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夫：四十多年来，一直萦绕于我心的一个人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
作者：耕夫
9月10日教师节那天，远在大洋彼岸的文友、我的安徽老乡“一枚”在“一枚园地”公号发了一篇《生命中的天使》，是写她的高中语文老师的。我在转发朋友圈时，写了一句导语，说“抽空我也要写写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一枚看到后，立马跟评，“一言既出。我可在等着了哈。”
我那句话绝不是顺手信口之言。给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写点文字，是我久滞于心的念头。他是在我的少年时期，对我的学业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也是我四十多年来一直萦绕于心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姓杜，为尊者讳，就不称呼他的名字了。然而，这个名字，是我一生也无法忘却的。我们都喊他杜老师，只有那几个家住集镇上的调皮捣蛋、成绩不好的男孩，私下里才恶作剧似的直呼其名，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胆大。
1980年，我结束了和老爸长达六年（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我因为成绩跟不上，留了一级）的师生关系，从村里的小学来到离家二里多地的乡中学读书。当我的老爸知道我的语文老师是杜老师时，非常高兴。他对杜老师大加赞扬，说杜老师是解放前的中师毕业生，他的语文教学水平，除了镇中学的那两位语文老师，无人能比；就是有一条，杜老师这个人性格孤僻，独来独往，不愿意与其他老师打交道。
记忆中，杜老师应该是五十出头的年纪，总是戴着一顶那个时代乡下常见的有帽舌的软便帽。面庞瘦削，脸上总有硬硬的络腮胡茬子，可能是那个年代的剃须刀质量不好，刮不干净的缘故。他走路时，不疾不慢，步伐沉稳，头部昂起，面庞微微侧向左边，表现出一种孤傲的姿态。他不苟言笑，嗓音略显沙哑，不像其他老师对待学生那样的疾言厉色。训斥起贪玩的学生（包括我在内），总会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提高声调说，“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将来怎么取！？”
这句话似乎成了他的口头禅，用我那时候学到的语法知识来说，这是一句诘问句加感叹句。我们都明白，那意思是：现在不好好读书，将来怎么考取大学？同学在一起玩的时候，几个大两岁的，还把这个“取”字以同音字替代，坏笑着模仿杜老师的口吻心照不宣地互相打趣：“看你将来怎么娶！”“我将来就不娶！”
我就读的那所中学，是乡联中，比十里外的镇中学又低了一个档次。校舍是一座由四排低矮的砖瓦房围成的四合院落。从南面的县道上叉出一条两百米长的碎砖垫铺的甬道通向学校的大门。大门外甬道的右侧是学校的土操场，左侧是一个公厕。甬道笔直地伸进学校的大门，把四合院落一分为二，尽头正对着北面一排房正中间的那间房屋的门，那是教师兼校长办公室。校长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与老师同在一间屋子里办公，唯一的区别是校长的办公桌单独放着。
院内甬道的右侧，是一口水井，水泥的井台略高出地面，井台上放一只栓着绳子的公用铁皮提水桶。这口水井是供住校的单身老师使用的，做饭、烧水、洗衣服。当然，也是供我们学生饮用的天然水源。每在课余十分钟，井边就挤满了提水、饮水的学生。那只公用的铁皮水桶周围也趴满了争着喝水的小脑袋。有的学生自带打吊针的生理盐水空瓶，瓶颈上拴一条细麻绳，把玻璃瓶子丢下井里咕嘟咕嘟灌满了，提上来喝。
在宝贵的课间十分钟，我不用与其他同学在铁皮桶前抢水喝。我可以推开杜老师宿舍的门，拿起放在写字桌上的搪瓷茶缸，舀起一缸子水从从容容地喝。
那时候，有几个老师因为家在外地，于是学校倚着办公室的东山墙，搭建了一排教师宿舍，比正规的教学用房低矮。杜老师的宿舍就紧挨着教师办公室的东侧，门正对着那口水井。
