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寒门学子，十多年走过来的科研路
距离当初自己很笃定的要进入学术圈，一转眼，已经有十好几年了。
依稀仍然记得2005年那个冬日的午后，在土木学院一楼自习室那个靠窗的位置，从午睡中醒来的我，因为趴着睡觉，双腿麻木到无法动弹。口水肆意的流淌在我那本《土力学》的教科书上。
我承认，我并不是很用心的复习，看似用功，其实只是在感动自己而已。记得很清楚，当时口水把两页书都粘到了一起。很不情愿的将它们分开，我再次尝试去理解土力学之父太沙基所创立的关于土体一维固结的理论。也就是在这次，如醍醐灌顶般，我居然理解了太沙基理论的精妙之处。
也是这次的灵光闪现，再次激起了我对学习的兴趣，慢慢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之路。
我大学本科的前两年，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过的浑浑噩噩的，假装睡觉的人。成绩在这个中等985学校的不起眼的工科专业，很普通，甚至有点差。平均成绩不到75分左右；在30人的班里，我排名不过15名左右。
从农村初到大城市，我想我应该是无法适应这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也可能是无法面对与别人的巨大差距，比如经济，比如认知。
于是，我敏感地小心翼翼的，惴惴不安试图安抚那可怜的自尊。当时的目标，应该只是期望能顺利毕业，而后，找份普通工作。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早已被我藏在了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虽然这份追求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了18年。
也就是在这个冬日的午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科学还是那么的热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改变自己，决定顺从自己的内心追求。一旦下定了决心，一切都变得简简单单起来。我开始静下心仔细的的读书，耐心的理解专业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内心的笃定，也改变了性格。我开始变得少言寡语，只因为沉浸在了知识的海洋里。大三的课程，多且难。我却开始享受起学习的过程，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大三两学期的平均成绩已经接近90分。
无奈，历史欠账太多，我并没有什么机会保研，于是只能选择考研。其实，我的应试水平并不好，而且英语、政治成绩一直很差。
考研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了成功，我只能选择一些专业实力顶尖但入学成绩要求较低的院校。经过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和半个冬天的准备，我勉勉强强的跨过了国家线。
三月份，我有惊无险的进入了面试，考入了北京铁科院，正式步入这科研/格竹之路。
其实，在北京的硕士三年，我挺后悔的，因为浪费了大好的时间。这其中既有客观环境的限制，但大部分是自己的原因，研一间，由于感情问题，自己始终纠结在自己的悲伤里，又步入了曾经的浑浑噩噩的状态。研二，逐渐醒悟，我开始大量阅读英文文献。
恰巧，同办公室的两位师兄都是业内大师的弟子。在他们的带动下，我开始了我的专业知识积累。再之后，做项目，从中提取科研问题，做实验，总结，撰写小论文，完成硕士论文。由于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这一切都很顺利。
2008年研二时，我开始决定申请留学读博。这种决定，是受多重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毕竟每天阅读的都是外文文献，且周围很多同学老师谈论的都是出国深造。做决定很容易，准备申请的过程却很难，毕竟我的英语基础很薄弱。
经过四五个月时间准备托福，最终成绩是89分；经过三个月时间准备GRE，最后成绩差的无法让人直视。在2009年10月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寄托的考试。
虽然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毕竟可以开始的申请学校了。那年，我一共申请了五个学校，两个英国，两个美国，一个新加坡。年底的时候，接到新加坡一个非正式的电话面试，但是被我搞砸了。农历年刚过，Cambridge 提供了了一份conditional offer，没有奖学金。4月初的时候，美国两个学校发来了拒信。
2010年的5月已经来临，我却没有一个深造的机会也没有。这时我也已经错过了国内高校博士招生的节点。慌忙之中，我只能匆匆准备求职工业界。用了一个晚上，简单的准备了简历，网投了几个民营建筑施工企业，毕竟我还得养活自己。
一周之后的一个早上，我还赖在床上纠结是否去大兴面试一个“结构工程师”的职位的时候，接到一个新加坡的电话。那边的老师询问我是否愿意去南洋理工读博。是的，我作为候补，在另一个学生拒了offer之后，机缘巧合拥有了一个继续科研的机会。没有犹豫，我答应了下来。
