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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速亡的技术分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史料搬运工 Author 言九林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南明速亡的技术分析
©文/ 言九林编辑：禅心云起、瑞秋的春天
☄ 孙可望的营庄制度，其实与汉末乱世中曹操的屯田制度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将民众牢牢控制起来变成奴隶，然后将从民众身上汲取来的人力与物力变成军队的战斗力，以实现其逐鹿天下的欲望。
说一说南明。
近读顾诚先生的经典名著《南明史》，脑子里始终在想一个问题：南宋能够持续150余年，南明却仅维系了不足20年，何以如此？
北宋与明王朝两个政权的崩溃方式其实很像。1127年的靖康之难中，兵力有限的金军攻陷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在废墟上重建国祚，成功控制住了半壁江山，直到1279年才被元军所灭。1644年甲申之变，也是京城沦陷、皇帝自缢身死，然后兵力有限的游牧政权南下，而南方大片国土仍忠于旧朝。可是，南明的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诸政权，却一个接一个灭亡，全部无法立稳根基——尽管南京“留都”有一整套与北京对应的中央机构，尽管江北四镇与武昌的左良玉部仍拥兵五十万之众。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以弓弦勒死，朱明王朝的国祚也走到了终点。
何以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腐败亡国”、“丧失民意”之类的说法，皆属似是而非。道理很简单：没有“恶政惩罚机制”的腐败，不会构成统治危机；没有“力量兑换机制”的民意，也无法对时局产生什么影响。在传统乱世里，一个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真正的基础性因素有两个：
（1）能否建立起有效的机制，源源不断从民间汲取到人力与物力。（2）能否建立起有效的机制，将这些汲取上来的人力与物力转化为战斗力。
当然了，一个政权在乱世里胜出，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但上面这两条，应是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相比政权是否行仁政，相比领导者是否雄才大略，有没有建立起一套足够有效率的汲取系统，是更加生死攸关的事情。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最后以萧何为首功，将他排在功劳榜第一位，便是因为刘邦明白：萧何入咸阳，不取金帛财物，独收“律令图书”以掌控“天下阨塞，戶口多少”，据此建立起来的那套非常稳定有效的汲取机制，才是自己战胜项羽的主因。《史记》里也说得很明白：刘邦与项羽争战五年之久，“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常年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窜。若非萧何源源不断地自关中汲取人力和物力，再将之送往前线，让刘邦获得屡败屡战的机会，汉政权必定无法在秦末乱世中胜出。
《南明史》一书对明末乱世诸政权的史实梳理，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书中提到，如果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转而建立起正规的赋税与劳役汲取机制，那么大顺政权便有可能在北京站稳脚跟。可惜的是，大顺军流寇做得太久，路径依赖让他们更愿意通过“打草谷”之类的方式来迅速解决财政问题。所以，在整个甲申年，大顺军始终没有实现转型。占领大名府后，是“毒掠缙绅”；占领广平府后，是“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在高阳县，是“逼索乡绅，名曰助饷”；在灵寿县，是“勒乡绅捐饷”；在肥县，是“置乡绅于狱，比饷银”；在山东济南府，是“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在阳信县，是“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在邹平县，是“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在北京城也是如此，自甲申年三月开始，针对前朝官僚的追赃助饷运动大规模启动，“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