杜老师的宿舍狭窄拥挤。门东旁留着一扇窗，后墙也有一扇窗。进门，右侧窗子下面横放着一张写字桌，东墙一个衣橱，衣橱的里面一张铁架子的单身床，床头抵在后墙上。门旁靠西侧墙，摆着一架脚踏风琴，是那个时代农村不多见的高级乐器，相当于现在的钢琴。风琴的上方挂着两个相框，里面挤挤挨挨的放着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一尺多方正的相框，是那个年代农村里公薪阶层家庭很抢眼的装饰品。紧挨着风琴，放着两个书橱，里面摆满了各种令人眼馋的书籍。
有人不禁要问，你怎么会对老师的宿舍布局印象这么深刻呢？是的，那个时代，老师最青睐的，就是成绩好的学生。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可以自由地进出老师的宿舍，意味着无尚的荣光。每当上课铃声响过，杜老师迈着不急不慢的步子走进教室，对着坐在前排的我说一声“去把我书桌上的作文薄取过来”，我就知道，杜老师又要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了。我听到这句话，就如同脱兔一样蹿出教室，推开杜老师的宿舍门，抱起一大摞沉甸甸的作文本，紧张而自豪地走进教室。我们的教室在学校大门的东侧，与杜老师的宿舍门正好相对着。
记得有一次，杜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作文后，对同学说，我的作文有点像鲁迅的文风。可不是嘛！我的少年时代，领袖的选集出版发行量稳居第一，排在第二的大概就数鲁迅的文集。在没有书可读了的时候，就抱着家里的几本单行本作品集，翻来覆去的读，什么《三闲集》、《而已集》、《南腔北调集》、《朝花夕拾》、《华盖集》、《彷徨》、《呐喊》。读得多了，我就一本正经地模仿鲁迅的语气写起作文来。
前年，我读了二湘老师推荐的一部长篇小说《英格力士》，主人公“我”在乌鲁木齐读初中时，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个极其文雅的上海下放知青。他因为特别喜欢英语课，获得了随意出入英语老师宿舍的特权。这个情节，与我少年时代初中生活经历高度吻合了，引起了我强烈的情感共鸣。他的英语老师的宿舍里有一部牛津英汉大词典，令他垂涎欲滴，以至于在一个夜晚，冒险潜入老师的宿舍偷那部英汉大词典。
杜老师宿舍的书橱里没有英语词典，但却放着一部《辞海》，上、中、下三册，又大又厚，放在书橱里，格外亮眼。那是我老爸经常挂在嘴边，最想得到的一部语文工具书，但他买不起，又加上在当时这样的大型工具书，发行量极少，乡村的老师甚至于学校，难得一见。我上初中时，老爸给我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辞典》，与杜老师宿舍里的《辞海》相比，是孙子辈的。但对于我来说，已经是爱不释手的宝贝了。
我不可能去偷杜老师的《辞海》，但却有机会把它们从书橱上抱下来翻读。每到放暑假的时候，杜老师会安排几个成绩好的学生轮流到教室里值夜。两个人一组，从家里背一床被子，把几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了。
放暑假的时候，杜老师多半的时间都呆在老家。他就会安排班里的一个女同学给他看宿舍。
女孩大大的眼睛，梳着一条欢快的马尾辫。她的父亲也是教师，家就住在学校边上。我和她的成绩在班级并驾齐驱，是杜老师最得意的两个弟子，我们俩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级朗读。
她也是我青梅竹马的初恋。我们俩的目光，在课堂上总会无数次相碰。有一次，来了一个很大的马戏团在学校操场上演出，学校为此还放了半天假。操场围上一圈高高的布幔，买票入场。那时候，父亲还没有转为公办教师，工资低，最小的五妹也刚刚出生，家里经济负担重，不可能给我钱去买票。演出那天，我一个人正坐在教室里发呆，突然那个女孩推门进来，把一张门票放在我前面的课桌上，转身就跑出去了。后来，我把这个美好的回忆写成了一首叙事诗歌：《故乡 少年》。