于是，从2010年9月份起，我在南洋理工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业。这几年博士学习，说起来也顺风顺水。2012年初，第一篇论文定稿；8月第二篇论文定稿。同时，得到学校资助去美东一公立高校交流半年。在2014年1月论文答辩之前，已经有四篇文章接收，另有一篇再审。
三年半的时间，我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
博士答辩前半年，我已经开始联系美国的博后位置。当时美国经济状况不好，联系的人都没有funding。尝试了两三个月之后，其中一位业内大牛回复我说有个项目pending让我等待。
几周后，他联系说项目得到资助。于是，在博士导师那里过渡了半年之后，我于2014年9月来到了美国德州一大学城开始了我第一段博后科研。
这个职位其实是受到一个工业界项目的资助，它本身对科研成果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按时参加项目组的会议，按时定量完成实验任务，撰写实验报告就可以了。
老板算这个领域内的大牛，但是似乎对工业界项目并不是很在乎。他直言按时定量完成项目要求并不是我最重要的任务，而应该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科研上。其实我也同意，毕竟若想要寻找教职，没有过硬的学术成果是不太可能的。我在这个美国南部小镇一共呆了两年，最终发了四篇文章。在这个比较小众的工科领域里，还算不错。
2016年年底，项目结束了。早在项目结束前半年，导师就告知我需要在年底前寻求新的位置，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支持一个博士后。还好，我联系了一个刚刚拿到tenure的中年老师，他有一个工业consortium，同意资助我一年。于是2016年底，我从南方炎热的大农村搬到了北方冰天雪地里的玉米地。
第二段博士后并不是受特定项目的资助，因而我得以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一些尝试。三月后，第一个科研想法已经实现，论文也很快投出。两个月后，第二篇论文也完成并投出。第三篇文章花费了不短的时间，大概8、9个月，不过最后发在了行业内较好的杂志上。半年之后，我又实现了另一个想法，论文也在两个月后完成并投出。这段博士后不到两年，一共产出了四篇文章。
这四年博后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申请美国教职。因为本身领域比较小众，opening不是很多。每年大概只有三两个位子跟我的科研方向特别契合。这么算来，我一共比较认真的申请了15个职位。
除此之外，我每年还申请大约五个左右的和专业比较相近的职位。不过这些申请没有一个得到回应，想必都是在第一轮就被刷掉了。
在这些认真准备的申请里，一共有过两次电话面试的机会，不过都没有进入到下一轮。有5个学校要了推荐信，其中有两个学校进入到了校园面试，这两个最终都得到了offer。
第一个offer在博士后第一年，是一个位于南部的专注于本科教学的小学校，也有硕士研究生的项目。对于这个机会，我没有考虑很久就很坚决的拒绝了。因为我知道，选择去那里，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只能疲命于教书，也意味着舍弃了科研。
另一个offer是在博士后的最后一年，这所学校位于美国西南，属于一个州立大学。这个学校虽然很整体实力有些弱，但在我的专业方面科研还做的不错，圈内人还比较认可。我没有过多犹豫，就接受了这份offer。2018年9月，我从凉爽的北方就搬到了这个不大不小的，虽然有点炎热，但还算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
这一路走来，看似顺风顺水，毫无波澜，其实荆棘遍布，困难重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这走在学术路上的十多年。有时候会想，在遇到挫折或抉择的时候，如果我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现在的我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不怕大家笑话， 2010年前，我最大的困难是经济。我来自陕西中部的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可能现在大部分学生都已经无法理解农村的生活状态了。
这里，大部分人都以种田为生；少部分人做点生意，勉勉强强能自给。自我记事起，我们家一直处于负债状态。每每过年前或是开学前，我都会看到父母四处奔波借钱。
现在想想，从小学到高中，我其实并没有花很多钱，而且那时的学费其实并不贵。而且，高中三年六个学期，我只交过两次学费，总共1600块。其他的四个学期，我都刻意的赖着。我们县高中也知趣的从未跟我提过这个事情，毕竟他们也不想失去我这个学生。那时每周大约四五十块的生活费，就算是我所有的花费了。尽管看似如此少的开销，我依然能感受到父母的窘迫。
大学阶段，每年伙食费加住宿学费等，大约需要一万块，我更是能感受到这带给父母的压力。这种物质压力加上自己的敏感还有农村孩子的自卑，直接导致我大学初期心态崩溃，进而导致学习成绩很差。
硕士阶段因为有补助，经济状况能稍稍好转，但也是常常入不敷出。毕竟每个月大概只有一千多点的补助，但需要吃，穿，住，用，行。
