随之成为齑粉：这是至今值得我们警醒的历史经验。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将华夏帝国的衰亡和罗马帝国的衰亡相对比。确实，它们有不少相似之处：在帝国的晚期，它们都面临了本族战斗力下降的问题，于是两大帝国同样选择大量引入蛮族雇佣兵补充军队，也同样最终遭到蛮族颠覆。
它们的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世界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很容易发现，记述两大帝国衰亡的重要历史著作不约而同地强调帝国晚期社会道德的败坏。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直接把道德水准的下降——包括“情操卑劣、武德败坏、才气涣散”——称为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因素”。他这样描述道：
同样的内容改写成古汉语，放在《晋书》之中，也不会有什么违和感。为什么道德下降会造成帝国衰亡？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不一定是没有价值的。在西晋灭亡的例子里，我们已经看到：儒家宗法道德的破坏，直接造成宗族组织力的下降，削弱了司马家的力量。在古罗马的例子里，自由和共和精神的涣散，让罗马人失去了不惧强权的勇武精神，使得他们相对“北方凶狠的巨汉”，成为了精神上的“一群侏儒”。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当时的日耳曼部落、匈奴部落，相对历史悠久、经济发达的罗马帝国和华夏王朝来说，不是属于“蛮族”、“蛮夷”吗？蛮夷的道德水平怎么还会更高一筹呢？其实，历史悠久和经济发达，未必就意味着道德高超。
一些文明正因为相对年轻，没有形成成熟的专制帝国，因此保留了更多淳朴的部落道德。道德具体表现在权利和义务中。权利和义务是双向的，而帝国专制是单向的。长期的专制只会创造两种人：第一种是只懂得要求权利、却无能承担义务的腐朽贵族，第二种是只会俯首承担义务，却不懂追求自由权利的奴化顺民。而这两种人，则正是东西方帝国晚期民众的典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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