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是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她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出走”——离开了她那伪善的家。剧中,大门嘎吱一声,高潮处即落幕。可现实中的“出走”不是推门、关门那么简单。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鲁迅说,“堕落或者回来”,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我,如同学术界的娜拉,36岁仍一事无成的中年娜拉,一只脚已然伸出门外,另一只脚却动弹不得。口中不断嘀咕“to leave or not to leave”,却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可什么是出路,我的概念仍旧模糊、模糊。我持续思考,又不断推翻。我患得患失,生怕徒增遗憾。我试图寻找真相,而真相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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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一位难求
前几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这一行当,一人一桌一电脑而已,电脑还自备,可惜一桌难求。36岁,说句‘我的前半生’也不会太过矫情。下半场如何开场,还要好好想一想”。这是我在遭遇博士后退站危机时的一点感慨。如今看来,退站与否不过是表象,这种踟蹰早有端倪。也许,从我大龄读博、延期毕业那刻起,就已注定了我的学术之路不会十分顺利。疫情不过是个契机,让我无从逃避,逼迫我正式思考还要不要继续下去。所谓“继续”,指的是要不要继续学术事业,而目前更为直接的——要不要继续寻觅教职。 可教职难求。读了博就觉得该搞科研,搞科研就觉得该当教授。这里面当然存在逻辑谬误,但也并不难理解。有研究表明,美国只有12.8%的博士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职,少于17%的科学博士在三年内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职(也有好消息,一半tenure-track的助理教授最终会tenure成功)。2018年一项PNAS调研显示,半数科研人从入行到离开不到5年。这些数据都指向如下结论:对于一个想要获得学术界稳定教职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来说,成功不过是偶然,失败才是常态。如果你不喜欢“失败”这个词,也可以替换为中性词——“离开”。 为什么找不到教职?人们常给出以下答案:没有连续海外经历、年龄超限、专业太冷门/太热门、“出身”学校不够好、发表记录不漂亮等。这些答案十分普遍,其所指也心照不宣——没有拿到教职当然是不够优秀。可果真如此吗?我认为并不是,或者说,起码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真正导致教职难求的关键在于“基础比率”,也就是教职数量/博士数量。人们或许会说教职稀缺,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首先,教职不是突然变少,而是从来如此。换个隆重些的词——“教席”,甚至有位列仙班之感。如果对大学的发展历史稍有了解,我们会知道“教授”这个词的真正分量——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大学教授是与僧侣、教会等并列的不事生产的阶层,说句“贵族”都不为过。其次,就“学术市场”而言,流通的商品是“博士”,而非“教职”。因此,并不是“教职短缺”,而是“博士过剩”。Brennan教授在他名为《Good work if you can get it》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提供学术工作的人数(供应量)超过了空缺职位的数量(需求量)——这是供给侧问题,而不是需求侧问题。进一步,他还给出了一系列数据证明教职并没有变少(虽然本来就不多),甚至还逐年有所增加。 因此,拿不到教职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础比率。明白这一点,既可以提早明白学界存活之难度从而有的放矢,更重要的是,不要妄自菲薄——毕竟,学术界打击自信心非常有效的一招就是:“你拒绝了我,还列出一堆过错”。