没有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重要的是在遇到一些无法回避的开销时，那种压力、无助、自责。记得在申请博士学校的时候，我只选了五所学校，毕竟，我并没有那么多钱去申请更多的学校，去博更多的机会。
我甚至连一个可用于支付的信用卡都没有。我没有参加任何托福、GRE培训。甚至，连那五个学校的申请费，我也是从一个大学同学那里借的。
读博之后，由于有奖学金，温饱就此不是问题了。那四年，是我30岁之前人生中最欢快的四年，可以自由的做学术而不用担心物质条件的限制。博士阶段的最后半年，找博后职位的压力还是很蛮大的。
那时的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国外做几年博后。但是因为美国经济不景气，而且导师在国际上知名度并不是很高，虽联系了很多老师，却没有什么机会。
记得那时，我每晚转辗反侧，不能入睡，跟神经质一样不停的查着邮件。这又导致我第二天又不能早起，于是每天都是将近11点才起床，进而感觉自己浪费了一天。心里的压力也导致那段时间科研效率并不是很高，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科研产出。
不过，我要很感谢我老婆那段时间对我的宽容与体贴。她也是博士毕业，不过已经在工业界找到了工作。她本身属于看的很开的人，因而也不催我毕业；对于我寻找博后位置，她也没特别在意结果。
在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后，她果断的辞了工作跟我一起奔赴了美国。谁曾想，那一走之后，就是四年的飘飘泊泊。
第一站博后，合同是一年一签。因为我第一年表现的还不错，第二年的合同也很顺利的签了。但是在第二段博后结束之前的半年，我又陷入了那种不停找下家的低效状态中。我不停的给业内各个老师发询问邮件，给国内高校发着自己的简历，给还算专业契合的教职递交着自己的材料。那种焦虑的状态，是很难的描述的一种让人发慌的，几乎接近精神崩溃的状态。
2015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这既带了很多欢乐，也给我带来了更多无形的压力。第二站博士后的合同很复杂。第一份是一年，之后是几个月几个月延的。签证是跟着合同一起走的。
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预测自己三个月后将身处何方。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甚至回国连一个住处也没有。那种煎熬，加上焦虑也让我跟我妻子不断的争吵。为了家务而争吵，为了孩子而争吵，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几乎不怎么争吵。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争吵几乎不断。想想，其实她为我们这个家庭奉献了很多。自来了美国，她四年没有回过国，也没有工作过，也从没有让我为家庭经济问题担忧过。
这一切，都保证了我能把有限的精力完全放在科研之上。于是，在不断的争吵中，我开始慢慢反省自己，逐渐开始顾家。比如，开始主揽家务，比如周末花大把的时间陪孩子，比如，学会感恩。
其实，在2018年不管能否在美国找到教职，我都下定了决心要结束这漂泊的生活，要么回国工作，要么在美国找份固定的教职。四年，是我对自己博后设置的最长期限，毕竟我需要开始为自己的科研想法而努力，需要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因为我专业比较小众，且和国内脱节，投出的简历很多都没有回应。我也参加过数次国内各个高校的青年论坛，也联系过数家单位的特聘研究员职位。无奈因为专业不对口，或没有大牛背书，我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再加上自从博士起就跟国内学术圈已经脱离，当美国那个机会来临时，我毫不犹豫的选择继续在美国从事科研。
对于美国申请教职，最重要的当属自己的学脉，也就是你哪个组毕业的。文章固然重要，不过超过一个量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影响了。在我们这个学科里面，往往10篇文章就几乎可以证明你是一个不错的科研人员。再多那么几篇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今年我也有幸参与一次教职申请，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明显能感觉到大家对出身的重视。这里的出身，不是指名校，而是指有影响力的研究组。
他们不会因为你是是从斯坦福毕业的就把你比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看的更高一等。当然，研究方向的契合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比如，他们要找一个岩体隧道开挖方向的土木专业的老师，你如果是做土体隧道开挖的，成功的可能性往往微乎其微。这里的可能性是指进入top10或top15的机会，且不说进入校园面试最终取得offer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教职申请，是特别玄的一件事情。
在这些年中，家庭对于我最大的帮助，应该是提供了一个崇尚读书的环境。这点，大概也就是所谓的三观正确吧。