每当我在教室里值夜时，看到对门杜老师的宿舍里发出的柔和的橘黄色灯光，我就知道，是那个女孩在窗下的书桌上读书。有时候我会痴痴地望着灯光，内心充满着一个少年最美好的情愫。这柔和的橘黄色灯光，温暖了我自卑的少年时期。
女孩有时有事，比如去姥姥家走亲戚，她就会委托我帮忙给杜老师看家。这个时候，我就有机会饱览书橱里的大部头《辞海》了。
我对文学的兴趣，一半是家父濡染的，还有一半，就是杜老师培养出来的。我有个习惯，每当暑假提前领到下年级的新书时，总是把里面的白话课文一口气读完。但对于课本后面的文言文，我就弃之不顾，因为太难读了。杜老师教文言文的时候，总是要求我们通篇背诵古文，比如《岳阳楼记》、《出师表》、《小石潭记》、《师说》等。我和那个女孩，是在课堂上被杜老师点名最多的站起来背诵古文的学生。
不仅背诵课本上的古文和现代文的精彩段落。杜老师那个时候还给我们开安排了几个课外学习任务。他选一些课本上没有的古文，亲自刻在蜡纸上，油印出来，给我们讲解，要求我们背诵。
印象最深的一篇，是屈原的《国殇》。说实在的，那个年龄，背诵一下唐宋八大家，还能勉强懂点皮毛，但要我们背诵和理解楚辞，已经超出了我们那个年龄和智力所能接受的限度。但杜老师给我们认真地讲解通假字、生僻字的读音，讲这首诗的意义，讲屈原的故事。
后来我才意识到，少年时代背诵古文，与背诵唐诗一样，并不强求去理解，只要熟记于心，心里储备着这些古文诗词，当有一天，阅历与记忆中的诗词中的情景重叠时，自然而然地就懂得了这些诗词的美妙。
要说背诵爱国诗篇，《满江红》那不算事儿！我在十三岁上就把《国殇》背诵得滚瓜烂熟，这比《满江红》早了一千多年。如今读起来依然朗朗上口：
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争先
………
老式油印机（图片来自于网络）
杜老师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外课：书法练习。他自费给每个同学买了一本米字格书法写字薄，让大家下午放学的时候，把他规定的几个字写一篇毛笔字交上去，他逐一批改。写得好的字，他会在那个字上画个红圈。有一个同学，虽然功课成绩不好，但毛笔字写得有模有样，每次他获得的红圈最多。
写完字，杜老师会给我们念一段小说，就像收音机里每天半个小时的小说连播。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给我们朗读的是科幻小说《大西洋底来的客人》，我被那奇幻的情节深深吸引，总是目不转睛地倾听杜老师用那沙哑的声音，浓重的皖北口音朗读。那部科幻小说就放在他的书橱里，我给他看门的时候，就从书架上抽出来阅读。多年后，我才懂得，杜老师教育学生的良苦用心。他是在通过这种课外教学的方式，发现学生的特长，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开阔他们的视野。那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啊！
杜老师对我很是偏爱。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和同学打架惹了祸——那个时候，家离学校还有二里多路，街上调皮的男孩在我们这样地道的农村孩子面前，言谈举止就有一种优越感，再加上我受杜老师的青睐，他们就看不顺眼，总是找茬欺负我。那天上课前，我和街上的一个高个子男孩起了冲突，照着他的面门打了一拳，把他的鼻子打得鲜血直流。我的父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给我请了个武术老师，训练了我几年的武术基本功，踢腿、倒立、前后翻筋斗，所以我个头虽然瘦小，腕子上多少还是练出了一点劲道。
男孩一摸鼻子，发现满手是血，立刻吓得哇哇大哭起来，边哭边瞪着一双泪眼用左手抓着我的衣领，举起右拳对我的面门回了一拳。我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摊开手指，掌心朝外，挡住了他的拳头。男孩见没有打到我，也没有胆力再打第二拳了，哭得愈发凶起来。
我喜欢的那个女孩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还有调皮的学生在跟着起哄，教室里乱成一锅粥。