建立可持续的人力与物力汲取机制，是一门有“知识含量”的技术活，需要来自技术官僚的支持。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与教训——秦王朝能够建立起比东方六国更狠更残酷也更有效的人力物力汲取机制，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商鞅与韩非的智力支持，《商君书》与《韩非子》里留下了许多颇具实操性的驭民手段。刘备前半生颠沛流离，得到诸葛亮的智力与技术支持后，才将政权稳定下来，也是因为诸葛亮熟稔《管子》《申子》《韩非子》里的控制与汲取之道。刘备入益州时，留下诸葛亮，让他“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便是在充分发挥诸葛亮在人力与物力汲取方面的“专业能力”。而崇祯皇帝之所以无法剿灭农民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他大量启用了“缺乏专业汲取能力”的太监，将他们撒向全国各地，成为与旧官僚集团并行（实则凌驾其上）的另一套汲取系统（史载崇祯末年太监人数达到了近十万之众，此说或有夸张，但太监人数超过了官僚集团人数是毋庸置疑的），结果变成了“非专业的太监集团”监督、指导“专业的官僚集团”来实施人力与物力的汲取，导致整个汲取体系崩溃，无法如刘邦政权那般源源不断往前线输送人力与物力，最终失掉了北京城，只能自缢身亡。
可惜，遥远的经验也好，近在眼前的教训也罢，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大顺军的高层将领们全都没有吸取。他们更愿意直接向富人（当然不会管他是怎么富的）“打草谷”，而非与有“汲取技术”的前朝官僚合作，进而建立起制度化的、可持续的人力与物力征发机制。对于这一点，《南明史》的总结相当到位：
“（甲申年）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追赃助饷）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再如南明的弘光政权。
弘光政权是留守南京的明朝官僚集团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后建立的。它的问题与大顺军有所不同——大顺军是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建立可持续的汲取制度，弘光政权是空有汲取制度——即继承自崇祯时代的整套官僚系统，却无力将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用于抵御民军和清军的战事。
事实也证明，在太监系统崩溃之后，崇祯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系统，在汲取方面仍然是“富有经验”的。甲申年十二月，弘光政权户部颁布政策，对民间田土集体按“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增税，仅此一策，便合计在控制区里额外征收了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白银。
可是，弘光政权是一个临时拼凑型政权。
这种拼凑，首先体现在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并非众望所归。万历时代，前任福王朱常洵曾深度卷入“国本之争”，万历皇帝当时欲凭个人喜好废弃太子朱常洛，改立福王朱常洵为继承人，结果朝中群臣因此分裂为两大派，一派迎合万历，一派则坚持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守规矩，立太子这种大事更是如此，既然有一套规矩在，皇帝就不能按自己的喜好随意变更。官僚集团内部的这种冲突，在甲申之变后再次激化。在崇祯的太子及子嗣已陷于清军之手的状况下，部分官僚主张按继承顺位立福王朱由崧（朱常洵之子）为帝，部分在万历时代反对变更储君的官僚，忧惧会因旧事被追究，而主张另立潞王朱常淓为帝。虽然最后勉强统一认知迎立了朱由崧，官僚集团内部的裂痕却未弥合。
其次，在乱世之中，维持政权存在的核心力量，除了汲取系统之外，便是军队系统。弘光政权的汲取系统对百姓很残暴（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南明史》的评价是“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取之于民是那样无孔不入”），也很有效（有时候，恰是因为越残暴便越有效），但它的军队系统与汲取系统是割裂的，甚至是存在敌意的。无论是拥兵三十万的江北四镇，还是拥兵二十万屯于武昌的左良玉部，弘光政权中枢皆不能如臂使指调派他们，甚至还发生了左良玉以“崇祯太子案”为由率军顺长江东下“清君侧”的事件。