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四代同堂。我曾爷爷97岁去世，那个时候我25岁。他没读过很多书，生活在农村一辈子，却一直鼓励孩子们读书。他可能不知道读书是农村人摆脱贫穷的唯一出路，但他却坚信读书多没有坏处。
爷爷50年代还考上过省城的中专。不过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休学在家一年。由于成分问题，之后就再也没被允许离开农村。没有读书，这也许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父亲只是初中毕业，在恢复高考之后，虽有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却因基础太差不曾考取任何学校。父亲虽然生性懒散，却也还明白大是大非，对于我们兄妹几人的学习也是竭尽所能。
尽管如此，因为经济状况的限制，我也还是没能受到当时当地最好的教育。初中，我只能选择100块学费的镇上初中而非1000块的县初中；高中，我只能选择没有择校费的县高中而非3000块择校费的市高中。
在那个时代，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的差距，早已经被大多数人所觉察，也包括我。我只是很懂事的不去坚持一些会让家人陷入窘况的选择，哪怕我知道那对我是好的。
大学择校的时候，算很幸运。爸爸的堂弟已经硕士毕业，他根据我的估分，很正确的判断我大约在全省2000名左右，进而替我排除了北大、清华、以及华五，选取了那所华中地区的理工科院校。算算，其实这也是我分数所能被录取的最好的学校了；想想，这也是我最大的幸运了。
大学之后，来自家里的帮助与支持就很少了。从经济上来说，我是窘迫的，尤其是跟周围同学们相比。这进而导致自己的自卑。这自卑其实伴随着自己已经很久了，毕竟从小到大，我所认识、接触过的几乎所有人都比我们家条件要好。只不过这种自卑一直被所谓的优秀成绩所掩盖，并没有大到影响我的精神状态而已。
可大学之后，周围同学不光是来自农村，县城，还有省城，以及更大的城市，阶层的差距被放大了好几倍。当我连QQ都不会用的时候，他们在纠结新配的电脑是选256M还是512M内存；当我在纠结一餐饭是否需要多加一个鸡腿时，他们在筹划着十一是去北京还是上海旅游；月底当我在犹豫是否需要开口问家里索要那400块的生活费时，他们却在讨论着是买耐克还是阿迪的鞋子。
这种环境下，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里，我崩溃了。一方面，我想努力的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毕竟成绩优秀是唯一能掩盖我脆弱自尊的方法。
另一方面，我却分明能感受到自己在各方面的差距。我一度因为抑郁症而休学回家。在这个时候，家人还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不去追问我为何而休学，也不强硬要求我做什么。我颓废在家的那段时间，他们试图去理解我的决定，并用他们能想到的方法去帮助我。
慢慢的，我开始想开了，也不再去追求所谓的优秀。于是，又回到了学校，开始大一大二那浑浑噩噩的生活。不求优秀，只求毕业。那时，我想我应该是不会跟命运抗争了吧。
之后，我跟家里人就慢慢的有些疏远了。我不再跟他们谈论我的生活，虽然我还是经常的听他们谈论他们的生活。我想，一直以来，我的心里应该有两个小人。一个小人告诉我，自己应该平平淡淡的，像所有其他普通孩子一样，毕业，工作，结婚。
如果能从农村跳到城市，哪怕只是一个县城，我也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任务。更高更远的目标，留给下一代去完成吧。
可还有一个小人，它一直督促我去了解更多的世界，去解决很难的科学问题，去给别人做一个榜样。在大学的前两年，前一个小人一直在指引着我。就在那大三的冬日，另一个小人和太沙基一起，开始走进我人生，开始规划我的人未来，开始指引我的追求。
博士第一年的春节，我汇给了家里5000块，因为我知道年前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不靠借钱，是无法度过这个寒冷的春节的。那时的我，虽然已经拿了五个月的奖学金，但5000块还是一笔不小的钱。
父母从来不会主动问我要钱。父亲虽然生性懒惰，却也还有些自尊，哪怕向我姐姐借钱，也决绝不会向我张口。我也很默契的从不询问家里的经济状况，只是时不时给姐姐汇些钱，让她代转家里。我知道，家里的从来都是负债运行的，父亲只是拆西墙补东墙，从不会踏踏实实做一份安稳的工作。
和父母的最大冲突，发生在最近一段时间。2019年夏天，我决定接父母来美国停留半年。一方面想着爷爷奶奶一定很想和孙子孙女一起生活，另一方面，想着能让父母看看我工作生活的地方。
毕竟他们年纪慢慢大了，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过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的争吵不断。我是一个很爱整洁的人，他们却习惯了村里凌乱。
我不愿大人在孩子面前玩手机，他们却早已养成了无时不刻用手机看视频的习惯。他们没意识到他们骨子里重男轻女的观念，我却很不满他们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对我女儿的忽视。我习惯少油少盐的清淡的饮食，他们却一直延续在老家的重口味的饭菜。
他们一直告诉我，男人就应该只关注自己的工作，家务还有照顾孩子留给他们就好，我却倾向于将家里所有事情都放入我的规划中。于是，冲突，冲突，还是冲突。