这时候，杜老师踏着上课的铃声进了教室。他看到了这一幕，帮那男孩擦净脸上的血，批评了我几句，就让我坐回教室前排的座位上。既没有让我到黑板前面罚站，也没有把我送到教师办公室接受校长的训斥，更没有向我的父亲告状，让我免了老爸的一顿揍。奇怪的是，杜老师进来的那一刻，我望着那个一把眼泪一把鼻血边哭边抹的男孩，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
我的个头瘦小，座位是在最前排的。杜老师在讲语法知识的时候，我那时候仗着读了老爸的《现代汉语语法手册》，加上一股子初生牛犊的少年莽撞气，有时候会在课堂上和杜老师争论起来，比如说这个词在这个句子里是宾语还是补语等等。
对于我的质疑，杜老师从来不生气。就是有一次上课时，我得意忘形，抬起左腿，把小脚丫子放在了椅子上，弯起左臂抱着支棱起来的膝盖，就差没去抠脚丫子了。杜老师看到了，厉声说：“把腿放下来，像个什么样子！你这是在下茶馆哪？！”
这是杜老师在我当年的成绩单上写的评语。我把它剪下来贴在我的一篇日记里以自我激励，才侥幸得以保存老师的手迹。老师这样说的我：
学习成绩较好，但不太努力认真，尚能遵守学校常规，但有时说话讽刺人，因此影响同学之间的友谊。希今后认真参加劳动锻炼，少玩军棋。上课时不要蹲在板凳上。
初二的暑假，我的父亲决定把我转学到镇上的中学。因为我就读的联中没有正式的英语老师，镇中学才有。联中的英语老师是一个县城下来的初中毕业的待业女孩，通过她父亲的关系，谋了个临时代课老师的缺，来我们学校教英语。她只会教两句三脚猫的问候语，所以，英语课几乎是荒废的。
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起，父亲让我跟着半导体收音机，学了三年的日语广播讲座，到了初二才知道，中考只考英语。老爸有点慌了，赶快张罗着给我办理转学事宜。校长是我们本家族人，比我还要低一个辈分，答应得爽快。正巧的是，那个女孩的爸爸也要把她转到镇中学去。杜老师知道他的两个得意门生要双双飞走，找到校长说，“你要是点头把我的这两个学生放走，我立马辞去初三班主任，以后再也不教语文课了！”
因为杜老师的反对，我俩最终都没有转学。
留在了联中，我的中考成绩仍然很出色。杜老师劝说我的老爸，一定要让我去读蚌埠市的省重点高中，以后好考大学。那时候，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要吃饭、读书，老妈的身体又病弱，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不足以支撑我到市里读重点高中。老爸犹豫再三，决定还是让我读中专，这样好早点出来工作，给家里减轻点经济压力。
杜老师知道我最后还是报了中专，摇着头连声叹息道，“可惜了呀！可惜了！”
杜老师是对我的学业影响最大的人，然而，我参加工作以后却再也没有见过他。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那时候，我中专毕业后分配到蚌埠工作，有不少曾经的中学老师找过我帮忙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唯独杜老师，一次也没有找过我。每年春节，我回家陪伴父母，心里总想着去看望一下已经退休的杜老师，但来去匆匆，又总是没有付诸于行动。
时光就像钟摆一样在游移不定中飞逝。大概是2019年回老家，与几个初中的同学聚会，我提议去看望一下杜老师。其中一个同学说，杜老师已经去世了。
我很愕然，沉默了许久。屈指一算，杜老师还在世的话，的确已经是年逾九十的耄耋老人了。
我的迟疑不决和优柔寡断，表现在去探望杜老师这一件事上，给我带来的是无尽的遗憾，时常在我心里，生出一种忘恩负义似的自责和愧疚。
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写下了这些文字。这是献给已经不在人世的杜老师的一束鲜花，虽然已经无处安放。
那么，就让这束花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绽放吧！
（耕读堂主人草于9月15日—16日夜）
聆听良知，坦鸣心声。
我手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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