于是，这个拼凑型政权空有汲取能力，却无将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集中用于抵御外敌的机制，只能眼睁睁看着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被弘光帝用于建造宫殿，被江北四镇的统帅用于建造连云甲第庭园，然后陷入军费开支不断膨胀、楚镇（即左良玉部）与四镇不断告匮乏索饷的恶性循环。弘光政权只维持了短短一年便被清军击溃，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弘光之后出现的鲁监国政权（奉鲁王朱以海为主）与隆武政权（奉唐王朱聿键为帝），同样没有解决汲取机制的问题。
《南明史》中提到，鲁监国政权立足绍兴，“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和财力”。主要原因是外来的军队与浙东地区的官绅士民存在冲突。浙东官绅士民本有能力自发组织武装抗清。方国安、王之仁等军头率军到来之后，就谁有资格在鲁监国政权控制区内汲取人力与物力，与浙东官绅士民发生了严重冲突。方国安、王之仁等军头接管浙东原来的营兵和卫军后，将自己的名目称作“正兵”，将浙东官绅士民为保卫家乡而组织的武装归类为“义兵”。军头们主张“正兵”合该占据所有“正饷”，要求掌控浙东地区所有合法的人力与物力汲取渠道；“义兵”只能吃“义饷”，也就是通过劝募的方式让浙东士绅自己出粮出人。鲁监国政权想要依赖军头，又觉得军头们难以控制，于是主张所有汲取渠道由中枢掌控。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然是力大者胜。方、王二军头掌控了浙东各府县每年六十余万钱粮的汲取渠道，浙东官绅士民的利益被牺牲（义军自然也全部散去），鲁监国政权名义上得到了军头们的拥护，实际上是全盘丧失了汲取能力。
隆武政权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略过不提。
就整部《南明史》的考据与梳理来看，当时真正在汲取机制上做到了“有效且可持续”者，似乎只有出自张献忠大西军、后来在昆明建立政权、一度支持过南明永历帝的孙可望部。
书中提到，孙可望等人鉴于张献忠大西军长期靠打粮、追饷、搜刮地皮来维持财政最后走向失败的教训（能吸取教训，可能意味着这些军头们得到了智力支援），在进入云南后“很快就代之以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具体办法是对整个云南实施军管，将下辖田地划分为一个一个营庄，这些营庄全部由大西军的偏裨将校负责管理。
这套办法的汲取方式是：管理者去到田间地头实地勘察，与农民五五平分出产；如果是地主的土地，那么大西军再从所得中拿出十分之一给地主，让他勉强可以活下去，也就是“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大西军拿走全部收成的45%，佃农和地主拿走全部收成的55%。这种汲取办法，毫无疑问非常残酷，时人将之形容为“畜肥兵饱士民饥”。正是靠着这种残酷的汲取方式，大西军在云南“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却吃上了稳定的饱饭。至于人力方面的汲取，军管之下，可想而知同样毫无阻碍。孙可望叛明后（孙无固定立场，只以自身利益为准绳，投明叛明皆是如此），李定国一度废除了营庄制度，但很快又将之恢复，便是因为这种残酷制度在汲取上是有效的。
孙可望的营庄制度，其实与汉末乱世中曹操的屯田制度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将民众牢牢控制起来变成奴隶，然后将从民众身上汲取来的人力与物力变成军队的战斗力，以实现其逐鹿天下的欲望（曹操的情况，可参见笔者旧文《曹操式的胜利不值得推崇》）。孙可望之所以能够在汲取机制方面做得比弘光政权、鲁监国政权、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更成功，不是因为他比朱明政权的子孙们更具智慧或者更残忍，而是因为他本就是军事将领，可以顺畅地将汲取机制转化为战斗力。前代的刘邦与曹操皆有这样的优势；宋高宗赵构也有这样的优势——他是唯一幸存的合法皇位继承人，所有的汲取只能围绕他构造战斗力。
总而言之，汲取机制不是乱世政权唯一的胜出因素。但要想在乱世之中逐鹿，建立够狠够有效的汲取机制是第一步，能够将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变成战斗力是第二步。完成不了这两步，军事指挥上的“雄才大略”也好，外交手腕上的“折冲樽俎”也好，都不会有发挥的空间。
一部《南明史》，七十余万字，可谓写尽了大顺军、大西军及南明诸政权的败亡之因。最后要说的是：对明帝国的底层草民而言，他们最大的愿望，当莫过于永远不要出现乱世，永远不要陷入“谁对百姓更残酷，谁就更有可能胜出”的游戏之中。可惜的是，这类游戏是否会被开启，从来不取决于底层草民，而须看明神宗、九千岁与明思宗们如何作为。在公元1644年，明帝国的底层草民只能接受秩序的全盘崩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迈入一个巨大的下行时代，被投入到绞肉机中——在这场绞肉游戏里，帝国将损失四成以上的人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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