其实我们没有本质上的冲突，有的只是观念上的冲突。我，走在学术路上走了这么久，在生活上也变得有些刻板；冲突时，也想着用理性的分析解决问题症结。父母，在农村生活了60年，从来不受任何约束，总是按照自己的性子生活，也缺乏那种以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想法与能力。从18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们住在过一起。
这些年，他们的性格、习惯、处事的态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他们也没有需求去反省，也不会有意识的自我约束人的惰性。而我，已经改变了很多。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法能够和平共处了，谁都没有错。
有的只是，我长大了，他们变老了。
这些年，遇到过不少对我帮助巨大的老师。离开了他们的帮助，我想我是无法走上这科研之路的。硕士阶段，导师其实对我是属于放羊状态。
导师是80年代初期清华的学生，骨子里有着那特有的傲气。在单位他不是特别能看上谁，而且在语言上不时把这种态度表现出来。在这种京城皇城根下的事业单位里，他郁郁不得志。
在我读硕的那几年，他已经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琴棋书画方面。不过老师留洋过几年，因而观念比较新，鼓励我出国留学。其实，我能去新加坡，也是因为老板之前在新加坡呆过，或多或少跟那边的老师还有点交情。
在新加坡读博的时候，导师允许我在较大范围内自由选择研究课题，哪怕超出了他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我这四年过的非常开心，甚至上可以说是无忧无虑。我不但可以直接和他讨论，而且甚至可以否定他的想法。仍然记得2017年圣诞节时，我驱车两个小时，来到临市。
导师和家人在那里度假，因而我也有机会跟他第一次在毕业之后见面。那时的我，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美国教职还没有着落，国内工作也没有希望。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跟我性格很相像，跟我也很有灵犀。
记得博二的时候，我心神不定，有退学申请美国学校的想法。他敏锐的捕捉到我的思想变动，细致的给我分析得失，耐心的劝我，大度的给我足够的时间来彷徨。在美国的这次相见，他也第一时间察觉到我的忧虑。没有用大道理劝我，他只是带我去了一个附近的教堂，陪我在那里默默的祈祷。无声的祈祷，在那个寒冬，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我祈祷。记得2012年秋，我刚来到美东交流，因为着凉连续咳嗽好几周，被当地卫生部门怀疑肺结核，准备强制隔离。无助且恐慌，我在新加坡时间凌晨5点拨通他的电话。虽然并没有期待能够跟他通话，电话却还是接通了。听完原委，他安慰我，隔着万里重洋，给我默默的祈祷。
第一站博后的导师在学术上可以算做是大师级别，但性格上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跟所有的学生、博后、同事都没有保持很好的关系。在那里的两年，我们总体相处的还好，虽然对于他的强势还是有些抵触。不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写作、数据处理的技巧。这些财富，直到今天，也受益匪浅。
而且，正是有他的推荐信，我在美国求职的过程中，才不会完完全全被当作圈外人。仅仅从这点上来说，我从心底上来说，是感激的。第二站博士后的导师，跟我个人关系还不错。我们一般讨论学术，偶尔也讨论生活。那两年间，他也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想法，验证自己的判断。
几篇高水平文章，也产生于那个阶段。他竭尽自己所能，对我提供各种帮助。他对我来说，亦师亦友吧。
博后和博士的导师，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博士，你就是老师的学生。老师纵然对你有万般怨言，他也会竭尽所能帮你解决你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你的顺利毕业，其实就是他最大的期望。但是作为博后，你是被雇来解决问题的，不能有轻易犯错的机会。博后的容错率其实很低，尤其当你的合同是一年一签的时候。
虽然也有很多冲突，我从心底都很感激这些老师。他们确实都是我的恩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求学、工作中，还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亦或惺惺相惜的朋友。他们或跟我讨论专业问题，或跟我一起游山玩水，或跟我喝酒吐槽。朋友，大多有保鲜期，过了那个阶段，都淡出了我的生活。不知是我的不主动，还是他们的遗忘。
现在的我，有一双儿女，有自己的家。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我的科研也应该按部就班。
这样，我很心满意足了，也很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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